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洁/文
最近政府多次提到供给侧改革。确实，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造成了当前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缺乏新的增长点，呼唤结构性的改革。然而，当今中国需要的供给侧改革，虽和美国80年代里根总统的供给学派政策在名称上有相似之处，但不应混淆，更不可生搬硬套。
首先，政策背景完全不同。里根上台时通胀严重，失业高企，政策难以两全，故提出通过增加供给来走出困境。中国经济当前是通缩状态，产能过剩。而这是由于过去过份强调投资，即增加供给总量，却忽视结构，造成了供给和消费的脱节。其二，供给学派理论上本来包括投资、减税、和放开监管。在具体实施时，以减税为核心内容，而且是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这样虽可增加人们的工作热情，但说到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刺激消费而实现的。这和我们投资已经过剩，税收上应减少企业税从而提高新兴行业的投资热情有根本不同。最后，里根时代供给学派的政策造成了政府赤字扩大，大量负债的后果。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从他上台之前1981年的25.2%上升至1989年的39.3%。因减税而可能造成的严重政府赤字正是我们在当前的政策安排中应当避免的。
其实，里根的经济政策引起很多争议，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中国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供给端结构改革，首先应当深入理解当前经济的现状和困难。这也是我们自2014年二季度开始的大规模工业企业季度调查的初衷。
我们的调查采用电话访谈形式，调查样本通过对国家统计局2008年经营普查规模以上（即销售额大于5百万）的企业按行业、地区、及规模分层的随机抽样产生。
三季度数据显示，产业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开工率明显下降，产能过剩为历史最高水平。企业投资仍然极为疲软。12月1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11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增长为6.2%，大幅好于预期。但是，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指出，由于经济面临的挑战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产业经济的恢复、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体而言，三季度产能过剩依然严重，回升的动力仍有待加强，对最新工业增长数据的解读应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一、产业经济总体状况：持续探底
产业景气指数在三季度为47，呈轻度收缩。我们构造的产业景气指数包含当前经营状况、预期经营状况变化以及投资时机这三个子指标，为其扩散指数的平均。和现有的经济指数相比，该指数能够反映经济绝对景气程度，并且具有前瞻性。
如图1所示，构成产业经济指数的三个子指标有较大分化。关于企业经营状况，19%的企业回答“良好”，76%回答“中等”，5%为“困难”，扩散指数为57。企业预期经营状况基本持平，扩散指数为52。两者均较二季度下降一个点。
最弱的是投资，当被问到“当前是否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好时机”时，只有2%的企业认为“是”，60%为“一般”，38%的企业回答为“不是”，对应的扩散指数为32，与上季度持平，远低于荣枯点50（图2）。与此相应，仅10%的企业在三季度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而扩张型投资（即投资规模高于资产的3%）更为罕见，仅占2%。疲软的投资将进一步持续：仅有1.4%的企业预计会在四季度进行投资，且其中大部分（70%）企业投资将用于现有设备和厂房维修更新而非扩大产能。
如表一所示，企业生产量和用工情况的扩散指数三季度为48，稳中有降。产品价格水平在三季度明显下降，扩散指数为42，较二季度（44）的降幅更大。因此，经济已进入通缩状态。其中资本品价格下降最为严重，扩散指数仅为36，显然是疲软的投资所致。
产业景气程度存在很大的行业差异：最高64，最低为36。前三名的行业分别为医药（64），印刷（57）和家具（56）。本季度后五名是非金属采矿（36），黑色金属加工（38），农副食品（39），木材加工（39）和纺织业（40）。在最令人担忧的行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和纺织业从2014四季度以来有三次上榜，黑色金属加工有四次榜上有名，农副食品在2015年一季度以来持续上榜。
产业景气程度的地区差异小于行业差异，各地区的产业景气指数介于40到57之间。后五名为贵州（40）、山西（43）、河南（43）、河北（43）、吉林（44）。其中贵州自从2014年三季度起就榜上有名。
二、挑战及重点
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需求不足。70%的企业认为订单不足是制约下季度生产的重要因素，较上季度的55%更为严重（图3）。其次是成本，14%的企业回答“劳动力成本”，9%的企业回答“原材料成本”。其它较重要因素为宏观政策（7%）、回款困难（6%）。而融资不是瓶颈，仅有2%的企业将之列为制约生产的因素。这些结果在过去几个季度的调查中高度一致。
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指出，过剩产能的消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今年三季度由于需求进一步萎缩，产能过剩的矛盾在恶化，高达56%的企业回答其产品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反映国内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为77。两者均为2014二季度有调研以来历史最高。此外，国内市场的情况比国际市场更糟糕，其扩散指数高出国际市场10个点，这与之前几次调查的结果相符。
三季度调研发现，60%的企业开工率不足90%，较上季度的34%有大幅上升，而开工率不足70%的企业占比从二季度的9%骤升至20% （图4）。同时32%的企业表示产能过剩超过10%，18%的企业产能过剩超过20% （图5）。如果一个行业（地区）里有10%的企业认为其产能过剩超过20%，我们就将这个行业（地区）归类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地区）。目前约三分之二的行业地区产能严重过剩。产能过剩严重行业数目从二季度的19个进一步上升到三季度的21个（行业总数：35）；产能过剩严重地区从二季度的23个上升到三季度的24个（地区总数：31）。在最不景气的五个行业中，除纺织业和木材加工业之外，其余均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
