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八五的个头、牛仔裤、笑容可掬……在长江商学院，他总是和每一位遇见的同事亲切地打招呼，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只有职业的差别，人和人的本质上应该是平等的，所以他说“不管做什么工作，我们应该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每天都要跟很多人接触，别人的这种言行举止都会影响到你对今天生活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让别人觉得每天都很美好，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他就是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授齐大庆博士。
学生时代：不解的人文情结
齐大庆出生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父母亲都是大连理工大学的教授。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他从小就受着双重熏陶，文理科的水平一直都保持均衡的发展，成绩也非常优秀。从中学开始，他才渐渐表现出对文科的特别偏爱。
齐大庆上学的那段日子正值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当时正处于拨乱反正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国家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国家更多的是寄希望于通过科学现代化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当时青年的学习典范都是一批像陈景润这样年轻有为的科学家。抱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想法以及出于从事科学工作在政治上犯错误的可能较小的考虑，作为理科教授的父亲坚持要求齐大庆读高中的理科班，拗不过父亲的他于是选择了理科。
1981年，齐大庆顺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物理系。生物物理专业是复旦学期最长的专业，需要攻读五年。大学的前三年，齐大庆和同学们跟物理系一起上课，后两年则是和生物系的同学一起学习。虽然物理一直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学科，可是骨子里对文科的那种渴望总是在其心底萦绕。
机会终于来了。那时复旦的校长是谢希德老人，在任职复旦期间超前地提出复旦的学生可以攻读双学位的建议。很快，复旦就开始安排双学位课程。那年，齐大庆正在读生物物理专业三年级，根据当时的新规定，他可以申请国际新闻专业作为第二学位，这实际上是复旦新闻系和新华通讯社合作开设的专业。新华社在工作中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很多领域不仅需要有专业的新闻素养，还需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配合，两者兼备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专业记者。
国际新闻专业的考试非常严格，特别是英文水平要求很高，因为该专业基本上培养的是英文方面写作和报道的记者。经过严格筛选，他终于如愿以偿。1984年，已经读了三年物理专业的齐大庆，大学四年级时开始了生物专业和国际新闻专业的文理兼修。五年的生物物理课程加上大四开始攻读的国际新闻的课程，齐大庆在复旦整整学习了六年。
记者生涯：充满梦想与激情
1987年，在毕业前半年，齐大庆来到了地处北京市宣武门大街的新华社总社，开始了实习生活。起初的三个月，他是在体育部度过的。那时，他总是到处追踪各个体育赛事和运动员，生活忙碌而又充实。来到新华社的第四个月，他转到对外部的特稿部。在新华社特稿部做记者，需要就特定行业的特定事件或特定课题等进行全方位采访和多角度报道，文章以深度分析为主，并要求用英文撰写。在这里实习的齐大庆，非常喜欢这种带有研究和调研风格的报道写作方式，因表现优异，他毕业后被新华社的特稿部留了下来，成为这里的正式一员。
齐大庆在新华社工作了三年。其间，新华社的工作氛围和人文环境让齐大庆现在回忆起来还充满着幸福。特别是在特稿部的那段时光，那时的年龄正是一个年轻人理想主义色彩最浓重的阶段，对国家、对个人来说，一切都在快速发展着，蒸蒸日上。齐大庆当时的报道重点是石油行业，国内大多数的陆上油田和渤海的海上钻井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一直涉足经济领域的齐大庆，有很多机会接触各类型的企业，慢慢开始对企业管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89年下半年，国内的环境使他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他希望能够去美国攻读MBA，以便完成从旁观者到企业运营管理的参与者的转变。当时在国内这还是一个很陌生的专业。
