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宏观经济的氛围正空前炙热。通货膨胀来势汹汹，升值压力持续存在，企业在紧缩的政策下时日难挨，资本市场更是在跌跌不休中让投资者伤透了心。
当前最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
有人回答：抑制通胀；有人回答：刺激内需；有人回答：发展是第一要务，毕竟有13亿人要穿衣吃饭。
外有国际金融危机之忧，内有发展硬着陆之患。中国经济似乎到了一个关键点。
一方面是居民承受通胀的压力，企业在紧缩的政策下成本越来越高、利润率却走低；另一方面是国家地方税收高速增长，政府财力越来越雄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挤占市场空间越来越多。
梅建平教授主张，中国到了一个非减税不可的地步，而且要大规模减税。政府要让出更多的市场，让市场发挥其应该起到的作用。
调整的关键时刻
《21世纪》：大家对于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关注。您对下一阶段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怎么判断？
梅建平：我认为，2008年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与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所处的关键时刻非常相似，其中一个国家是日本，另一个是美国。
1973、1974年，日本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经济走势发生转变。换句话说，1973年、1974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当时，日本面临的几大矛盾，都与当下的中国有相似之处。第一个挑战是石油价格的飙升。1973年底，震惊世界的史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一场所谓因中东战争而起的石油危机在几个月内席卷了大半个地球，油价在很短的时间里增长了近四倍。而日本作为一个贫油国，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伴随着石油价格的飙升，日本出现了高通胀，随后其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这种局面使得日本经济实际上就从1973-1974年以后，从原来的1955年到1973年的年均增长9%的速度，下降到了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基本上维持4%这样一个水平，可见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而且， 1973、1974年日本经济非但没有增长，反而发生衰退。
美国在1979年、1980年也遭遇了这样一个转折点。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该国的石油出口受到破坏，从而引发了第二轮石油价格暴涨。1979年和1980年两年间，美国通胀率持续在两位数水平(分别为11.3%和13.5%)，这是战后半个多世纪里罕见的现象。在所谓第二次石油危机来临之际，美国出现了滞胀，“凯恩斯的药方”不再管用。通货膨胀导致政府没有办法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发展停滞又要使政府必须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几分相似。
《21世纪》：为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能够有比较好的复苏？
梅建平：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美国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在很短的时间里由两位数下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而由此带来整个资本市场的恢复。因为美国的短期利率曾经一度升至18%左右。当然使得美国整个经济出现箫条。但美国经济出现箫条的时候，里根总统一方面及时采取减税政策，另外一方面又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展政府支出，带动了美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2008年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我觉得再维持10%以上的增长率是一种奢望，今后10-15年的经济增长，比较可能的增长率应该在8%左右。
《21世纪》：我觉得中国与日本、美国相比，可能还有不同之处：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得以长足发展，但是远远没有完成升级换代。而那时的日本和美国的发展程度，要比中国好。面对困境，这两国的企业渡过难关，或转型，要比中国的企业相对容易。
梅建平：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认为现在“中国制造”实际上也达到了日本70年代的水平，我认为这是没有太大争议的。
《21世纪》：现在的国际环境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也已经远非在二三十年前的情况可比。现在的中国面对全球的通胀和经济发展放缓，尤其是美国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据报道，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陷于困境，而中国是它们所发债务的最大海外持有者。您怎么看全球经济、美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
梅建平：中国确实是买了相当一部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公司债券。不过我认为这些投资因美国政府担保风险不大。
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是蛮大的，但是我认为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最主要还是中国内部的原因。
实际上，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制造”到了需要经济结构转型的时候。换句话说，中国旧的经济体制和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到了必须进行进一步调整的关键时刻。
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很多需要调整，微观经济结构更需要调整，要让市场发挥更主要的作用。
《21世纪》：您觉得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调整的好时机？
梅建平：应该说和前几年相比，中国的调整可能已错过了一些时机，但我认为现在中国仍有很好的条件进行调整。
治理通胀仍放首位
《21世纪》：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胀和增长下滑的双重风险，而这也无疑给宏观调控提出了难题。您认为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梅建平：首先是要克服通胀，其次才是想办法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问题。
为什么我认为抑制通胀更重要呢？我的宏观经济学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师承美国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学习过程中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体会：通货膨胀是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破坏力的拦路虎。
通货膨胀的巨大破坏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般来说通货膨胀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最大、最直接，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压力。第二，使得整个原来的经济增长可预见性被破坏了，使其不确定性增加，令企业很难理性地做长期的投资和运营。这样一来，企业都比较容易进行短期行为，整个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会下降。第三，通胀会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提高资金成本。所以，我认为通胀的破坏力相当强。
