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创办至今，长江商学院（以下简称长江）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商学院的一个新标杆。林左鸣、李东生、冯仑、马云、柳青……几代中国商界的领军人物中都不乏长江校友。她的出现给中国乃至全球的管理教育和商业实践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家该如何应对？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博士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长江模式”引领全球管理教育由优“术”转向更为重视明“道”。中国企业家创业创新如果仅仅为了创富，就会使人心浮躁，急功近利。面向未来，企业家应该为兴趣、为理想、为梦想、为全球责任与担当而创业创新。
人文底蕴是中国企业征战全球的内功
环球时报：与哈佛等世界顶级商学院相比，长江商学院有什么不同？
项兵：与国内商学院相比，长江的差异化在于其教授水平和学术水平；与欧美顶级商学院相比，长江的差异化体现在对中国及新兴市场商务和管理问题系统、深入、前瞻性的研究。西方主流商学院主要关注发达经济体的“阵地战”，即以现代企业为主导的商业机构如何在欧、美、日等发达市场进行竞争与合作，对新兴市场的商业竞合情况了解较少，相关研究比较缺乏和滞后。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商业环境更充满快速、频繁、广泛的变革与颠覆性。
中国国企、民企与各国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进行有效的竞争与合作；
中国企业的全球资源整合以及应对全球化的策略；
中国的发展与变革对全球经济、管理、治理、安全、地缘政治、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影响。
这些也构成了长江与世界顶级商学院的战略差异。
传统商学院多以MBA为主，学员主要是企业初级、中级管理人员，面向企业领军人物（董事长和CEO）的课程很少。长江针对企业领军人物的“灌顶式”打法解决了他们“高处不胜寒”的问题，冲破了传统管理教育的一个天花板。长江还将人文（历史、哲学、宗教）系统地引入管理教育。引领全球管理教育由优“术”转向更为重视明“道”。赢者通吃的时代已经过去，领导一个全球化团队征战全球，没有人文底蕴是不行的，人文关怀是内功。“长江模式”是通过新视野、新思维、新格局、新境界与新价值取向，打造新一代商学院，并积极推动与引领新商业文明。
环球时报：长江商学院的定位是什么？学校还是企业？教育机构、人脉平台还是商业智库？
项兵：长江商学院是获得国家正式批准，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愿景是成为世界顶级的管理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
一是践行“教授治校”。长江全职教授的聘任和提升有一套系统和严格的内外评审机制与流程，如果现有教授赞同票没有超过2/3，申请人就不能担任长江全职教职。院长没有权力聘任或提升任何一位教授。
二是坚持学术研究为立校之本。在过去5年，长江全职教授在世界24个顶级管理学科学术杂志上，人均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全球第六。
三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吸引并留住世界级教授，支持他们持续产出世界级学术成果和维持学院的世界级学术地位都需要庞大的财务支持，仅仅靠学费收入不可能维持和创造世界级商学院品牌，要感谢李嘉诚基金会强大的财务支持。
中国需推崇敬业、专注的工匠精神
环球时报：中国经济转型被越来越多地提及，您认为会往哪儿转？怎么转？
项兵：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中国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对传统经济的颠覆，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对经济的深刻与深远影响。同时，中国也需要重视在后工业化的经济转轨过程中重点提升高端制造能力，巩固并提升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是解决其他重大发展问题的重要条件。实现从组装大国到制造大国的转变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应多研究借鉴“德国模式”——大力培养产业工人与优秀技工，同时要在舆论导向上推崇敬业、专注的工匠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
环球时报：中国企业是否需要摸索一套“中西合璧”的打法？这种打法是否可以被称为“中国模式”？
项兵：我不太赞同“中国模式”这种提法。我一直在弘扬“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与格局。世界大同，我希望可以超越“中西之分”与“体用之争”，将全世界的资源都视为可为我所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也是真正的大国境界。过去一百多年我们一直被局限于3种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体或折衷。这3种模式的通病在于都局限于追随和拷贝的思维，这样的思维范式很难出现原创与引领。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企业需要进行几个调整。首先，要重视全球视野，逐步修炼“以全球应对全球”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美国企业家谈问题时很少只谈美国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着眼于全球和全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企业家讲的几乎都是中国问题，很少谈全球问题。和欧美企业的领军人物相比，我们的企业家队伍在全球视野上有差距。第二，从“取势”到重视“明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企业需要思考中国经济与企业在全球的雄起代表什么价值。中国企业要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要为全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提出解决方案。第三，心态的调整。如果企业家都急功近利地追求立竿见影的东西，这种心态与环境难以诞生全球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也有碍于构建和谐社会。如果创业与创新仅仅为了创富，就会人心浮躁。企业家应该为兴趣、为理想、为梦想、为全球责任与担当而创业创新。企业家需要心怀感恩与敬畏之心，用心做事。
“儒商圈”能颠覆西方主导一切的格局
环球时报：您经常提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融合”这个思路是否贯穿在您整个战略中？
项兵：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博大精深，可以古为今用，解决人类发展中的一些挑战。如“天人合一”，相比于西方主流文明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崇尚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具长线思考元素，如果以“天人合一”的理念界定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是积极的贡献。我们希望借助自身的教育平台，积极将中国先哲的优秀思想与智慧推广到世界，推动东西方在“道”上的双向交流。
环球时报：一些日本企业已经把中国企业从被帮助对象看成竞争对手，您怎么看未来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
项兵：滴水穿石的工匠精神是成就日本世界级制造大国地位的基石。但今天，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层出不穷，对传统商业的颠覆速度加快、行业稳定周期变短，日本企业精细与专注等“看家功夫”的杀伤力受到一定限制。中国市场巨大，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整合日本的科技、精细与精益制造、品牌、优秀的技术工人，更有效地竞合全球市场。两国在中小企业合作的空间存在着巨大的双赢机遇。
此外，大中华地区、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与地区所构成的“儒家经济圈”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面向未来，我认为“儒商圈”经济体会有更大的作为，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以及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彻底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主导一切的格局，开启以东西方双向交流为特征的新一轮文艺复兴与启蒙。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