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经创造了一个神话。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日本几乎达到年均9%的发展速度；但从1974、1975年以后进入一个转折点，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从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期，日本基本上维持年均4%的经济发展速度；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日本的年均发展速度降至1%左右。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日本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是-2.4%，可见经济衰退已经相当严重。
近期，梅建平教授曾两次东渡日本“取经”。
经过考察，他感触颇深，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吸取。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他认为实际上是走了与日本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展的一条很相像的道路。虽然政治体制有所不同，但是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回想也就是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国际上曾经有很多学者预计日本的经济发展规模将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赶上美国。但是近20年过去了，日本现在的经济规模连美国的40%都不到，其在经济增长上损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教训惨痛。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应该深入研究这个所谓的“日本病”，以避免厄运在中国重演。
“杜冷丁”经济
《21世纪》：您所认为的“日本病”有哪些特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病”？
梅建平：“日本病”是一个经济僵化综合征，主要症状是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低下，企业创新乏力，国内需求疲软，特别是国内居民的需求疲软。究其病因，我认为首先是日本政府过大过强，保护太多；第二，由于日本的财团相互持股，导致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创新动力不足；第三是日本的金融体系不发达，以至虽然日本国民财富较多，但其中产阶级投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
导致“日本病”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比较强势，使得日本企业缺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的破坏”。
《21世纪》：“日本病”的产生是否也有外部的原因？
梅建平：是。日本在1980年代经历了一段所谓的泡沫经济，其主要表象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增长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出口拉动所贡献。随着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逐渐加大，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保护主义的抵制。因此，日本在1980年代中期不得不开始逐渐把日本的企业部分转移，比如汽车产业。由于日本对美国汽车工业的冲击，美国就要求，或者逼着日本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生产放在美国，这样就可以给美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21世纪》：除了国际上的保护主义，还有什么因素导致了“日本病”？
梅建平：汇率因素。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在很短的时间大幅升值，导致日本产品出口成本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急剧下降。为了应对经济发展速度骤降，日本政府当时就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日本政府在对经济干预的过程中，持续大量使用“杜冷丁”，主要用来缓解经济箫条所带来的阵痛，而忘了“杜冷丁”的副作用，也忘了它的药性——用的时间长了会产生药物依赖性，以至日本在最近十多年里尽管货币政策已宽松到极点——零利率，财政政策也用到极致——每年平均5%以上财政赤字，但经济仍无起色。
《21世纪》：您所谓的“杜冷丁”具体是指什么？
梅建平：从1990年代到现在，日本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该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大幅调整，从而可能引发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大幅上升——但这也就是日本选择短痛和长痛的问题。日本政府一直不愿意短痛，用了许多政府政策来推迟结构调整，结果企业对政府产生一定的依赖性，所以日本经济就被日本政府搞成了“杜冷丁”经济。
日本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政府干预，另外一方面受财团干预。日本银行被迫给很多原本应该倒闭的“僵尸企业”输血，这些企业还存在，政府还给它业务做。这些年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观，但是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存在。这就使日本银行的健康壮况一直不好，缺乏国际竞争力。目前，日本的银行业，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和赢利率等各方面的财务指标衡量，在发达国家的银行里面，还是很落后。
