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时光
1989年，哈佛校园。初春的阳光、古朴的建筑和新绿的草地已经为哈佛吸引了不少外来游客，有几个人正在校园里最有名的雕像、位于白色行政大楼前的哈佛雕像前留影。约翰·哈佛的雕塑坐在椅上，右膝放着一本大书，身穿大衣，眼睛注视前方，作沉思状。在周日的上午，个子高高、略显消瘦的王一江快步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脑子里还习惯性地想着上课时教授提出的一道经济学的证明题。
“他们也许不知道，雕像的模特并不是建校者哈佛本人，而是他过世后雕塑家找来的一个青年人。底座上的建校时间‘1638年’也错了，应是1636年。但是，很多东西的象征价值完全遮盖了其本身的瑕疵。”王一江刚来到哈佛时，曾经兴奋地花了两天时间逛校园，细细欣赏这里的一切。
来到哈佛，王一江不禁感叹于她的美丽：藏书1000多万册的图书馆、欧洲风格的钟楼、现代气派的商学院。随着对这所百年大校的熟悉，王一江才领悟到：名校真正的美丽在于其中的名师、名课、名生，而校园美景早已不再新奇。
在哈佛竞争激烈的学习环境中，王一江称自己还不是最刻苦的一个：早上一般六点半起床，跟大多数同学一道拿着咖啡、牛奶等早餐到教室里，一边看资料一边吃，一天几乎都泡在教室或图书馆里。在王一江眼里，刻苦不在于延长时间，而是少去玩，除了吃饭、睡眠、必要的运动外，都要用来学习和思考。“不能分心做其他任何事情，要整天、整月、整年都在思考经济学，很辛苦。每堂课几乎都觉得有欠账，没有弄懂，似乎是在一直向前走一条走不到头的路。”王一江回忆起自己在美国求学时的日子，感慨地说道。
“好在有如此众多的优秀学生互相赶超，才让我有动力继续走下去。”让王一江印象最深的，就是哈佛鼓励并指导学生合作。在这里，学生们被分成小组共同研究问题，而且经常是不同国籍的学生搭配组合。此外，同学、老师们聚在一起喝下午茶也成为是哈佛经济系深受学生欢迎的传统：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学院秘书就会准备好茶点放在学院的一个会议室。老师、学生都会过去边用茶点边聊天。平时很难见到的大教授这时也会过来用茶点，这种方式给予学生们一个很好的同大师交流的机会。
虽然老师出色，但能否学有所成，关键还在于学生们自己。“没有必要盲目崇拜某个大家，主要是弄懂经济学的原理，学一种方法，而后自己做大量的分析。就像下棋一样，不是总要看李昌镐、马晓春怎么下，而是要自己来练习。”对于学习的方法，王一江有着自己的方式。然而，提起当年在哈佛的同学，他的眉宇中不由显出一分自豪：“不管什么专业、院系，当时一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同学，现在有很多都已享誉世界了。”
低调的经济学家
如今，王一江也已从一名初露头角的哈佛学子，成为了一名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学界有所成就的教授。近年来他就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等发表的卓而不群的观点，在业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位学识渊博、语速缓慢的湖南人，在国内学术界却并不爱张扬。王一江对此却淡然一笑，“我不想出风头，只是在该说话的时候讲出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
身处海外的王一江，一直心系中国国有银行改革。2003年11月，王一江参加了由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主持召开的“美中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高层讨论会。作为与会者中仅有的几名经济学人士，在会上，针对中国国内当时呼声高涨的将众多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的问题，王一江提出了反对的声音，他说，“我反对以民营企业为主来改造中国的银行业”。这个观点随即被传回国内，并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王一江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对此泼冷水的专家。
王一江对此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银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必须考虑到它的风险和信用等问题，“分析问题，不能只是说行或不行，我们还要想到可实施的过渡方案”。正因如此，王一江在对银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说“不”之后，随即提出了在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和战略投资者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引进外资战略来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如今，在中国几大国有银行的上市中，大都采用了这个方式，而在中国银行业改革时，这一方法也成为普遍接受的一种标准做法。
除了对银行业的改革在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学生时代就深受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影响的王一江，如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自己的感悟。就在今年，王一江根据在国内讲话、研讨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数万字的学术论文——《国家与经济》。在文中，他针对国内近期发生的情况，有感而发，提出了三组相关的概念：国家的双重身份，也即国家既是具有消费和生产功能的经济人，也是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和强制执行者；三只手，即看不见的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国家的本质两难，即国家需要足够强大，才能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它该做的事，但国家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致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
以这三组概念为分析框架，王一江阐述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好的一面，也包括阻碍经济发展的坏的一面。他认为，国家占有和支配的资源太多，就会成为一个不利于经济长期和稳定发展的因素。现代国家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存在制约和平衡的机制，使国家在积极有效地发挥它应起的作用的同时，无法滥用权力，成为掠夺之手和寻租之源，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制约与平衡的机制，就是法治与民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世界的视角和动态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往往始于充分利用传统体制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使经济能在传统体制下获得初步的和尽量充分的发展。因此，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失为明智有效的第一步。
