偏见捆绑了一些比认知顽固得多的东西，包括逻辑思维和感知的交叉，认知与利益的绑定，思维体系的高替代成本，认知和利益的路径依赖。
偏见是对事物系统性的、错误的看法。两个修饰词都很重要，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错误。有偏见的人，就像瞄准镜歪斜的枪，子弹打出去，肯定打不到靶心，而且误差在同一个方向。
人并不完美，都会犯错，所以错误本身并不新鲜。但系统性地犯判断错误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不做矫正？如果错误向左，为什么下一次不向右调整？
人为什么会有偏见？有多种原因。为什么偏见这样顽固？追其究竟，是因为偏见捆绑了一些比认知要顽固得多的东西，包括逻辑思维和感知的交叉，认知与利益的绑定，思维体系的高替代成本，认知和利益的路径依赖，以及人类进化与环境变化速度的错配。
有一种偏见来自于潜意识，隐蔽性比较强。人的思考和计算机的运算不一样。计算机是完全理性的，从输入的数据到出来的结果，其中的过程是逻辑和数学，没有任何其它的因素。但人的理性是脆弱的。人用大脑思维，但会用整个身体去感知。和美食、美景、美感、美味、美音一样，有利的信息、美好的想法都会让我们愉悦；反之，和饥渴、酷热、寒冷、病痛一样，由思想导致的失望、妒忌、仇恨、恐惧、后悔都会让我们痛苦。在人的头脑中，思想和感知并不容易直接分开。感知是无法规避的，好的坏的都会如实体现。但思想是柔性的，通过改变思想而让我们获得快乐、避免痛苦，其实和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改变思想相对容易，无外乎用扭曲的模型处理信息，降低对不利信息的敏感度，增大对有利信息的敏感度。自己骗自己，自己吓自己——这种事情实际上极为常见。计算机能够完全理性是因为它既没有快乐的奖励，也没有痛苦的惩罚。而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是人的最根本诉求，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只是辅助工具。
那么，理性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追求理性？毒品能给人带来及时的快乐和长期的痛苦。偏见和毒品的作用是一样的。追求理性、摒弃偏见是追求长远利益的做法。但对于沉迷于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利益的人来说，偏见并非是完全没有理由的选择。但凡这种偏见比较明显的人，或者自大，或者爱权，或者好色，或者好虚名，或者胆小怕事，或者极端自私，或者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总之遇事无法从大局出发、长远出发，是一些追求“感觉”的人。
另一种偏见来自浅层意识，并非来自于思考的误差，而是表达出来的偏见，俗称撒谎、炒作。人之所以撒谎，是为了误导，是一种斗争的手段。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利益。这里只不过运用的手段是信息，而不是武力。指鹿为马、混淆黑白，都不是随机的错误，其中的偏差都有规律可循，对信息都是向自己有利方向扭曲。
用信息扭曲进行斗争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三十六计”中的一半，比如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指桑骂槐、趁火打劫、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调虎离山、声东击西、暗渡陈仓、假痴不癫、欲擒故纵、空城计、苦肉计、偷梁换柱、美人计，都是信息战的案例。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社交媒体传播谣言、假新闻、不完全信息，更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竞争的一个常用手段。
这种信息扭曲对人的认知有没有影响？肯定是有的。一方面，扭曲信息的接受者自然产生认知的偏差，这一点无须争辩。但另一方面，其实扭曲信息对传播者本身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人的思维，无论从客观上讲是对还是错，都会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去做到体系自洽。一个不成功的人，如果觉得自己的失败都是来自社会的不公，当看到穷人家的孩子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时，一定不会接受，而是会指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某某达官显贵的帮助。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让“社会是不公平的”和“穷孩子也能成功”自洽起来。一个相信上帝造人的人，很难接受进化论。但在大量的科学数据面前，如何做出选择？于是就有人创造出一个“智慧设计说”，解释上帝并没有直接造人，而只是做了一个流程设计，而这个流程就是进化的过程。完美。
一个故意扭曲信息的人，不仅有来自内部的逻辑自洽的动力，为了赢得公信力，更有来自外部的对其“整个故事”合理性的强烈需求，因此就必须调整其思维中所有和谎言不自洽的成分，而让制造出的内容具有整体逻辑性。这就是谎言对谎言制造者的反作用力，制造谎言会对其本身的认知造成扭曲，造成偏差。扭曲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利益，那么在自己的思维中产生偏见就是这种斗争方式的代价。老百姓说的“谎言说多了，自己都信了”，就是这个道理。
