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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年轻创业者该有更高境界

当下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创业与创新的时代。一系列颠覆式科技,正不断带来社会变革。

创新涵盖的领域非常之广,不仅是科技,更包括商业模式,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管理理念、政商关系、社会契约等多个方面。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能给世界带来什么?代表什么样的道?就中国企业家而言,是时候回答这些问题了。但在笔者看来,中国企业家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缺乏和而不同的心态。在中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喊了很多年,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我们几乎把所有东西都商业化了,几乎每个电梯里都可以看到广告。然而2006年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发现很多人流量大的地方看不到一点广告;直到几个月以前再去,大概5%的入口才有了广告。这种慢节奏的生活,或许成就了俄罗斯在近代以来在文艺、科学等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

2007年我到日本,一个好朋友请我去吃他最喜欢的日餐厅。交谈后得知,该店的老板是第九代传人,餐厅已有260多年的历史。他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在他父亲身体抱恙后辞掉工作,接手了餐厅。

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如果那家餐厅在中国的话,可能各种资本全押上去,弄几个分店,想办法把企业运作到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挣一笔快钱。我们的商业环境应当给怀揣不同梦想的人以空间。

二在于价值取向。在美国的斯坦福,你经常能看到一批批年轻人心静如水,对看似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的项目潜心研究。美国创新的伟大不在于硅谷,不在于投入多少钱,而在于一批人尽管兴趣不同,爱好不同,却都能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去研究、思考。创新不是资本游戏,唯有静如止水,方能滴水穿石。我在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大学曾教过一个班的本科生,其中有32个高考状元,都选择学经济管理。这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吗?黑洞、人工智能、新材料那么多有广阔前景的领域仍处于人才短缺的状态。若想举国炼钢的错误不再出现,我们须有更多年轻人超越为创富而创业创新。

年轻的一代还应将目光更多投向社会层面,意识到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究竟在何处。在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大量中产阶级,形成中产占主体的社会结构。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出现后,中产阶级数量正急剧减少,收入占比在显著下降,蓝领的消失最为突出。这是中国的前车之鉴,更何况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形成橄榄形的财富分配体系。

面向未来,单靠现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很难解决问题,必须寻找新的制度方案。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成败参半。

科技救国已成过去式,人文救国的时代已经到来。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具有全球整合能力、全球担当的年轻人和企业家,这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一个必备条件。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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