我不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所谓的“结构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货币行为，事实上还是中国央行累计起来的货币发行太多了。当然，所谓“热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央行每年的货币发行量都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因此钞票无形当中就多出来了。多发钞票虽然不一定马上就会反映为通货膨胀，但是时间一长，积累到现在肯定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通货膨胀。
《21世纪》：可是，从2007年下半年、2008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结构性的价格上涨确实存在，比如说食品价格上涨说占的比重，始终都是比较高的，这也是支持一部分经济学家“中国是结构性膨胀”的这样一个数据支持。
梅建平：如果只是食品价格等结构性因素导致的通胀，整个物价水平不会一下子就同时起来。我想提醒读者注意，世界上任何一个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不会是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是同样的速度增长，上涨的速度都会是有高有低，都会是有一些引领物价上涨的因素，也还总会有一些是低于整个物价水平的商品。
从中国的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要控制的是整体物价水平，而不是个别商品领域的价格上升。长远来看，如果食品价格的确上涨比较快，那么其部门利润一定会吸引新的资金投入。如果供给增加，可能通过一两年，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自然回落。
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通胀总的来说还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不是结构性的现象。
《21世纪》：治理通胀，有人建议用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作用，升值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呢？
梅建平：因为中国目前的通胀比较高，人民币实际上已经开始贬值，它的实际的购买力已经在下降。我个人做过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人民币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可能是在1美元兑6元人民币左右，从目前的1美元兑6.8元到1美元兑6元，离升到位的幅度差距已经不是太大。因此我赞成一步到位升值。
但是这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对中国国内的制造业来说，可能会丧失更多的国际竞争力，可能会产生沿海地区很多出口企业的倒闭，或者惨淡经营。
《21世纪》：可有这样一个问题，您所认为的1美元兑6元人民币左右并不是全球共识，如果人民币已经升到1美元兑6元人民币了，那么仍然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得还不够，还要升值。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有没有一个可以界定的界限？
梅建平：中国在目前的外汇储备情况下，应该有能力让人民币实行自由浮动，一步到位以后，再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当然这种自由浮动并不一定是完全的自由浮动，中国央行还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政策来进行市场干预。
《21世纪》：您认为造成目前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浮动汇率的原因是什么？
梅建平：我认为主要还是就业的压力。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中国的金融企业目前并非已足够强大，能够应付完全可兑换的市场环境。我认为现在政府部门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我所谓的“一步到位”，是指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的一步到位，并不是说实现像欧美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中国当然也可以实行一定范围的自由浮动，这中间还有不同的政策选择，也就是说，在实现像欧美这样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和中国目前实际上的政府控制汇率之间，还是有很多的选择。
《21世纪》：您觉得会有一个平衡点？
梅建平：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平衡点，再经过若干年，比如五年或者十年的时间，中国可以实现像欧美国家一样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21世纪》：关于治理中国的通胀，大家也是根据各自不同的观点，开了不同的药方，您觉得中国治理通胀的手段是否存在问题？
梅建平：我认为基本上方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货币政策实际上有两个主要杠杆，一个是数量杠杆，另一个是价格杠杆。所谓的数量杠杆控制，就是通过目前所采取的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上就是限制银行把钱放出去。第二个就是采取价格控制——利率政策。我认为利率还应该调整，包括存款利率。现在严重的负利率，对老百姓，特别是中国四五十岁的人影响很大，这些人开始考虑养老、退休问题，把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放在银行里，购买力却越来越弱。
《21世纪》：您谈到提升利率，不管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因为中美之间存在利差的关系，如果中国再增大利差，会不会对热钱的涌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梅建平：人民币的利率提上来，当然会影响一定的热钱涌入，但我认为既然热钱已经在涌入了，再增加一些热钱，也不会造成更大的边际影响。因为中国的资本限制，并不可能由于中国的短期利率提升进来更多热钱，我认为该进来的热钱已经进来了，不该进来的热钱，不会因为短期利差再大量进来。
《21世纪》：有人认为数量型的货币紧缩政策，例如频繁的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可以抑制通胀，但也会有恶化信贷结构的副作用。因为这种方式将使得银行天然的希望将有限的资金提供给大企业，中小企业则更难以获得银行资金的支持。
梅建平：在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我倾向于利率调节。因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基本是一个行政色彩比较浓的调节工具，但是也并不是不应该用这个数量工具，应该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调节并重。
我为什么比较强调利率手段呢？因为利率手段使得中小企业如果愿意付比较高的利息，那么资金价格的信号还在起作用。小企业还可以在利率市场上进行竞争。如果纯粹采取数量的手段控制货币供应量，很有可能中小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会更弱。因为完全数量上控制，可能银行更愿意把资金贷给比较大的企业，而中小企业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使很好的项目也贷不到钱。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化的市场，中间的一些传导机制不畅，那么在一个不完全市场化的市场，控制通货膨胀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机制来调节，比如控制货币数量和价格，能否起到完全市场化条件下所起到的作用？