《21世纪》：日本政府对企业干涉过多吗？
梅建平：日本的政府实际上以前计划经济的色彩是很浓的。以前日本大藏省一直积极的制定各种工业政策，采取政府直接干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积重难返。要给企业足够的空间意味着什么呢？企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宏观、税收和金融环境。对于企业而言，要放开手脚让他们自己去发展。
缺乏“创造性的破坏”
《21世纪》：您刚才谈到日本政府比较强势，使得日本企业缺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的破坏”。为什么这么说呢？
梅建平：所谓“创造性的破坏”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淘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一种动态机制。这种动态机制的运行原理是市场通过追逐利润，不停淘汰一些利润率比较低的行业和技术，然后不断的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利润最高的行业和最先进的技术上。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一种活力的表现。
为什么美国能够不断的利用新的机会，能够接受新的挑战？因为每一次的挑战给美国带来一次新的机会，他们在机会面前能迅速进行调整，进行社会资源重新配置，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最优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活力根本的体现。但日本恰恰由于政府的原因，由于经济结构的原因，或者还由于文化的原因等等，这个机制的作用被削弱。
日本企业的特征和美国企业的特征大有不同，这与中国的企业倒有颇多相似之处——就是日本的财团体制，如果一个财团的某一个或几个企业经营不善或面临破产，财团内部的其他企业就有责任，或者有社会压力去出手相救，很多很好的资源被浪费在那些实际上已经过度发展的行业里面。
日本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这种救助实际上就是延缓这些“僵尸”企业的寿命，但因此持续消耗财团内部很稀缺的一些资源，使得那些业绩很好的企业也没有能力能够腾出更多的研发资金去进行企业创新或拓展销售渠道等等。
《21世纪》：有什么证据支持您做出这样的论断？
梅建平：仔细看看日本，会觉得很悲哀。日本在1970年代、1980年代有一些很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但现在一些核心竞争力正在逐渐丧失。比如美国苹果公司的iPod，照理应该是索尼的产品，随身听一直就是索尼最强势的产品。但最近十年来，由于索尼缺少投入，企业缺少创造性，很多资源没有很好的集中起来，这个优势就丧失了，又被美国拿回去了。再比如以前日本的电视是全世界最好的，但现在平板电视被韩国三星所取代。现在日本除了汽车工业以外，高精尖技术越来越少。
实际上从1989年开始，日本企业的经营效益已经开始下降。从1989年到1996年，东京的证交所主板市场没有一家公司破产。该破产的公司没有破产，那些原来很好的企业，由于要帮助兄弟公司，使得自己很重要的资源被占用。2007年，我和美国的浜尾泰与徐叶啸两位教授在美国的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我们研究了日本股市有一个很有趣的“新兴市场化”趋势——在1980年代，日本股票不是同涨同跌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变成同涨同跌——和许多新兴市场的股市一样。也就是说，股价高低与公司业绩没关系，要涨一起涨，要跌一起跌。为什么呢？其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的财团文化，好的企业救差的企业，投资者比较理性，就把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反正好的企业也要花钱去救那些差的企业。
《21世纪》：为什么一个财团内的企业要相互救援？
梅建平：这实际上是由日本的企业结构所决定的。因为日本企业有很多交叉持股，因此就产生了互相帮助的状况。如果一个企业本身有发展前途，只是暂时经营不善，或者暂时经济不景气的因素，这种互相帮助在一定情况下是有利的。但是日本那么长时间经济不景气，那么多的企业经营不善却都没有破产，而且日本的银行业也因为财团的关系，由于很多历史上培养起来的业务关系，使得他们对很多的企业进行援救，尽管明明知道这个企业已经不行了，但是还是采取借新贷还旧贷的方式维持这个企业的寿命。这样一来使得日本很多很重要的、很稀缺的金融资源也被浪费了。
日本是一个税收比较高的国家，政府拿去了很大一部分，用以维持福利社会比较高的生活水平；还有一部分税收通过政府投资用在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大量的资金通过税收被政府所拿走，造成企业本身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和发展动力来进行研发，造成日本企业在很多的技术领域赶不上美国。
不能说日本政府对刺激经济不花力气。特别是在1993年以后，日本政府连续每年都有6%或7%的财政赤字。1990年代以前，日本在工业发达国家当中政府负债占整个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一个国家，但现在在工业化国家中，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是最差的一个。
《21世纪》：按道理来说，要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好，要给企业减税，这样才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梅建平：日本政府采取的是通过赤字财政的方式刺激经济。政府搞了很多的公共工程，比如说建高速公路、扩建机场等等。政府还给很多企业、很多的公共设施运转进行财政补贴。比如日本北海道，由于城市化和人口的老龄化，有一些岛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但是摆渡船还是按照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规模照样运作，实际上每次都没有什么人乘坐。这就给公共资源造成很大的浪费。
