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三亚举办的长江2005新年晚会上，有一位女教授被同学们评为“最纯情教授”。虽然她自己当场的反应是，“不要拿老太太开玩笑了，哪怕换一个词‘亲切’、‘亲和’都好”，她以永远的阳光笑靥和激情授课，赢得了所有长江学生的喜爱和认可。她就是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洛曼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终身教授谢家琳女士。今年8月底，谢家琳教授在新疆喀什参加完EMBA五期异地授课返回北京。据悉，这次学员对谢家琳教授讲课的测评结果，有多项指标都评为5分，这在如今的大学授课中是非常鲜见的情形。当《长江》采访她的时候, 谢家琳教授对于这次教学之行难掩兴奋之情。“这次讲课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讲授的跨文化管理是在喀什这个跨文化的边陲城市进行的，效果非常好。”谢家琳告诉《长江》，在没到喀什之前，自己就对那里充满了向往，真正有机会到喀什，发现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极具潜力的战略要地。作为一名研究跨文化管理的学者，她感觉喀什在跨文化管理和走向国际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我认为喀什在未来十年中会成为我们国家走向国际化、多元化管理的一个窗口、一面镜子、一个通道、一杆旗帜”。谈及至此，这位教授再次也露出了她那招牌般的美丽笑容。
谢家琳是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还担任着该学院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系的系主任。然而，这位在压力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教授，回望这几十年一步步走过来的足迹，却只是淡淡地说，“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够做一件真心喜爱的工作，很幸运。”
动荡年代的“学术”思索
和许多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动荡生活的人们一样，谢家琳是老三届学生。这位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在考入湖北省一所重点中学后一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让谢家琳正常的学习生活戛然而止。在16岁这个花季般的年龄，谢家琳远离父母，下乡接受“再教育”。她当年插队的农村是一个血吸虫、麻风病肆虐的重灾区，劳动力严重缺乏, 生活极为艰苦。下乡插队的时光，伴随着年轻知青们的大都充满着艰涩与困苦。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是对他们未来人生的影响与改变。如今，已经站在国际学术讲台的谢家琳感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下乡插队、回城当工人的十余年生活改变了她的一生。那些经历让她从一个不谙世事、只会读书和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农民是最善良的人，他们自己过得很苦，但在你病了后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送给你吃，然而，最善良的人过那么苦的日子，当时让我特别震撼，开始思索生活的意义。是农民教会我如何面对命运的坎坷, 如何珍惜生命。在农村的磨练使我变得非常能吃苦, 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谢家琳，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很喜欢读书，并且成绩优异。 作为家中排行最小的一位乖乖女，学习成绩很好的哥哥、姐姐一直就是她的榜样。因为家教很严，所以也就自然营造出“从读书中可以得到欢乐”的氛围。 时代的因缘际会，让她过早地就离开家庭出外闯荡。 然而，一直对学习情有独钟的她，却并没有停下思考的步伐。相反，她以一个女孩子特有的细腻与感性，仔细而又冷静地观察着周遭发生的一切。她观察到与自己同行的知青在面对压力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有的人能直面困苦, 在逆境中成长, 变得非常坚强; 有的人虽然终于能够离开那个地方, 但心中留下了创伤和阴影; 也有人最没能承受下来。
“我一直在琢磨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我当时的观察是，在我们那个年龄层，女孩比男孩更能承受压力；性格外向的人比性格内向的更能承受压力。此外，我发现家里经常来信，能够得到父母、兄弟姐妹的支持，这样的孩子，也比较能够承受苦难。” 通过细微的观察后，谢家琳在当时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并认为人和人之间抗压的能力的确有极大的区别。与物质上的艰苦相比，来自精神层面的刺激对人性摧残更为严重。