偏见的产生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即现在的偏见的方向和大小和历史上某个时段选择的道路有很大的相关性。产生路径依赖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思维的高替换成本。由于每个人的思维都是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中每个部分都需要有相互间的逻辑自洽，因此牵一发、动全身，要改变一个部分就往往必须改变整个体系。这个成本是巨大的。这就像信上帝的和信科学的，对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有非常不同的认知，当遇到某件新事物时，反应就一定不一样，而且很难调和。另一个例子是中医和西医的辩论，其区别是系统性的，因此很难在某件事情上局部调和。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一是因为老人有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思维体系，因此如果要用一套新的体系来替换，成本更高。二是老人身体更加羸弱，考虑的因素更加短期，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做一件这么难的事情。所以让老年人创新、改变思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一定是很困难的。年轻人的创新力来自于其更低的思维体系替换能力。
路径依赖的第二个来源是思想与利益的捆绑。小孩子玩电子游戏，玩的时间长了，就积攒了不少“数字资产”，比如排行、积分、道具、武器等，如果这些东西不能转让，就自然对孩子产生很大的粘性。成人在社会的游戏里，有着同样的路径依赖。一个想当医生的人，考大学时可能并不知道中医和西医的具体区别有哪些，然而一旦选择了道路，就会越走越远。这里接受的不仅是思维体系，还有和思维体系相匹配的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系统，比如医院、药企、学校、文艺作品、政府机构等等。因此捆绑这些体系的力量就不是简单地来自思想，还有无处不在的利益。思想的斗争和利益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偏见不仅到处可见，而且可以完全根据利益来预测方向。
思想和利益的捆绑实际上是一触即发，极易产生。人的利益，有显性的东西，比如金钱、官职；也有隐性的东西，比如信誉、地位、影响力。即使是在对某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的辩论中，人一旦表明了自己的判断或决定，就会有非常大的动力去捍卫它。没有说出来之前还可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但这种心态在说出观点后就会很大程度上闭合，因为现在有了“面子”问题，而面子就是信誉、地位，是一种重要的利益。面子是需要捍卫的。
人最根深蒂固的偏见往往有其深层的生物学基础。人是进化的产物。进化的过程是漫长而缓慢的。地球有生物有45亿年了，到6500万年前还是恐龙统治的天下，人类的出现是30万年前，到了5000年前才有了文字，所以从进化的角度上讲，我们的时间概念应该至少是以千年、万年记。但我们生存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几百年，却是飞快的。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科技的级数型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因此我们古老的基因和崭新的世界就必然带来认知上的巨大偏差。
我们的古老的基因以为食物是永远短缺的，尤其是高能量、高脂肪、高蛋白的东西。但现实是这些东西都有充足的供应，于是我们就因为过食过量而变得肥胖，得高血压、糖尿病。
我们古老的基因以为世界是稳定的、连续的，如果我们今天在山脚下抓到一只兔子，明天回来还可能抓到第二只。但到了股市里，我们发现这种思维定式根本无法使用——由于剧烈的竞争，股价基本成随机运动状，今天的兔子和明天的兔子完全没有关联。
我们古老的基因以为世界很伟大，我们自己很渺小，因此做任何事都只需要考虑世界对我们的作用，而不用考虑我们对世界的反作用。但现实是，我们由于对碳基能源的长期利用，已经把地球加热了整整一摄氏度，今后甚至会有更加大幅的升温；我们对核武器的掌握，不仅能摧毁敌人，还能摧毁世界。
我们古老的基因以为社会很小，就是个小部落，所以在部落中的相对地位就很重要，地位高才能有更高的吃饭、生存、繁衍下一代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妒忌心是理性的，即使我们好不了，只要其他人没有我们更好我们就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以及与地位匹配的生存、繁衍权。但现实是我们的社会已经不是几十个人，而是几十亿人，市场大到了我们可以只注意绝对利益，基本可以忽视相对地位的地步。努力把自己的事做好是王道，把别人扒拉下来即没有必要，也没有作用。
人要做到完全理性，极其困难。逻辑思维与感知的混淆、认知与利益的绑定、思维体系的高替代成本、认知和利益的路径依赖、进化与环境变化的错配，都是偏见的产生的重要因素。要剔除偏见，我们在个人方面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因素，然后通过长期的修炼才有可能克服它们。在社会层面，个人的努力就很难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必须利用制度和组织的力量，把偏见有效地暴露出来，然后有足够的力量遏制住它们。制度设计是关键。
我们应该长期乐观：从百年、千年的尺度来看，人类的理性思维基本处于进步的状态。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