考过托福、GMAT，齐大庆就忙着开始申请美国的商学院。虽然拿到了很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在美国读MBA能拿到全额奖学金却异常困难。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提供奖学金最高的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但也只是半奖，这对于当时的国内留学生来说，远远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美国的求学和生活。正在这时，位于夏威夷的东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为齐大庆提供了全额奖学金。这家隶属美国国会的研究中心侧重研究亚洲，多年以来都有邀请亚洲年轻人去帮他们做研究的传统，同时提供全奖支持他们就读夏威夷大学，希望借此潜移默化地影响亚洲的青年。该研究中心下属的一个研究所专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能源政策方面的研究，于是，新华社特稿部报道了三年石油行业的经历，帮助齐大庆有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1990年，齐大庆正式辞职离开了新华社。因为在复旦读的双学位在当时是等同于研究生的，所以和研究生毕业后的服务期限一样长。因为还未做满服务期，出国前要先到复旦大学交纳9000元的赔偿金。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笔钱还是很大的一个负担，最后赔偿金是由齐大庆的父母积蓄加上亲戚朋友处借款凑来的。上飞机赴夏威夷的时候，齐大庆的兜里总共只有30美元。
海外生活：难忘的“8·15”
1990年8月15日对于齐大庆来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第一次出国，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一天发生的点点滴滴，即使过了15年，他依旧记忆犹新。他说：“进美国海关时，海关官员看了我的护照和签证之后，什么也没说，而是让我到旁边的一个屋子里等着，那屋子里坐着二三十个来自菲律宾等国家的人。”默默地坐了大概有三四个小时后，进来一位海关官员，说没问题，就让他过关了。虽然最终是过了关，但原本约好来接机的中国同学会的朋友等了两三个小时，一直不见其人影，以为是航班延误，早已离开。
初到夏威夷的齐大庆，怀揣着仅有的30美元，忐忑地坐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他一路上都在担心自己这点钱是否够付出租车钱，到了学校，计价器停在了27.5块上。付过车钱，齐大庆的兜里还剩下2.5块。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没吃午饭的他就在学校附近逛来逛去。这时，他发现了一家Burge King（快餐店），从没点过洋快餐的他边看别人点餐边学，当他发现了一款2.49元的套餐后，几乎倾其囊中所有，终于吃到了中饭。所幸的是，晚饭是在学校的中国同学那里解决的。这就是他记忆中第一个难忘的“8·15”。第二天，东方研究中心安排妥了一切，齐大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开始步入了正轨。这一年的圣诞前夕，远在北京的妻子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在夏威夷攻读MBA的两年中，有着三年自在记者经历的齐大庆被教授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深深地吸引了。还是学生的他看到教授们不需要坐班，不需要朝九晚五，似乎是自己时间真正的主人。但后来真的成了教授之后，齐大庆才知道“教授其实有很多的压力”。
出于对教授职业的向往，他开始和相处比较好的教授聊天探讨这一话题，才知道在美国做教授一定要有博士学位。这时已是1991年的12月，申请就读博士已经有些晚了。恰好此时，密歇根大学一位到访的会计学教授，因为和齐大庆处得很好，邀请他师从于自己，于是齐大庆就只申请了密歇根大学。当时，妻子认为，只申请一所大学不保险，强烈要求他又申请了密执安州立大学。1992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调整期，当年博士毕业生找的工作不是特别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就将会计学博士的录取名额缩减了，于是他就去了妻子要求他额外申请的密执安州立大学。
转眼间，四年的博士学习结束了。1996年春天，齐大庆开始了在美国大学的求职面试。其间，刚面试过宾希？法尼亚州立大学、正准备去密歇根大学面试的齐大庆得到香港科技大学的面试邀请，很快就拿到了聘用通知。但是该大学当时施行的国与国不平等的聘用待遇使其非常不满意。他回忆说，“香港科技大学当时仍然保持着殖民地传统，给教授职位的待遇分两种，一种是给香港人、大陆人、台湾人，还有一种是给外国人，给外国人的待遇要比当地人好很多。”齐大庆觉得受到了歧视。正在这个时候，得知齐大庆在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也请他去面试，并很快也发出了聘用函。这时的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取消了对当地人和外国人的差别待遇。考虑到学中国哲学的妻子喜欢在亚洲工作和生活，齐大庆最终选择去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到达香港的那天是1996年8月15日，这距离他初踏美国土地的1990年8月15日，整整六年。又是一个难忘的“8·15”。
事业梦想：渐行渐近
齐大庆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了整整六年。那段日子，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管理学院里，聚集了很多国内去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互相熟识。有时坐在一起聊天，大家普遍觉得优秀的私立商学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成长应该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包括当时正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的项兵教授。回忆起大家促膝长谈、意气风发谈论成立商学院的往事，历历在目。他回忆道，“那时大家总觉得这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真正的优秀的私立的商学院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支持，虽然是好事，但却遥不可及。”
