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经济学家在近段时间提出新观点，将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将国有股票和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分给老百姓。梅建平博士基本赞同这一主张，并且将国民财富的重新分配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细化，提出具体的操作方案——建立国民财富基金。
梅建平博士认为，提出建立国民财富基金的背景，美国经济目前还会继续恶化。一直到2011年年底，美国失业率都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由于美国次级债在此次危机中造成了大约1.8万亿美元的损失，其银行业已资不抵债。另外还有大约1.8万亿美元的损失分散在美国之外的其他经济体，比如欧盟、日本等。美国现在已经坦然面对其1.8万亿的损失，而欧洲目前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欧洲有很多大银行，虽然资不抵债，但由于会计制度上的原因，他们的银行还没有完全承认或者计提其真正意义上的亏损。而且欧洲本身也有房地产泡沫，也会造成大量的亏损。这些问题欧洲现在才刚刚开始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据此，他认为欧洲的经济情况实际上是更加糟糕。
在亚洲市场，他认为日本、韩国、香港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2008年12月日本的出口降幅达到35%，而且其2008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出现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下滑，下降的幅度达到了12.9%；香港本地产的产品12月份的出口跌幅，达到了38.4%。2009年1月份，韩国的出口下降了32.8%。
这一系列数字对中国来说，预示中国2009年的出口可能会比2008年下降25%，甚至有可能会下降30%。这对就业会是一个什么影响呢？中国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差不多是40%，25%的出口下降，意味着我们的生产会下降10%；如果没有政府刺激的话，它意味着失业率将可能达到10%，甚至12%。这还没有考虑出口的乘数效应。
虽然中国政府在“保就业”，“保增长”，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梅建平认为这些政策可能只会有短期的效果，中长期不容乐观。他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生产能力远远大于目前居民的消费能力。所谓的消费能力，就是根据老百姓目前支付能力能够承受的消费能力。当然政府如果通过补贴的方法，比如发放消费券来鼓励老百姓消费，这个不平衡可以暂时解决。但是这种方式只会维持经济结构的失衡，依然没有解决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如何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梅建平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现在农村和城市的人均消费是多少呢？2007年农民人均消费约3200元人民币，城市人均消费是约9500元。也就是说基本上农村只有城市人均消费水平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为什么农村老百姓花那么少的钱？根据2007年的统计年鉴，从1996年到2006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4.2倍，从7408亿元增加到3876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增加多少呢？从4838元增加到差不多11760元，增加了1.4倍；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26元增加到3587元，只增加了0.86倍。换一句话说，从1996年起，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增加，远远超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
鉴于此，梅建平提出建立专门的国民财富基金，作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突破口。
《21世纪》：您提出的国民财富基金怎么理解？
梅建平：成立国民财富基金，是把国有企业的部分产权，以及部分外汇储备，以某种特定的形式，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到城乡居民的手中，能够使他们确定地享受这些产权所能带来的今后的收益，简单来说，是将国有资产的产权和使用权分离。
《21世纪》：那国民财富基金的资金从哪来？您有怎样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梅建平：目前，我国上市公司(A股，B股，H股，N股，L股等)大约有20万亿人民币左右的市值，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流通股，剩下三分之二为国有股。中国当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大约2万亿美元。拿出上市国企的8万亿元股权，再拿出相当于8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另外注入3.5万亿人民币国债，用一共19.5万亿人民币资产建立一个国民财富基金。按照人口平均，每人1.5万元，每个人有一个国民财富的账户。随着市场的变化，这个基金约有60%左右的国内资产，40%左右的国际资产。如果投资合理，这个基金应能获取5-8%的长期投资回报。这样的话，该基金应可以每年实现3%的分红。国民财富基金可以有限制的转让，比如当居民上学、生病、购房，退休，或创业时，可以以基金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取贷款，也可以进行转让。但在进行相关手续时，必须提供相关上学的，生病的，或购房的证明等。国民财富基金不能自由卖，但可以自由买。由于基金的净值每天公布，故不会出现贱卖贱买，导致类似东欧私有化式的财富分配的不均。
《21世纪》：设立国民财富基金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梅建平：设立国民财富基金，一是它可以较大幅度降低城乡人民的储蓄倾向，解决中国当前内需不足的问题。在目前产能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国民财富基金如果更能够允许老百姓兑现10%进行消费的话，这就可以释放出差不多2万亿元的直接消费。
二是，如果这些过剩的产能被这些消费吸收，那企业就有动机，特别是民营企业就有这个动机来进行投资。现在的民企，还有很多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这样能够拉动企业的投资，从而解决就业问题。
三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决中国的社保问题。现在整个的社保资金加起来差不多是5000亿人民币。人均只有几百块钱，维持生活水平很困难。但如果有了国民财富基金，就能够较好的弥补社保的不足。