这段人生经历，对于一直喜欢观察生活的谢家琳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曾经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回去读书，一定要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在性格上、对外界环境反应时，能有如此不同的个性反映。”此时，谢家琳的思考，已经为自己今后走上的学术道路，尤其是她后来所专注的压力研究，埋下了伏笔。
走上学术之路
下乡三年后, 谢家琳被社员们推荐回城做工人。她开过推土机、 空压机, 最后做了八年的修理车工。谢家琳因出色表现被推举担任汽车修理车工班班长。“每天的活都需要班长来分派。” 由于她所在的班组每天要面对和服务的是大批修理汽车的修理工，所以谢家琳还要与其他班组的修理工打交道，“这里面还包含许多人际方面的交往”，“车工班班长是最基层的一个管理人员，但是要做好很不容易。你要以身作则, 要了解员工的心态和性格, 要公平、 平等。这里面有大学问。我自己经常想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班组长，工人接受或不接受我的原因是什么。” “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就要比别人工作得更加努力，表现得更加好。”回头看做车工班班长的那段经历，谢家琳认为那是她学习组织行为学的课堂。“虽然不是真正理论意义的学习，但却是实践中的学习。”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谢家琳的心中，读书的强烈渴望再次占据心头。她深深地感觉到，只有教育才能够改变一个国家，并最终改变人的命运。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命运的转机这时已悄然来到了她们这一代人的身边。1977年，国家在文革结束后宣布恢复高考。“一直没有想到还能等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机会终于来的时候，马上就决定一定要去考大学。”回忆起当时的想法，谢家琳的这段话也许代表了千万个被迫失去学习机会的知青们那时的心声。
然而，对于谢家琳来说，眼前的困难远比管理工人要大。因为自己面对的不仅是已被中断了10多年的学习状态，更为现实的是，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工人的她，还需要考虑如果考不上大学，那些将她视为战友的工友们的态度。“他们对我很好，觉得是真正和他们说得上话的朋友，如果落榜后再回来，工人们虽然可能还会同样地对待我，但自己毕竟是显露出离去的心了。所以当时精神负担特别重。”
已被压制了十多年求学渴望的谢家琳，义无返顾考大学的激情并没有被现实的困难浇灭。她最终选择为此一搏。在只有短短几个月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很长时间没有系统学习的谢家琳，“脑子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每天都不停地在背书和准备。”最终，她顺利考入大学学习商业企业管理。毕业后在留校任教。这个选择多少出人意料。因为就在谢家琳毕业的那个年代，很多同学都认为对于学习商业管理的毕业生来说，“从政是一条红路，从商是一条金路，留校是一条黑路”。 然而, 对谢家琳来说, 从16岁离开课堂, 到11年后再回到教室, 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沧桑变迁, 使她感受到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了。
在两年以后, 加拿大政府国际开发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在中国发放奖学金，这是专门赞助发展中国家年轻学者、教授和助理教授的项目。1985年，谢家琳通过层层选拔，幸运地被该项目录取，踏上了海外求学之路，赴加拿大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攻读MBA学位。两年的MBA 学习结束时, 她荣获壳牌石油公司 (Shell)的全额奖学金, 攻读博士。
作为一名MBA学生和博士生，谢家琳除了有机会接触到自己最渴望的先进管理理念，更多的是有了选择未来的机会，她却在上学期间对组织行为学的课程情有独钟，“在上这门课程的时候，我才感觉遇到了自己深深喜爱的专业，因为这是我一直向往的对人的管理的研究。”对于选择组织行为学作为研究领域，谢家琳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就是一直以来对人的行为产生的兴趣；其次是文革中那段切身感受——人的素质, 对人的管理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是可以学习和研究的。
