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日，新华社对外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三五”）。由于《建议》）对中国未来5年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被认为是决策层对经济规划的纲领性文件。
《建议》的具体内容很多，但笔者比较感兴趣的是其中关于经济增长目标的部分。《建议》提出的目标是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中国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除了《建议》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下称《说明》）也对外公布。根据《说明》所示，为实现2020年中国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的底线是6.5%以上。
今年中国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未来5年的平均增速要达到6.5%以上，那么应该如何来评价这个6.5%呢？又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文件所表达的内容呢？
不要“坏的”经济增长
目前市场对这两个文件出现了诸多不同的解读，但大体上看主要是在谈论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比较简单，主要就是未来5年的GDP增长的目标，结构改革的内涵并无确切的定论，但有一些内容肯定包括在内，例如建议》明确表示，在经济增长之外，“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明显上升……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
在笔者看来，市场可能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即在决策层眼中，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在文件中有着明确的表达，如上文所述，决策层对“十三五”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中国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这里，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是有前提的，就是“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这个“基础”就是结构改革希望达到的目标。
换句话说，决策层认为结构改革是优先于经济增长的，需要的是可以持续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好的”经济增长，而非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无法普遍惠及大众的经济增长，“坏的”经济增长。进一步说，假如结构改革没有前进，甚至出现后退，那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
如何看待6.5%
《说明》显示，“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对于6.5%的经济增长目标，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现实吗？笔者认为，这个目标是现实的，是有能力达到的。
6.5%的目标是现实的，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赖投资拉动，而政策对投资的影响是巨大的。图表 1是近些年来中国消费（此处的消费为最终消费，包含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下文除非言明为居民消费，否则均指最终消费）和投资的年实际同比增速，我们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消费的增速是较为稳定的，但投资的增速变化较大。
除了增速变化大以外，投资在GDP中的占比也非常高。从2003年到2014年，中国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40%以上，2009年到2014年，投资率都在45%以上，最高在2010年和2011年达到过47%。
将这两点综合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资变化的影响。根据笔者测算，假设未来5年货物与服务净出口的年均增速为6.5%，占GDP的比值为3%，那么当消费的年均增速为6%且占GDP的比值为50%的时候，投资的年均增速达到8%就能保证GDP实现6.5%的年均增速。假设其他指标不变，但消费年均增速下滑至5%，那么投资上升至8.6%就能完成目标。
经济增长主要受投资变化影响，而政府在投资中的作用非常大。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增速迅速下滑，当年第4季度仅为7.1%，2009年第1季度进一步降至6.2%，而2007年这一数值为14.2%。为了应对危机，中央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表面上宣称的规模为四万亿人民币，但市场认为实际规模远大于此，一个主要论据在于新增信贷的高速增长。2008年，中国新增人民币信贷4.9万亿元，2009 年这一数值几乎翻番，达到9.6万亿元。大量的信贷流入市场，强有力的刺激了经济增长，GDP增速从2009年第2季度开始复苏并迅速攀升，2009年和2010年的GDP增速最后分别为9.2%和10.6%。
产能过剩与防止“踏空”
由于GDP是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倾向于扶植那些可以带来大量GDP的产业，例如钢铁业。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考量主要是规模，而非效益。当经济发展迅速时，市场对钢铁、水泥等产品的需求高，这些产业的产能并不过剩，甚至是缺乏的。当经济增速下滑时，这些行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这方面“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下称BCI）的数据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BCI的调查对象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民营中小企业，相关数据主要反映了它们的生存状况。