《21世纪》：政府应该如何激励企业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梅建平：我认为政府支持企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去支持企业；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政府减税的方法支持企业发展。把钱留在企业的口袋，企业决定怎么花，与承接政府工程，效果完全不同：一个是培养了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另一个则使企业依赖政府。
长期零利率的“恶果”
《21世纪》：日本政府十多年来一直实施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很低。这有何副作用？
梅建平：这是“杜冷丁”副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利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格信号。资金的价格不能只从企业的角度考虑，还要从储蓄者的角度来看。利率实际上是在调节当前消费和将来消费之间的关系。给定将来消费的水平和当前的收入水平，利率越高，就越能够提高当前消费。
差不多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政府从原来相对比较从紧的货币政策，迅即转到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把利率降到了零，还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的这种低投资回报率产生了如下问题：日本从1980年代泡沫经济时候的高股价、高房价、高利率，到90年代以后股票缩水60%以上、地产缩水了50%以上、银行存款利率从5％降到0％，日本的有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没钱了，原来很强消费的欲望，一下子消失了。
日本内需一直拉动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产阶级不敢消费。日本普通居民的投资也相当单一，85%以上的居民把钱存在银行里或买低利息国债，赚取很低的利息，甚至没有利息。人们要考虑退休后的生活，而他们在储蓄上的投资没有回报，因此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抑制了内需。如果银行存款利率相对比较高，居民就可以存款少一点，消费多一些。对于消费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存款利率，使得居民能对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和计划。
《21世纪》：如果日本政府改革养老体制的话，是不是比提高存款利率水平更有效呢？
梅建平：不一定，因为改革的趋势是把个人今后的收入更多地与个人投资挂钩。日本过去的养老体制主要由公司提供员工的退休工资。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企业越来越不堪重负。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个人退休账户方法，由员工自己进行退休投资。从养老角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投资回报问题。当今后的支出定了的情况下，今后的预期投资回报越高，则员工们可以用于今天的消费的钱也越多。政府要创造比较稳定的资本市场，要创造比较好的储蓄市场，使得老百姓存了钱以后能够感到钱存进去20年后有收益，可以放心地消费。
存款零利率会促使很大一部分人的资金进入股市，有推高股价的作用。但是高股价对新加入买股票的人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股票比较贵。比如提高利率，股票一般会下跌，因为资金成本高对企业不利。但是好处是，无风险的利率提高，对存款者来说有相对比较好的收益。那个时候再投资股票，因为股票比较便宜，有成长潜力，日后的回报相对较高。
《21世纪》：既然日本国内没有很好的投资产品，居民和企业是否倾向于海外投资？
梅建平：日本是曾倾向于海外投资，1980年代、1990年代，日本在美国做了很多国际化的投资，但是由于日本对国际化没有做好准备，人才缺乏，本身又没有培养出那么多的金融人才，所以效益也很差。尤其1990年代，日本海外投资频频出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银行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损失最惨重的原因之一。再有，日本也缺乏吸引国外最好金融人才的文化。因此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很失败。
20年艰难的调整
《21世纪》：日本从20年前一个希冀很快超过美国、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变成长期以来发展速度迟缓，您觉得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梅建平：虽然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末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接近美国。但是在日本经济很强的时候，也是它最弱的时候。因为日本的很多问题被掩盖，而且需要转型的时候没有转型，没有真正实现国际化。它的国际化很狭隘，仅仅是在所谓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国际化，但它在金融领域根本没有准备好，而且在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也根本没有准备好。
《21世纪》：为什么日本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还没有调整好呢？
梅建平：就如我刚才谈到的，日本企业没有“创造性的破坏”。
日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技术上面起步很高，有高素质的员工与稳定的政治体制。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日本应该有非常好的发展势头。但就是因为日本企业交叉持股相当普遍，使得日本为了暂时的所谓和谐，付了很高的成本：牺牲了社会转型，丧失了很多市场机会，丧失了很多改革机会。