没想到，2001年底，齐大庆突然接到项兵教授的电话，说当初大家在香港的梦想有可能成为现实。他以为项教授在开玩笑，没想到项教授说，“现在是李嘉诚先生愿意捐资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私立的商学院”，并邀请齐大庆一起参与。这时的项兵已经离开香港来到了北大，是北大EMBA和EDP项目的创办主任。于是，从2002年的春节过后，他就开始参加到长江商学院前期的筹备工作中。
采访中，齐大庆娓娓道来那段筹建长江的时光，充满了辛苦、喜悦、激动……当时，筹备小组只有项兵院长、齐大庆本人、Cascade、薛云奎教授以及项院长的助理杨洋五个人，筹备组借用了位于东方广场西三座五层的周凯旋基金会的一个办公室。大家每天聚在一起讨论、撰写长江商学院的章程、法律文件等等，“那是非常有意义、终生难忘的一段时光”。有一次，他和薛教授草拟上报教育部的文件，工作到很晚，两人在麦当劳买了汉堡后，就坐在君悦酒店前面高高的台阶上，看着过往的车水马龙和匆匆的行人，一边吃着麦当劳，一边讨论一些细节……那个场景已在他的记忆中定格。
齐大庆当时主要负责筹建的EMBA项目，完全是白手起家。为了让EMBA的宣传手册能吸引人，大家常常坐在一起不断讨论，字斟句酌。为了在宣传手册中加入首期班申请同学的入学感言，当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的齐大庆从香港到深圳，再从深圳坐直通车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坐出租车到顺德的格兰仕，到当时首期班申请学员、格兰仕公司总经理助理赵强那里索取他的入学感言。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广州去索取首期班另外一位申请同学、易方达基金的董事长梁棠的感言和照片。当第一批EMBA宣传手册在香港印出之后，招生工作非常紧迫，等不及把宣传册从香港邮递到北京，齐大庆索性就扛着整整60公斤重的三箱手册从香港先到深圳，然后坐飞机将三箱宣传册带回北京。
回顾长江从诞生到成长的三年，齐大庆回味说，“其实我想长江的路和很多同学企业的路其实是差不多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个似乎遥不可及的梦想，随着一些时间的推移，再加上一些有利的外部条件，梦想变成了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长江的理想是成为世界最优秀的商学院，甚至说得更直接一点，成为世界前十名的商学院。这是一个理想，理想成为现实可能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和长江学员经营企业的经历很类似。”
战略执行：企业发展的瓶颈
齐大庆学术研究的重点最早是以美国资本市场为主，集中于如何使用会计信息估算公司的价值，以及管理层为什么及如何操控公司的盈利；从1998年开始，他慢慢开始转向研究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上相类似的课题。除了学术的研究，齐大庆一直非常关心企业管理问题，他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有机会接触内地的企业家。企业家不是孤立地关心企业管理的各个单一功能，而是企业整体的发展。企业家也不会单独研究会计和财务，而是把这些作为思考企业管理问题的工具和角度。”
加盟长江后，齐大庆的注意力聚焦到了企业战略执行的问题上。他说，中国企业的发展，基本上都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一个偶然机会企业开始起步，这时企业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做一个单一的产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会发现在这个特定的地域做一个单一的产品，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大家或者开始实行多元化发展，开始进入不同产品领域或不同行业；或者开始把同一个产品从单一地域进行全国化甚至国际化的经营。这种多元化或者多地域化的过程，带来了很多管理上的挑战，开始对这种现代管理有一个很明确的需求，即需要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来理性地管理企业。
战略的执行是连接企业运营和企业战略的纽带，没有一个很好的战略执行的体系，战略本身会成为一个空中楼阁，运营也没有办法很好地同战略衔接起来。齐大庆分析认为，战略执行已经成为困扰中国企业最高管理者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随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进程的逐渐提速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市场竞争程度已越来越高，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和压力远胜于前。在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澎湃之势已然汹涌而至，越来越多的行业和市场已逐渐向国外企业放开。尚处于初创和成长阶段的中国企业在应对国内竞争对手的同时，还要面对经过成熟市场环境下锤炼出来的跨国企业的强大攻势。企业战略的制定与执行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峻地摆在中国企业面前。他鼓励中国的企业，虽然“企业的战略规划水平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是，在战略意识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有效地执行既定的战略才能为企业赢得更多成长与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执行能力的不断增强反过来也会促进战略制定水平的提高，企业才能不断在制定与执行战略的轮回中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