将图表 2、图表 3和图表 4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副图景：劳动力价格等生产要素的上涨使得企业总成本不断上升，但在很多行业，例如钢铁业，政府干预等因素使市场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很多企业“僵而不死”，新的产能还在层出不穷，这导致供给越来越大，超过了市场需求，企业无法将成本向消费者和生产下游转移，价格低迷，最终整个行业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而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企业仍在不停地扩张。
假如是国有企业，那么我们可以用政治任务的理由来解释，但民营企业又该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这反映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这些企业认为经济越差，政府越会推出大力度的刺激政策。由于存在这种预期，因此企业必须采取逆周期的运作方式，不然就可能“踏空”即将来临的机会，并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万科公司，2007年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作为行业龙头老大的万科迅即采取了收缩战线过冬的策略，但2008年开始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房地产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房价随后出现大幅上升，万科失掉了先机，行业地位出现明显下滑。
除了对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预期外，资金成本低廉也是企业扩张的一大原因。过低的资金成本是中国金融体系扭曲的一个范例，要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利率市场化将是非常重要的改革。
虽然民营中小企业在借贷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存在融资难、资金成本高的问题，但每当政府实行大规模的宽松信贷政策时，这些企业也会有所受益，2009年即是如此。这种人为的低利率降低了企业投资的风险，鼓励了企业，尤其是更有机会获得廉价资金的国有企业的扩张行为。
对企业来说，过去的经验显示“扩张才是硬道理”。假如只是一部分企业这么预期，那问题不大，但假如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企业都有如此预期，政府就必须在经济下行时推行扩张的政策，否则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马上恶化。当企业意识到政府的政策不足以带来预期的需求时，企业可能会更改决策，由扩张改为收缩。由于之前企业是大面积扩张，因此当风向改变时，在“羊群效应”驱使下，企业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快速收缩，这会导致经济在短期内承受巨大的下行压力。出于避免这种局面的考虑，政府不得不在经济下行时期实行刺激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的这种预期绑架了政府的政策。
提高消费、遏制投资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未来5年经济政策的目标必须包括以下三个：一是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二是减弱企业认为政府会在经济下行时刻推行刺激政策的预期，三是推动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改革。
先来看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笔者认为，要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就需要为经济下行提供更多的空间。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要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速。为什么提高消费会导致经济增速放慢呢？投资占GDP的比例降一个百分点，同时消费占GDP的比例升一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问题在于提高消费比提高投资要困难。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决策和实施的政治成本低，但带来的GDP多。提高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与低消费相对应的是高储蓄和高投资。中国不只是居民的储蓄率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也非常高。值得注意的是，居民的储蓄率虽然较高，但1992年以来占GDP的比例一直较为稳定地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则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政府储蓄占GDP的比例自2002年以来也快速上升（图表 5）。
除此以外，就企业部门内部来看，国有企业储蓄率上升的速度是超过私人企业的。由于政府并未公布国有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因此这里笔者用国有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来代表国有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然后用企业部门总的可支配收入减去国有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来计算私人企业的可支配收入。
根据图表 6、图表 7可知，2006年国企实现了扭亏为盈，此后利润高速增长，占GDP的比例快速上升。
企业储蓄大幅上升，国有企业的储蓄上升幅度更大，财政部官网曾刊登专文探讨这一问题，该文认为有四个原因造成了目前的状况：
一是经济增长快，国有企业通过重组以及将社会责任转移给政府而大幅提高了利润率；二是国有企业长期不向国家交纳红利。2005年国企开始交纳红利，但其在净利润中的占比很低；三是产业结构扭曲。中国的产业偏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多，因此收入更多的以利润形式流向资本，而非以工资形式流向劳动力；四是中小企业为投资而增加储蓄。由于国内金融体系存在缺陷，中小企业融资不畅，企业被迫进行“为投资的储蓄”，结果提高了中小企业的储蓄率。相关调查显示，67%的中小企业完全依靠自有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81%的中小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有50%以上依靠自有资金。
基于以上论述，要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改革。第一，提高国企分配给股东，包括政府财政的红利。国企纳税、付息和分红后，可投资的自有资金下降，而对于无论是股民还是政府，增加的收入都可以用于刺激消费。