四是可以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非”问题。因为建立了国民财富基金，“大非”的股份就放到国民财富基金里面，国资委就再也没有套现的必要了。
再有，可以帮助解决“三农”问题。如果拥有国民财富基金，农民就可能通过抵押，在中国的三线和四线城市买房子，成为城镇居民。这样一来，就可以拉动房地产行业，从而对其它房地产相关行业也有推动作用。
最令我感到兴奋的是什么呢？农村的金融。现在农业银行可能很快就要上市，怎么样在农村扩展业务？如果农民每年的收入才几千块钱，又没有什么资产可以抵押，很难享受银行的金融服务。如果有了国民财富基金，农民工如果创业可以以此作为抵押来贷款获得启动资金。
《21世纪》：当下设立国民财富基金的时机是否成熟？
梅建平：今后的3-5年，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全球的经济环境难见起色，中国的外贸出口阻力相当大，像以前一样依靠外贸支撑经济行不通。而国内的内需，如果没有制度创新的话，很难启动。中国居民，特别是农民，如果拥有国民财富基金，就能有一块相对比较多的资产，就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他们的储蓄倾向。这样，他们将变得比以前具有消费能力。如果经济增长低于正常水平的话，那么中央就可以采取一定的政策，如增加分红或回购10%的基金来促进消费。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如果经济非常时期老百姓可以兑现或出售10%的基金来进行消费，那居民人均消费会提高1500元，可实现2万亿的直接消费，并由乘数效应带来3-4万亿的最终消费。
简单打个比方。目前我们的经济制度有点像一户大家庭，政府相当于母亲，母亲有很多的女儿，女儿们今后要出嫁，女儿知道母亲有钱也有给嫁妆的承诺，但是不知道母亲会在她出嫁的时候具体给她个人多少嫁妆，应此，她必须自己存钱。新的制度设计，母亲给出具体承诺--女儿出嫁的时候会给1.5万块钱，但不是现在给，这个钱母亲还在用，还在支配，还在掌控，但在女儿出嫁那一天母亲会给1.5万块钱嫁妆，因此女儿就不用存那么多钱了，就可以多消费了。
《21世纪》：国民财富基金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发放，以哪年为基点？此后出生的人口有没有机会？
梅建平：我们可以考虑在执行以后，分十年，对新出生的人口进行递减发放，每年往下调1500块钱。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就不发了。比如今年人大讨论决定要发国民财富基金，明年花一年的时间来做人口普查，根据明年年底的人口进行发放。2011年出生的人口也发，但是会比2010年的人要少拿10%，每年少10%，那么到2020年出生的孩子，就拿不到了。
《21世纪》：这个制度设计公平吗？
梅建平：我认为合理。因为中国的社保体系在逐渐完善，经济也在发展，以后出生的人口会享受到更多的社保和其它经济增长的好处。当然，如果国家财政收入和资产有富余，也可决定对新出生的人口多发一些。
《21世纪》：是否可以理解，每个人多了国民财富基金的财产。那是否可以作为遗产继承？
梅建平：当然可以继承，也可以有条件转让。
《21世纪》：这对于上市国企而言，比如股东股权结构，企业管理等等都没有改变？
梅建平：没有改变。国资委继续管理上市国企，外管局和中投继续管理外汇储备。但人民会更关心上市公司效益，这会使他们的管理更专业。
《21世纪》：那国企上市公司经营的好坏，与居民到底有没有关系？
梅建平：现在没有直接关系，但以后会有关系。为什么呢？建立此基金之前，如果现在你没有国企上市公司的股票，中石油经营的好坏对你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但如果你拥有了国民财富基金，中石油的经营好坏就与你有关系了，虽然国资委管理中石油，但你对它就开始有关注了，因为这里面有你一份了。
《21世纪》：国民财富基金对财政有没有负担？您对此有没有一个估计？对中国的货币发行的影响有多大？
梅建平：财政负担实际上增加并不多。因为实际上老百姓拿到手上的真金白银，就是每年差不多3%的基金的分红。按照基金分红3%来算，实际上也就是5850亿元人民币。按照30万亿人民币GDP水平来计算的话，这新增的5850亿支出不到2%的GDP。同样，货币发行增加也不多，因为它并不是1.5万块钱现金发到你的口袋里，而是发给你一种资产，一种收益的预期。创造货币是给老百姓发钱，而基金的分红是有资产收益做依托的，故财政负担实际上增加不多。
《21世纪》：把8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放入基金对央行的资产与通货膨胀有多大的影响？
梅建平：这是个好问题。8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可用财政部发行的8万亿人民币国债与央行置换。虽然这会增加一点财政负担，但央行不用新增货币发行，故对通货膨胀没有影响。
《21世纪》：建立国民财富基金，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没有影响？
梅建平：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直接影响，也不影响目前政府对国有资产的和外汇储备的掌控。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稳定，协调在转型和调整期的矛盾，也能帮助我们解决就业难和提高收入之间的矛盾。而且，新增的GDP会带来新增的税收收入。
《21世纪》：做一个极端的假设。有没有这种可能，国民财富基金是很好的资产，最后发展成为基金集中在比较少的人手中。这种情况出现，对基金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梅建平：基金集中在比较少的人手中，这些人也仅仅是基金的持有者。比如有的人手上拿了1亿份基金，他在这些公司的决策上也不产生影响。因为整个股权的投票权还集中在国资委，他不会成为类似俄国的金融寡头。
《21世纪》：普通基金的价格可涨可跌。国民财富基金有没有特殊性？
梅建平：国民财富基金也可涨可跌。比如基金有一部分在海外投资，比如买了国外的股票亏了，那这个基金当然就缩水了。
《21世纪》：即便缩水了，只要我的基金账户还在，我就会有一些收益。
梅建平：是。
《21世纪》：既然国民财富基金这么好，那么为什么一开始基金设立的时候不把所有的国有上市公司的产权和更多的外汇储备都纳入进去呢？
梅建平：我是这么想的：设立国民财富基金需要19.5万亿元人民币就行了，因为国家也要留一点家当。然后把外汇储备也放一部分。这个制度设计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老百姓分散了风险。这样一来今后的基金收益是哪些决定的呢？一是取决于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的状况，由于各个不同的行业都有，因此它是一种比较分散的投资。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由于其中的40%相当于海外资产，其收益主要是由外汇储备投资带来的。我认为中国老百姓通过辛辛苦苦的劳动，换回了一定数量的外汇，这个外汇代表全中国人民对海外资产，海外服务和消费品的一种购买能力。对这种购买能力进行投资，投资以后就有海外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一步分散基金的投资风险。
（原文发表于2009年3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