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AIG员工拒绝退还奖金，称外部退还压力为“暴民勒索”。
3月26日，外媒再次曝出美国“奖金门”事件新进展。据美国国际集团（AIG）一名员工透露，AIG的欧洲高管认为，不应退还他们的奖金。某些高管更是提出，外界施压形同“暴民勒索”。
透漏者称，伦敦分部获得奖金的职员认为，要求退还奖金是一种冒犯，实际上构成了勒索。
花旗、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的总裁都已表示了对“奖金税”的高度关注，他们最近都在忙于安抚自己的员工，以免大量员工离职。有的公司高管向员工发出公开信，抵制政府和国会对此事的决定和言论。
此前，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对接受政府援助的金融机构高管，实行“惩罚税”的议案。议案提出，从美国不良资产计划中得到超过50亿美元的银行中，收入高于25万美元的员工，纳90%的奖金税。新措施效力可回溯至2008年12月31日，且到公司还清救助资金之前一直有效。由于奥巴马总统对此议案有保留意见，美参议院民主党最近表示，将重新考虑奖金征税问题。
美国金融机构“奖金门”事件渐入高潮，民众的愤怒和员工的表态都已逐渐升级。危机中，我们需要抛开利益之争，冷静的分析金融机构高管的奖金中，哪些该拿，哪些不该拿。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周春生认为，美国推出奖金税是一种政治需要，但条件过于严苛。金融机构的薪酬管理制度对金融危机负有一定责任，政府确实需要监管，但既不能管得太死，又不可过于放纵。长远来看，应该致力于建立将收益和风险都纳入考评体系的薪酬制度。
周春生指出，推出奖金税，其实是美国政府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方法。这是一个特殊的临时法案，专门针对那些接受政府财政救助的金融机构，机构范围和金额的规定也很明确。“现在这个时候，征收高额的奖金税，考虑的是民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需要。”周春生说。目前，美国纳税人对于金融机构，特别是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给员工发放巨额奖金的现象，非常敏感、非常反感、非常愤怒，甚至到了有些金融机构员工宣称需要担心人身安全的地步。
这种愤怒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周春生认为。因为这次全球的金融灾难演变成几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金融机构“功不可没”。金融机构的这些做法又与其公司治理，特别是薪酬制度存在很大关系。美国金融机构的奖金是每年兑现的。一般来讲，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是权衡投资的指标。美国金融机构的薪酬制度带来的问题是，不管从长期来看是否符合资产安全性的需要，只要在一定时间段内，即一年内，获得较好的业绩，高管和员工就可以获得相当多的回报。一旦出现问题，这些职业经理人却不用承担太多后果，只要他不违背法律，仍然可以获得奖金，而造成的亏损往往由股东来承担。
他认为，从金融监管和未来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角度来看，对于金融机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给予适当的监控和限制，是有必要的。
但是，周春生也指出，如果把美国金融机构员工的薪酬，尤其是高管的薪酬限定在25万美元，或者即使是50万美元，这种限制都过于严苛了。原来华尔街一般的工作人员一年也可以挣50万美元以上，如果增加这种限制，华尔街就会失去最优秀的人才，而且也将不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来到这里。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好现象。
周春生解释说，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家对金融业可能存在反感，但是，不得不承认，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经济危机，经济的发展和高效运营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金融是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渠道。金融业本身又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需要优秀的专业人才来从事。
而且，他还表示，简单地实行奖金数额限制，也可能会导致很多优秀人才放弃在大型金融机构的职位，选择创办对冲基金或者从事其他工作，最终导致美国金融体系人才的错配，这些情况也不能不考虑。
因此，“政府对于华尔街的奖金薪酬既不能过于放纵，也不能管得太死。”周春生说，两者之间如何做到平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很难立即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毕竟这次金融危机非常罕见，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应对。
他强调，薪酬的获得不能仅看他带来的利润，还要看其带来的相应风险。“怎样把个人的薪酬与他的业绩，以及带来的风险联系起来，这是华尔街薪酬制度改革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严肃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