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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力评估与展望(2013年)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06日

出版机构:长江商学院中国商业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完成时间:20133

经济学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任何社会及其成员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决定生产能力的配置或分配。通俗地讲,人类的经济行为即是围绕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而做出的最大化选择。自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来,在经历了殖民地掠夺、野蛮的战争抢夺和霸权争夺之后,世界进入到全球化发展阶段,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个国家和地区对经济资源的渴求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尽管有关全球化方面的书籍已汗牛充栋,但就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资源获取方式和使用方式,各界仍然探索之中。一个现实的矛盾是,世界尚处于全球化的初级发展阶段,其典型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土化之间存在着原则性对立,民族国家之间仍有诸多矛盾有待达成共识,政治全球化仍遥不可期。这种潜在的风险令那些奉行单边主义全球化经济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短期内会获益于全球产业分工,但长期看有可能因内部资源禀赋优势衰竭而导致经济空心化。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书中指出:

以劳动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往往是资金周转率非常低的产业。这类产业的进入壁垒不高,所以是许多国家优先考虑的产业发现项目,但同时也引来了很多的竞争者,导致过产能的投入。当越来越多的新竞争者被这类产业吸引时,它们随即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逝之外,还因为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发展中国家最容易掉入这种陷阱,它们几乎一窝蜂地在生产成本与价格上竞争,其开发计划更是以成本导向的新产业为基础,无法逃脱生产成本的限制。因此,这类国家时时处在失去竞争力的威胁中,年复一年面临薪水与资本周转的问题,它们有限的利润完全得依仗国际经济的波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在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中也深刻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制造型企业的问题:

亚太地区工业的崛起和(包括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归因于(外国)资本和劳动力的快速流动,而不是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这些国家未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它们取得的经济成就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就像苏联在二战后的情况一样)。一旦这些国家耗尽可得到的劳动力和资本,它们的经济增长就会放慢。当然,克鲁格曼也承认,中国的庞大劳动力储备足以带来数十年之久的高速经济增长。但问题是,中国企业甘于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结构从事着低附加值竞争么?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在《21 世纪的管理挑战》中论述全球竞争力时指出,所有组织都必须将全球竞争力视为一项战略目标。他认为:

企业和国家不再有可能将经济的发展寄托在廉价的劳动力上。除非其雇员的生产力能够在短期内与本行业表现优异的企业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否则不可能生存,更不用说兴旺发达了。制造业的情况尤其如此。德鲁克认为,在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制造行业中,体力劳动者的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大约1/8 左右或更低。较低的劳动者生产力威胁到企业的生产。因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再使企业具有成本优势,也无法抵消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带来的劣势。

当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不再一味追求廉价资源和商品输出,转而寻求更有内涵的经济发展模式时,全球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必然会发生本质性变化。由跨国公司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已对全球经济和各类生产组织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过去,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寻找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如产业转移与纵向一体化、低成本制造与规模经济效应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的大量应用、新兴工业国家经济崛起及买方市场结构的形成,经济全球化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如纵向非一体化与柔性制造、非股权贸易与全球供应链管理等(图表1-1)。这些新变革依然由那些最优秀的跨国公司——IBM、Google、米塔尔钢铁、三星电子等——所主导。然而,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国际贸易为核心业务的跨国公司,而是更加注重商品和服务本土化创新的新型商业机构和新组织形式,被称之为全球整合企业(Glob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s,GIEs

从跨国公司(全球化运营企业)到全球整合企业,其核心能力转化是能够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不再仅仅以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对抗全球——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以全球应对全球(图表1-2)。要想做到这一点,企业家们首先要摒弃非此即彼的观念,建立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竞争思维格局。要以崭新的全球视野重新审视经济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关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资源中可为整合和利用的方面。为此,企业既要掌握一套宏观判断方法,认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全球化水平,同时也要透过历史的眼光深度挖掘各个国家和地区驱动经济增长的本质力量,如人力资源、社会制度与激励、科技与创新、企业经济创造力等方面资源的独特优势。基于以上的认知,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全球竞争力分析与评估体系,以有效分析各经济体的资源禀赋情况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目前,国际上成熟的全球竞争力评价体系主要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和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价体系涵盖144个国家和地区,评价指标包含了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和初级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准备、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和创新等12个方面的111个分项指标。报告中对每一个指标都有相应的评分和全球排名。虽然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是认识各经济体全球竞争力的百科全书,但其在经济方面关注度相对不够。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评价体系涵盖了59个国家和地区,评价指标包含了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基础设施等四个方面的20个分项指标。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评价体系在经济方面相对集中,但同世界经济论坛一样,其指标设置在对形成国家竞争力背后的资源驱动因素的探析相对不够。

参照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评价体系,长江商学院全球化研究中心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全球竞争力评估体系。我们从经济实力、对外竞争力、资源禀赋、社会制度、人力资源、企业竞争力和科技与创新等七个方面分析主要经济体的资源优势及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具体讲,我们提出的“全球竞争力分析与评估体系”(CKCSG GCA)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我们注重从定量考核的角度横向比较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资源,这种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忽略了带有主观性的对诸如商业环境、法制环境、创业精神等因素的考量,其优点是评价结果直观、统一和可预见,不足之处是前瞻性不够。因此,我们对在分项指标中加入了增速指标加以衡量。绝对值和增速指标的权重以7:3分配。除人口外,所有的增速指标取自过去5年的平均值。人口增速则采用未来10年预测的年均值。

第二,各类指标均采用了人均量化数据作为衡量经济资源优势的重要标准,人均量化数据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经济资源可被利用的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创造潜力。

第三,我们对经济实力、对外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三项设置了较大的权重比,而对内部资源禀赋、社会制度、人力资源、科技与创新所设置的权重比相对较低。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源禀赋、社会制度、人力资源、科研与创新固然重要,但在强调全球资源整合的今天,事实上应该成为衡量一个经济体全球竞争力的外化指标,即被整合的对象。相反,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外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等要素支撑,潜在的被整合资源难以被转化为潜在的全球竞争力。

第四,我们利用“全球竞争力分析与评估体系”(CKCSG GCA)对主要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进行了评估,报告中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深度剖析了其独特的经济资源应用模式。我们希望其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能够为中国企业所借鉴与思考,以促进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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