《21世纪》：刚才您也谈到，日本的国际化，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国际化，步伐很慢。而且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受的冲击最大，现在10年过去了，它在这方面没有进步吗？
梅建平：是有所进步，但与欧美金融界相比还比较慢，金融创新远远不够。日本银行在这次次贷危机中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小，这是因为日本在金融创新方面程度较浅。
《21世纪》：这是不是也可以视为一种保守呢？
梅建平：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在金融行业里，一般而言高风险高回报，不承受一定风险，就很难获得高回报。完全不承受风险可能最保险，那就只能买国库券了。
日本的资本市场和欧美的资本市场相比，特别是与美国的资本市场相比，对一个企业进行破产、并购、重组，不是很方便，因为日本企业的融资主要是通过银行，即所谓的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而美国是一个三足鼎立的金融体系：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贷款基本上各提供了三分之一的企业融资。
我认为由于金融体系发展的多元化，使得美国企业较之日本企业，抵抗金融风险能力比较强，而且财务总监，包括企业整个企业的高管层，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变化都非常敏感，对风险管理各方面做的更到位。日本的企业在这方面就比较弱，没有充分利用金融市场，也没有能力在其资金成本很低的时候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化。实际上1990年代，对很多资金富余的日本企业来说，是走出去很好机会。
当然，这其中也有文化的原因——文化兼容性差。所有的日本海外分公司的老总都是日本人；而欧、美国家海外分公司很多的一把手是当地人。文化兼容性差对日本的国际化相当不利，因此很多日企并不能成为当地投资国家主流的企业。比如花旗银行60%以上的利润来自全球的分行，即使美国经济不景气，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就能保证其利润增长。反观日本公司，虽然可能在全球销售产品，像索尼产品能在全球出售，但是它在其他国家投资比较少，缺乏销售以外的收入。就像如果在中国没有投资的话，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21世纪》：您觉得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否有解决路径？
梅建平：一是要把日本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这是最根本的；另一个是把日本消费者的活力激发出来，把内需激发出来。如果这两个活力不能激发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经济，这个经济一定是一个畸形的经济，不能持久发展的经济。
要激发企业活力就一定要把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一定要把足够多的资源留在企业。换一句话说就是要给企业足够的利益驱动。
中国应该注意什么教训？
《21世纪》：您觉得研究日本问题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借鉴？
梅建平：中国目前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经济结构转型。这将是一个非常痛苦与艰难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社会将面临短痛和长痛的痛苦选择。中国要吸取日本政府的教训，必要的话应考虑牺牲目前的GDP增长，来换取结构转型，避免过度的政府刺激，搞成“杜冷丁”经济。
具体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第一要给企业大幅减税；第二要把企业推向市场，包括民营企业、跨国企业和上市公司。考虑中国特定的国情，我认为政府有必要救助企业，但是用什么方法救助——是用采取减税的方法，还是采取补贴的方法？其结果截然不同：一个是给企业做了规定动作，另一个则是让企业做主进行资源配置。市场经济就是让资源按需求与社会成本实现最优配置。
《21世纪》：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梅建平：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有潜在的非常巨大的内需市场，但是由于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因此内需疲软也是目前最大的问题。中国现在的内需比日本的内需还要疲软。因为中国现在的内需还包括一部分政府的消费，如果扣除政府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可能只占整个份额的不到40%，也就是中国的整个GDP中，每100元可能只有30多元是居民消费。这个巨大的居民需求一旦激发可使中国高速发展30年，达到人均15000美元的较发达国家水平。
《21世纪》：如何启动内需在中国已探讨了很长时间，目前来看，恐怕还没有明显的成效，您认为应该如何刺激内需？。
梅建平：我认为中国刺激内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通货膨胀降下来。其次中国的存款利息要提升。再次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水平要降下来。后面两条是激发内需的根本之策。我们目前的实际负利率政策很可能导致人们的畸形高储蓄。
中国要想办法降低政府支出规模，政府的收入发展应该和GDP持平，甚至有些年份可略低于GDP的发展水平，这样才有可能使得整个的政府的消费，包括政府的投资支出，在整个经济当中的比重能逐渐向较发达国家的水平靠近。这就可以大幅地降低政府消费/投资的挤出效应，成为激活中国消费者活力和提升内需的一种现实路径。
(原文发表于2008年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