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世界令人唏嘘。在焦灼、动荡与惴惴不安中，世界发生了很多改变，而其中一些人物和事件，将对未来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在经济领域，欧债危机和美国信用评级下调牵动了每个人的神经。多数观点认为，这些事件可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副产品，是经济衰退与再次增长交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周期性阵痛。
然而，从哲学角度讲我更认为，2011年世界所经历的种种震荡，预示着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已经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奉行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无法解决当前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矛盾，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双重考验——我们可能到了需要重构政企关系的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西方的繁荣与结构性矛盾
“二战”后，西方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其成功主要是依赖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
从政府层面看，私有产权的至高无上，新闻自由、维护人权、民主和法治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三权分立体制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通过强调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尽可能实现机会均等，打破阶层固化，使“美国梦”的实现成为可能。
在企业层面，私有产权保护促成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大企业则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责任，其最大贡献之一是为社会打造了一个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
在个体层面，自由与平等的制度安排促成社会群体发自内心地对公共事务关心与关爱。过去两年，我出任美国最大慈善机构“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的全球理事，切身感受到在美国社会中，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富商，或是普通老百姓，对社会的关爱程度及对公共事务参与意识都非常高——捐助财富、奉献时间及其他才华。可以说，多年来西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对良性的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而这构成了近年来西方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的基石。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民主化所推动的社会深入变革，西方所代表的、具有“历史终结”意义的社会模式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第一大挑战，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在诸多发达国家到达难以为继的程度。在民主制度下，老百姓都希望维持现有的福利并梦想争取到更多福利，任何紧缩的财务政策都可能招致选民的不满而使政府更迭。2011年，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四国政府就因呼吁实行紧缩政策而被颠覆。今天，像撒切尔夫人那样铁腕，为了国家利益有勇气与胆识做出不受公众欢迎的改革并推动实施的西方领导人已经很少见。在我看来，西方社会在民主制度下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压力非常大。
第二大挑战，在信息高度民主化的今天，愿意从政的西方社会精英逐渐减少。因信息民主化而带来的高透明度，许多仁人志士都表达出不愿意从政的意愿。可以预见，尼采担心的民主制度会演变成“二流”人才治国的情景正一步步显现出来。至少我们观察到，西方社会离精英治国的梦想是渐行渐远。
第三大挑战，经济贸易投资全球化与政治本土化的矛盾。如今，西方民主与政治主要是一种本土化的制度安排。在过去，美国政府只需管制在美国经营的企业。而今天，经济贸易投资全球化加上企业经营全球化，本土化与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民主政治与全球化的经济形态形成了严重对立。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刻结构性矛盾可能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整个世界在短期之内很难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八国集团及G20的成立与组织协调也难以解决这个深层的矛盾。因此，这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全球金融、经济及其他发展危机。
第四大挑战，实践证明，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解决不了收入和财富不均的问题。以美国为例，过去十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不断降低，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目前，美国1%的最高收入者获得了20%的社会收入，而这个数据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8%。2010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5，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收入和财富不均导致中产阶级在减少，这种长期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北欧和日本相对比较好）。找不到解决办法，公众会更加不信任政府，社会发展可能进入恶性循环。
从伦敦骚乱到占领华尔街，2011年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运动充分暴露了其社会内部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是难以通过现有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组合解决的。我认为，西方可能需要一次洗心革面的社会大变革与制度重构。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民主化的今天，西方可能需要构建新一代政企关系，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和谐发展。
中国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这些成就的取得建立在我们的一些独特优势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协调政企关系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体制有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个优势，中国做到了精英治国。这或与中国传统文化“学而优则仕”的影响有关，也可能是政府权力较大而具备吸引人才的强大优势。
第二个优势，中国实行层层提拔的干部提升机制。官员通常拥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有较好的宏观和微观管理意识。美国制度可以出现“里根式”（从演员到总统）的领导者，尽管里根被看做是非常优秀的总统，但我认为其成功是个案，不具有普遍规律性。
第三个优势，政府权力相对集中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大项目管理方面做得非常优秀，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其成功都是空前的。此外在抗震救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政府较为出色的重大项目管理能力。
在肯定这些优势与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知到政府权力集中或过大也会产生众多的矛盾与问题。
政府层面，首先，权力寻租会扭曲财富的合理分配。政府直接高度参与资源配置就会产生初次分配不均的矛盾，经济发展越快，初次分配不均的矛盾与后遗症会越明显。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37增加到2010年的0.52。可以说，中国社会财富不均到了需要高度重视的时候。未来5~10年，中国需要重新平衡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其次，“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使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部分政府有时可能过于重视大项目及面子工程，对社会福利和民生改善投入相对不足。
目前，中国还没有找到一个能有效制衡政府权力的体制。在现有的体制下，各级政府和大型企业很容易因利益关联而走到一起。政府需要大企业，大企业也需要政府，一不小心就会形成政企“共谋”，“官商越走越近”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
企业层面，与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有较大差距，表现在打造伟大商业机构和培育中产阶级的实际效果甚微。过去十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逐年递增，但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主，匮乏伟大的商业机构。中国经济的造富能力很强，在打造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方面进展缓慢。我希望，中国能诞生一批具有士大夫情怀的企业家。像华为的任正非一样，自己并没有成为中国的顶级富豪，却给了员工世界级工资待遇，在华为给中国及世界培育了近11万中产阶层员工。
社会个体层面，只有每个社会个体都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们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在现时中国，无论是富有阶层还是普通群众，应发自内心地怀有感恩之心和包容心态，公平、公正地看待社会发展。企业家们不仅要致力于将企业打造为伟大的商业机构，承担为国家培养中产阶级的重任，同时还应大行善举，在向社会回馈财富的同时，奉献更多的时间与经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新一代政企关系
今天，“华盛顿共识”已经崩盘，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终结论”中提出的所有利益的平衡渐成幻影。面对各国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构建新的政企关系已成为一个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界性发展议题。我认为，新一代良性政企关系的基本框架思路是，要有效遏制“政企共谋”，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和谐发展。
具体而言，在政府方面，首先必须建立一套有效制衡政府权力的机制，同时也要确保实现精英治国。实现这种“忠孝两全”的机制具有挑战，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第二，尽量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三，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政府应更多关注民生，建立更为完善的福利制度（尤其是公费医疗、免费大学教育、退休保障等社会主义的必备福利项目）。第四，政府还要尽可能为打破阶层固化提供条件，使“中国梦”也成为可能。第四，寻找和谐社会与大风流创新之间的平衡。日本基尼系数在发达国家中最低，社会可谓超级和谐，但这种超级和谐可能扼杀了大风流创新，在日本难以产生谷歌与脸谱这些引领全球的大风流创新。如何在和谐社会中培养大风流创新的精神，是每个国家在未来都必须面对的大课题。
在企业层面，要超越造富，更多地关注如何打造伟大的商业机构和培育中产阶层。企业家与商人不仅要认真思考如何把生意做好，同时要关注为什么做生意。如果企业将做生意的目的局限为追逐财富、发财致富、光宗耀祖，商业行为就可能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由此可以产生一系列的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我们要注意到，诸多中国企业的这种价值取向问题已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主要话题。
在和谐发展层面，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要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古希腊文明到基督教，西方主流哲学思想是以人为本，人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理念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及环境急剧恶化的一个重要推手。我们先哲的“天人合一”理念，可以用来重新界定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巨大挑战的今天，“天人合一”的理念可以成为未来新的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先哲的智慧可以为人类未来发展之“道”做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