王一江在接受《长江》采访时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更深入的解释。他在文中对一个落后的国家、落后的经济和专制的制度是如何走出恶性循环怪圈的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经济跟政治容易有恶性的互动，也就是说，政治环境越不好，经济越不好，经济越落后，在政治上就越容易引发战争、专制。然而，如何才能走出恶性循环，使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国家与经济》的观点提倡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经济与社会发展如何实行互动，王一江可谓在学术界实现了一个新的突破。
“两种不懂的人”
王一江在国内外教学多年，教过欧洲、美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的学生。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国学生，王一江对他们的学习态度和方式有着自己的感触，并对中外学生的特点有着自己的感悟。
王一江告诉《长江》，他认为作为一名学生，首先摆正自己的心态非常重要，如果心态和自身角色没有摆正，听课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在长江已经教授多届EMBA学员的王一江，对于EMBA学员进入长江大家庭后，能把自己看成是长江人，“这种精神挺好”。但他也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没有静下心来学习，因为“学生是被管理对象，还是被服务对象，他们对此还不明确。”
在王一江看来，现在国内的一些EMBA学员，“走进课堂感觉自己是顾客，并抱着一种‘上帝来了’的态度去学习。他们更多的是抱有玩的心态，要热闹，就想听一些新鲜事。”但王一江认为，“其实像我们掌握的知识，越实用淘汰就越快，学习应该掌握那些能够帮助一个人进一步学习的技能，而这些就是基础知识。”
和国内EMBA学生相比，王一江认为，自己曾经教过的维也纳经济大学华沙经济学院的EMBA学生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的EMBA最大的好处就是学员层次高，基本上都是带着问题来学习的决策者，学到的东西他很快可以拿来用。而欧美的EMBA的学生大多数是有相当工作经验但还没有到高层的人。”尽管在学员构成上有着独特的优势，但王一江指出，欧美学生在学习的思维方式和态度上还有值得国内学生学习借鉴之处。
欧美人的思维习惯非常理性，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一步一步讲下来如果非常到位的话，会让他感觉非常有味道，也很有意思。“他们喜欢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他们学习时是偏理性的学习，强调基础，强调思索一般的规律，而中国人往往比较浮躁，学习的态度还是比较欠缺。”第二个本质的差别是态度，这一点美国学生表现得尤为明显，给王一江教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国人讲话谨慎。“西方人认为，人再聪明，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也不知道的，知识再多、再有能耐，自己都是很渺小的。中国人不这么想，很多成功企业家在很多时候会是一个趾高气扬的态度，并会把这种态度会带进课堂。”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美国的一个学生上课要提问，他认为老师讲得不对的时候，他通常的提问方式是先说“老师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把你的话、你讲的意思用他的话重复一遍，然后问，“我这么理解你，什么地方有漏洞，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没听清楚”，特别委婉，“他从怀疑自己开始”。
对于中国学生当下的心态，王一江想起了他刚进哈佛读书时一位经济学大师对他们讲过的话。“当时，制度经济学大师加尔布雷斯给我们做报告。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什么都不懂的人（those who don’t know），一种是并不知道自己不懂的人(those who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在中国的企业家里面，怎样加强他们的心态教育，应该是长江商学院的一个重点。不管是从长江的内部管理，还是本着对这些有成就的人的CEO长期负责的角度来讲，这种教育一定要下大力气去做。”
后记
和国内很多经济学家不同，王一江并没有刻意把自己的观点归为经济学的哪一学派。但王一江并不愿追随这样的“潮流”。在他看来，“国外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的理念已经超过99%，他们争来争去的就是1%的问题。”王一江说，“差别只在1%这里，但就某一两个具体的问题，国内有的人把它说成好像是很大的矛盾差别，这是个很大的误解。西方经济学认同的问题，远远超过我们在国内的人能够想象的程度。”
王一江以著名的亚当·斯密那句“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为例进行了解释。亚当·斯密所说的“一定要以市场为准则？来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供求关系，市场也可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福利的最大化，这是西方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的”，尽管现在大家反复说凯恩斯主义，谈到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结果，这其实是在大家都在共同承认了亚当·斯密90%理论的前提下，再讨论剩余的10%，即讨论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等到这10%的部分也被大家认同了以后，又有人提出一个在现有理论下不能解释的新问题，大家又集中在1%的问题上进一步讨论。所以，“要把我们归类，我们都属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范畴”。王一江认为，“在国外学习了那么多年，我们只不过是找到了一套好的工具，一副好的眼镜，在今后我们看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
多年的西方学习与工作经验，尤其是多年在西方的生活体验和浓烈的宗教氛围，让王一江心态平和与谦逊。在他平缓地说出一些道理的时候，每每会让人的心灵会为之一颤。他说，在西方的生活让他意识到，“一个人再博学，和世界上已有的知识、将要发现的知识相比，那只是沧海一粟，我们都是无知到极点的人，我们之中最博学的人也是无知到极点的人，和那些真正的无知到极点的人相比，我们强不了太多”。
在采访临近结束前，王一江以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作为结语。放在本文的最后，也别有一番意味——“我们要认识宇宙和世界上的种种道理，在上帝的眼里看来，就相当于我们看到一只苍蝇和一只蚊子想认识我们看到的世界一样，最聪明的苍蝇和最笨的苍蝇，它们认识的差别，在我们眼里都是微不足道的。”
教授简介
王一江，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长江商学院人力资源学和经济学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管理经济学研究员,并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1989年以后，兼职任世界银行顾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中国经济、货币与公共金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