第二，划拨国有资本来充实社保基金。居民储蓄率高、消费率低的一个原因在于虽然社保的企业和个人缴费率高，但社保的覆盖率和补偿水平较低，因此居民在生活中会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因此假如能在保持社保缴费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提高社保的补偿水平，降低其顾虑，那么居民的消费倾向自然会提高。
我国目前的社保缴费水平已经处在很高水平。据媒体报道，按照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测算，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
笔者认为，在目前诸多的选择中，划拨国有资本来充实社保基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是一种减税的政策对此，《建议》也提出，“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最后，降低政府的高储蓄率。笔者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服务，而非储蓄和投资。假如将目前规模庞大的政府储蓄用于提供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甚至直接以购物券的形式发给民众，政府可以规定购物券不能存入银行，只能用于消费，那么这可以直接刺激居民消费，在提高人民福利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
减弱企业投机心理和推行金融改革
再来看第二点。从图表 4中可以看到，现在企业对政府刺激政策的预期是非常强烈的。上文已经谈过，这种预期对单个企业来说是理性的，但当它成为大部分企业的一致看法时，就为经济运行埋下了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也绑架了政府，使其在实行紧缩政策时不得不投鼠忌器。
经济下行越剧，政策刺激越强，这不利于治理产能过剩，不利于提高行业的生产效率。经济下行会淘汰低效企业，而对优质企业来说，经济下行时期往往是好的扩张时机，因为此时能以较低的价格收购资产。在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中，产能过剩会得到平衡，行业的整体生产效率也会提高。
另外，企业对政策的这种预期实际上鼓励了投机。对企业来说，经济下行意味着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扩张，这时候企业不但不会减杠杆，还会尽一切力量去加杠杆，这导致债务不断上升，风险日益加剧，而且这样的竞争是不利于企业提高效率的。
要减少中国企业这种“扩张才是硬道理”的想法，就必须让一些投机行为最重、杠杆率最高的企业受到惩罚。当这些企业因为高负债经营而遭遇困难，甚至破产时，其它企业就会警醒，这时企业在加杠杆的问题上会更加谨慎，中国的债务问题也会得到缓解。同时，一些前期谨慎运营的企业则迎来了春天，低价收购资产，整合提高效率，降低产能过剩就会顺理成章的展开。
最后，金融改革对中国至关重要。金融改革的范围很广，但核心就是消除目前金融体系中的一系列扭曲，建立一个高效的金融市场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利率市场化，前文已述，资金成本低廉是企业过度扩张的一大原因。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在采取种种措施压低存贷款利率，这种政策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但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的资金饥渴症。由于利率被压低，没有反映出真实的资金成本，因此虽然中国有高达50%的储蓄率，但企业依然觉得资金不足。
政府和国有企业有着非常强的投资冲动，它们比其他市场主体更容易获取低成本资金，但投资效益却不高。利率市场化改革会终结政府和国有企业融资成本被人为压低的现状，投资低效益项目的意愿将减少，其融资额也会相应下降，节约出来的资金就可以导向效率更高的中小企业。资金供给的增大会降低中小企业的边际融资成本，这些企业大多不是重工业企业，它们的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从而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
又如汇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会大幅减弱政府在外汇市场的作用，这使得政府不再能通过维持低汇率保护出口企业的利益。压低汇率的做法对经济整体是得不偿失的。
但需要看到的是，这些改革的另一面是企业的投资规模会下降，对中国这样一个依赖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这肯定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速。
事实上，将资源挪向消费领域，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行汇率、利率等金融改革，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降低其过度的风险偏好，对中国经济的未来都是无法避免的结构改革。这些调整一旦成功，中国经济将向前迈出重大的一步，其意义甚至可能不会低于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但在短期内，这些政策大部分都会带来紧缩，加剧社会的痛苦。
不过，好消息是有一些政策是既有利于结构改革，也带有扩张的特点，比如前文所述以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如这一政策上马，政府可以不再提高社保缴费率，甚至可以降低缴费率。对居民来说，这也是一种减税政策，增加了可支配收入，有利于提高消费。
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可以一方面推行那些带有紧缩特点的结构改革政策，另一方面推出一些带有扩张性质的结构改革政策。让两种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对冲，降低全社会的痛苦，并为结构改革的推行减小阻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提高居民消费、加快金融改革的角度，还是从减弱“扩张才是硬道”这一预期的角度，结构改革对中国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经济增长目标迫近6.5%时仍然毫不动摇地推行结构改革。因为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结构改革应该始终处于优先的地位，而非相反。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供职机构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