与产能过剩、订单不足相应，约三分之一（32%）的企业反映在三季度回款困难，尤以民营企业为甚。而国营企业不成比例地更有可能拖欠货款。因此，企业回款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不景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缺乏议价能力。
由于企业减少投资和“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需求不足没有带来明显的库存问题，成品库存保持稳定。48%的企业以销定产，所以无库存。对于有库存的企业，80%认为其库存可以在3个月内消化，14%会在3-6个月内消化。这意味着总体中仅有3%的企业需要6个月以上消化库存。
产业经济长期以来的第二大挑战，成本上升的问题，和之前相比，在三季度不突出。单位成本轻微上升，扩散指数为54。劳动力成本指数为56（上季度为60），原材料成本明显下降，扩散指数为44。成本上升主要集中在有投资、用工人数上升的企业。也就是说，成本问题的缓解是由于经济不太景气所致。
三季度仅有2%的企业认为融资是制约因素。与此相应，调查中38%的企业认为资金充足，57%回答“一般”，仅有6%资金不足。与疲软的投资相应，绝大多数资金不足的企业（88%）是生产性、而非扩张性资金不足，9%是因亏损而造成资金不足。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发生新增贷款，三季度这一比例为6%，较二季度（8%）有所下降。企业认为银行的借贷态度总体宽松，只有10%的企业回答贷款态度困难。反映借贷态度宽松的扩散指数为70。在没有新增贷款的企业中，当问及原因时，绝大多数企业（91%）的回答是没有资金需求。这些结果与过去几个季度的调查完全一致，即，融资不是现阶段的瓶颈。
尽管融资不是瓶颈这一结论可能与外界感受有所不同，它与央行《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一致。2014年四个季度工业企业新增贷款平均每季度约以30%的速度下降。今年三季度较去年四季度贷款余额基本持平，新增贷款仅为5%。其基于银行家问卷调查的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持续下降，在经历2014年四季度指数（58%）创调查以来的最低点之后，三季度指数再创新低至49.9%。
总体而言，融资不是现阶段瓶颈是源于在低水位运行这个大背景，投资机会不足，企业只要还盈利，靠积累的利润留存就可运转，因此并不需要融资。即使需要贷款，也还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我们的调查只针对销售额大于500万的工业企业。但是500万销售额并不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涵盖了绝大多数的工业企业。而工业企业在除农业、房地产、金融的GDP中占比约50%，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政策制定时不应忽略的结论。
政策建议：
产业经济的严峻形势是长期以来制造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稍有机会即一拥而上、跟风投资造成的。真正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实现产业经济的恢复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产业走出低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过剩的产能要被充分淘汰，即相当部分企业面临关停、倒闭的痛苦，之后存活的企业才可能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进行研发、产品升级。因此产业政策应围绕帮助部分企业实现妥善关停、剩余企业升级、以及增加收入（扩大内需）三方面进行。
部分企业关停必然意味着解雇员工、偿还财务，并可能进入破产程序。如果这些倒闭在某些地区集中发生，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地方政府应积极协调、帮助失业员工再就业。目前看来，债务问题，制造业企业银行借款并不多，倒是拖欠上游货款更为普遍。政府应为有序实现清还债务、破产程序提供保障。
产业升级方面应意识到，在绝大多数领域，我国目前技术水平还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每个行业如何升级应做务实的调查研究，鼓励支持真正带来市场、就业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防止大跃进。
增加收入的前提是提供较高收入的岗位，这需要深化改革，发展民营经济，降低其进入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从低端劳动力向高端技术工人的转化是必然的出路。政府应鼓励、加强高端技术工人的培养、培训。最后，“一带一路”对产业而言，能够起到输出产能的作用，是一个有远见的政策。
财政政策不建议简单地一刀切给企业减税，因为这并不解决需求不足这一关键问题。更为有效的策略是，通过财政支出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家庭为养老、医疗的储蓄，从而增加内需。
目前企业税赋确实较重，尤其增值税较重，使得企业不赢利也要交税，从而降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对于代表未来方向、有助就业的行业应考虑有针对性地减免增值税。
短期而言，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需求-这和当年四万亿是同一思路，副作用也很明显。财政补贴对优质的小微企业的贷款也值得探索。
本季度调查进一步说明融资不是瓶颈，因此放宽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能振兴产业经济。从目前产业经济的现状看来，从去年开始的宽松货币、信贷政策，并没有扭转产业经济下滑的趋势。因此，放宽货币政策最多只是防止硬着陆的短期之计。若持续时间过长，有可能人为维持过剩产能，不利于产业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然，本调查之外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可能面临融资瓶颈。这应该通过系统的大样本调查来证实。如果发现融资确实是这些企业发展的瓶颈，以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由于它们不是贷款的常规客户，仅仅靠放松货币政策是不够的，今后政策的针对性很重要。
最后，融资不是瓶颈不代表金融改革不重要。因为如果金融体系缺乏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当经济回暖时，融资就可能成为瓶颈。开放部分民营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放宽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可以利用民营银行的活力，外资银行的经验和创新，一方面较快填补贷款导向上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竞争促进现有银行的转变。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教授，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