谢家琳于1992年以全优的成绩获得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 从而全力投入研究和教学。她研究的核心领域包括工作设计、工作压力与员工身心健康、跨文化组织行为管理（重点是中国与北美之间的跨文化管理）和知识管理。她的压力研究侧重于探索人与人之间在压力状态下的个体差异, 16岁时播下的种子历经二十多年的求索后开始发芽、抽枝、开花、结果了。她的学术研究论文在《管理学学会期刊》、《 国际比较管理前哨》、《应用心理学期刊》、《管理学期刊》、《组织行为学期刊》、和《职业与组织心理学期刊》等世界一流的管理期刊上发表, 而且数十次地在管理和应用心理学领域的国际性年会上进行报告。
“长江的远见”
谢家琳在长江商学院从EMBA首期班就已开始授课，她认为长江是所具有远见卓识的商学院，“尤其是邀请我回来讲授跨文化管理这一门课，可以看出长江的远见。”谢家琳解释说，因为国内EMBA教育目前几乎没有开设这门课，大多数EMBA开设的都是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这两门基础课，“但是长江走到了前面。”
谢家琳表示，长江商学院目前集中了国内一批优秀的精英商界和政界人才，而学院为他们开设有关跨文化管理的课程，从理念和认知方面来帮助他们，她认为这条路走得很好。“我很认可学院开设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课程，并让国际化进程中有关对人的管理的这一部分内容，变为长江商学院日常讨论的课题之一，我觉得这点难能可贵。”
来到长江商学院访问期间，谢家琳还专门做了针对企业高级主管的压力源和压力表现的抽样调查。很多学员都希望能够分享有关的测试结果，有学员询问如何可以读到她的用中文发表的研究结果。这个问题让谢家琳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完全是从学者角度写英文学术论文，几乎没有写过科普的东西，甚至很久没有用中文写过东西了”，谢家琳感慨地说道，“有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那就是我的大部分的受众应该在中国，应该尽自己的力量来服务于他们。我要写一点让大家能看得懂、看得下去的文章。”正是受此启发，谢家琳教授利用2005年短暂的回国间隙，在百忙之中分别在国内的《哈佛商业评论》、《北大商业评论》发表了两篇有关压力和健康的中文文章。
后记
在采访结束前, 谢家琳提及在做工作压力调查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名车间主任。这位主任说生活就好比是一条浅浅的河水里有很多石头， 要踏在一块块石头上才能过这条河。 但对于他来讲，每一步却都踏在水里。“我当时觉得是感同身受，我想我也曾经一步一步踏在水里，但是唯独就是考大学的这一步，我奋力一跳，终于跳到了一块石头上。 唯有站在这块石头上，有机会看见了前面其他的石头。”“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够做一件真心喜爱的工作，很幸运。”
对于在文革中的种种经历，谢家琳说正那些经历真正改变和塑造了自己。她承认，如果自己在20岁前能够接受正规的教育，她在纯学术上肯定会有更高的造诣。但她从来没有对插队有过多的遗憾。相反，她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了这段人生历程——正是那段经历，给她未来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感性的铺垫，“那段日子给予我一个观察人生、观察行为学很好的机会。”谢家琳认为，如果学计算机、财政、金融，越年轻越好，但是如果要了解组织行为学及对人的管理，“如果有一些生活的铺垫，会学得更好更深一些。”
“当然, 国家经历了文革这样一段历史，是巨大的不幸。”谢家琳感慨地说，“希望这段历史永不重现! 为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重要的是提升管理的水平, 尤其是对人的管理的水平。”
教授简介
谢家琳，博士，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康科迪亚大学。目前担任多伦多大学洛曼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终身教授。谢教授研究的核心领域包括工作设计、工作压力、跨文化组织行为（重点是中国管理）和知识管理。她分别在《管理学学会期刊》等多家世界一流期刊上发表过学术研究论文。她教授的科目包括组织行为学、国际组织行为学、商业道德规范和中国管理等。她曾多次受到多伦多大学洛曼管理学院的嘉许。此外，她曾担任过美国管理学学会2000年大会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并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管理学学会国际主题委员会成员，并曾任管理学学会国际论文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她致力于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是中国上海行为学协会的海外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