梅建平：我认为对抑制通胀来说，利率价格应该还是很管用的，其原因主要在于老百姓会在当前消费和将来消费之间做一个选择，就像油价提高大家就会少开车一样。如果现在的消费价格(利率)提高，老百姓的当前消费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进而对整个价格水平产生影响。
大规模减税势在必行
《21世纪》：中国持续三十年来都是维持一个高速增长，而抑制通胀的过程势必会影响到发展速度。有观点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不能维持到8%，经济社会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企业会出现问题，就业会出现压力，社会安定因素也会受到影响。
梅建平：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阶段：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可以考虑大规模减税。我最近看了福布斯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中国的税负大概排在世界的第三第四名。
这个指数水平相当高。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税负和企业税负确实不低。为什么美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经受了滞胀两座大山的压力下能够重新振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
《21世纪》：中国政府现在的减税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梅建平：首先，最重要的应该是降低企业营业税税率。中国企业的税负高的离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管企业赚钱不赚钱，只要有销售收入就要纳税。
《21世纪》：您觉得企业营业税税率降到什么水平比较合适？
梅建平：我认为税收应该考虑刺激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目前可以考虑大幅度的调低营业税税率，即使减半也可以考虑。
另外，我认为所得税税率还是比较高。25%的企业所得税是不是可以考虑降到20%？个人所得税也应该考虑下降，我认为起征点可以提高，这样可以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负担。为了鼓励投资，我认为45%的最高收入税率也应该考虑降下来。
《21世纪》：怎样的税收制度调整会使中国的企业税负更合理？比如有人主张开征消费税。
梅建平：税负最优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问题。开征消费税有经济的考虑，因为它有一个“缺点”：大家是一视同仁的。政府一般希望税收能够向中低收入阶层有所倾斜。
《21世纪》：有观点认为，现在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联动性非常强，因此对中国的发展也比较悲观。
梅建平：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把国内的老百姓的需求能够刺激起来，把中国内部的发展动力激活。要激活内部发展动力，就要把个人消费能力激活，要把国内企业的一部分投资激活。要激活个人消费能力和企业投资，第一需要政府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就是说要把通货膨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下来。第二政府要采取大规模的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政府要把更多的钱放在老百姓的口袋里。过去十年以来，基本上每一年的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政府在整个国民经济，在GDP当中所赚取的部分越来越大，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是相当不利。要把财政收入与GDP的平衡增长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定下来，限制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
《21世纪》：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从税收比重分析，有人认为企业的纳税能力下降了。也就是说实体经济不是很乐观，隐藏着经济下滑。
梅建平：确实实体经济有很大的隐患。因此我认为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非减税不可的地步。近期，媒体和专家都在呼吁：中国要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财政政策。
政府是更多采取公共支出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呢？还是政府通过减税把更多的钱放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呢？我认为这是现在宏观政策的重点。
中国已经到了整个经济运转的效率出现比较大问题的时候。政府投资占整个投资比例太大。相对政府投资，私人的投资更有效率。
《21世纪》：也有人担忧，中国刺激内需，执行减税，会不会抵消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
梅建平：我想会抵消一部分紧缩的货币政策作用。但是如果货币政策有足够的力度的话，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还不能完全冲销它的作用，抑制通胀还是会有相当的作用。
《21世纪》：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起飞的阶段，也是先污染后治理，甚至中国比他们那个时候还要好。中国现在要求中小企业要节能降耗，要求它们给工人一个很好的保障，认为它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承载这么多的功能。比如推出《劳动合同法》，您是怎么看呢？
梅建平：如果与世界横向比较，中国企业的负担在世界上是比较重的。很重要的是中国各种各样的税收，包括各种各样间接的负担，使得中小企业的成本相当高。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员工有一些保障，这些保障实际上政府是需要承担一部分，现在越来越多的责任是由企业来承担，比如说“三险一金”，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企业来交的，这部分能否政府更多的承担，来减轻企业压力。现在为什么要采取减税政策？因为减税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减轻一部分的运营成本。
对于中小企业环保的要求，我认为并不是过分。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该环境治理的时候了，否则的话，对我们的后代，包括对我们这一代的身体健康，都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
不注重环境保护，这些成本最终还会以其他的方式来付，如说较高的医疗成本，整个一代人的生活质量的下降等等。
《21世纪》：但是在其他的发达国家的起步阶段，对企业也是课以重税的，为了要积累财富。
梅建平：我并不这么认为。比如说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发展。香港地区实际上从上个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以来，个人税、企业税基本上处于目前的水平。
《21世纪》：刚才您谈到中国企业也是一个转型的时机，但也有人问，中国有世界一流的品牌吗？有销售渠道吗？有高精尖的技术吗？什么都没有。中国现在所拥有的发展优势就是人力资本优势，应该坚持人力资本优势才能持续发展。
梅建平：我不敢苟同这样的观点。
日本在1973年、1974年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由于大量外贸的顺差，使得日元在很短时间大幅升值，日本企业实际上也是面临巨大的压力。美国的很多企业，在1979年、1980年的时候，如果向银行借钱，需要承担20%的利息，它们怎么能够生存？
如果政府不给企业一些资源，通过减税把钱放回到企业的口袋里面，让他们做产业升级换代、建立销售渠道，创立名牌是很难实现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大企业也是一样，同样面临更新换代、产业升级、创造品牌，建立世界性的销售渠道这样的挑战。减税是使企业提升长期国际竞争力的一种现实路径。我们不能永远只做劳动密集的鞋子、袜子、打火机。
（原文发表于2008年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