齐大庆分析说，企业战略的执行从公司战略研究的角度来说，基本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公司战略，公司战略更关注从一个集团公司的角度，考虑企业应该进入哪些行业，不应该进入哪些行业，甚至应该退出哪些行业，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所谓的业务战略，所谓业务战略就是在一个你已经选定的、甚至你已经在其中运营的一个细分的行业，你如何获得核心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更关心的是一个具体的事业部的业务战略的定位，所谓战略执行就是怎么把你的特定部门的业务战略和你的日常的运营活动很有效地衔接起来。
齐大庆打算通过几年的研究工作，希望能够从学术的角度、比较明确地用战略执行衔接战略和运营，构建一个理论性的框架，并明确地阐述和系统地总结中国的企业在战略执行过程中的典型案例。他已经与长江的同事们长期地研究了中国企业战略执行。他们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三个要素（共识、协同与控制）组成的关于企业战略执行力的理论框架，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中国企业战略执行的现状和影响执行力的决定因素。他说，“我们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综合战略执行力越强，战略执行效果越好，共识、协同和控制任何一个维度的缺失都会导致执行效果的下降。共识、协同与控制都分别对于战略执行的效果有着显著的影响，但三者相比较，协同与控制的作用相对突出，共识对于目前中国企业战略执行有效性的贡献则显得比较薄弱。”
与此同时，齐大庆也在帮助诸如顺驰等企业提升它们的战略执行能力。据他介绍，顺驰是一个正在面临转型的企业，原来是位于天津的地域型企业。从2003年开始，顺驰抓住了土地市场化的机会迅速在天津以外扩张，到2004年底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集团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为了支持前期迅速扩张的需要，基本上采用了分权的组织架构，由集团公司、地域性的公司、项目公司构成。为了强调速度，顺驰将大量决策权力下放到项目公司层级。随着时间的推移，顺驰已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集团公司，工作的重点开始从收入增长型向强调盈利增长的方向过渡，并开始关注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但是，这样一来，决策权过于集中在三级公司就与集团的新的战略目标发生冲突。例如，不同项目公司开发的住宅产品的设计、质量和服务参差不齐，导致集团缺乏统一的产品形象和内涵。顺驰目前在考虑如何重新调整组织架构，使决策权能够比较合理地在集团、地域公司和项目公司之间分配，使用系统的工具来做战略和运营的衔接，包括员工表现的评估和绩效激励体系的设计。
明年上半年，齐大庆希望自己部分的研究成果能得以出版。现在他正与同事们在撰写该书的初稿，并在系统地整理各类案例。他说，他将在书中总结一些中国企业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失败的案例，如德隆的战略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成功的案例主要以复星集团为主，他还在研究案例的同时尽力帮助或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整个执行体系的一些改进和设计中来。
教授简历
齐大庆教授，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博士，现任长江商学院行政副院长及会计学教授，美国会计教授协会会员。此前他曾是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他的研究方向主要为在财务报表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利润操纵、中国企业战略的传承与控制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中深受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欢迎。齐教授于国际著名会计学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并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获得最佳论文奖。齐教授的教学主要集中在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分析, 多次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院的优秀教学奖，并拥有多年为著名国际和国内企业提供高层管理人员培训和企业咨询的经验，包括：信息产业部、上海市政府、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