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财新网》
■文/陈龙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银行和企业均对当前的局面负有一定责任，但从根子上来说，最大的责任恐怕还是“四万亿”投资计划后如潮水一般涌出的廉价信贷
“四万亿”投资计划带来了大量廉价的信贷，给了温州企业高杠杆经营的机会，于是一部分企业开始进军房地产，炒房炒地，另外一部分企业开始投资主业之外的热门行业，例如文章开头提及的造船业和光伏业。
在资金的推动下，温州房价出现了大幅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温州商品房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8839元，该数值2009年升至每平方米13586元。另外，投资热门产业的温州企业在当时也斩获颇多，例如前文谈到的胡福林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信泰集团下属的眼镜业务有1800名员工，2010年产值2.8亿元，但税后利润率不足5%，光伏产业只有几百人，产值却可以做到20亿，其中一个厂的产值约5亿元，利润6800万。
然而，进入2011年，为了遏制通胀的节节上升，中国政府开始重拾紧缩的宏观政策，而且限购政策导致温州的房价发生趋势性逆转。根据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8月，温州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普遍跌去了35%以上，部分高端楼盘跌幅达50%左右。同时，此前热门的光伏、造船等行业在经济刺激计划退去时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整个行业进入寒冬，之前对这些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温州企业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收回前期投入的资金了，而这对高杠杆经营的企业来说是致命的。
对于银行来说，一方面是反通胀政策下可贷资金的减少，尤其是在温州银行业高贷存比的背景下；另一方面是银行为求自保而对经营困难企业的收贷和抽贷，这种行为经过互保、联保网络又进一步扩散开来，甚至将一些原本经营业绩不错的企业也拖下水。
对温州企业来说，其面临着三重困难的折磨。一是实体经济的波动，例如造船业和光伏业周期性的起落；二是高杠杆经营在逆市中带来的困难，例如庄吉船业在投资造船时使用了大量银行贷款，在行业兴盛时这可以放大利润，而一旦形势逆转，银行的收贷就会对企业造成很大压力；三是投资和负债现金流的期限错配，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短融长投，无论是房地产，还是造船业、光伏业，都大量存在这一现象。
在重重压力下，尽管银行已采取了收贷、抽贷等自保措施，但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仍节节上升，而且笔者在温州考察时被告之，温州银行业目前的不良贷款率可能还会继续升高，温州的银行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消化相关的呆坏账。
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状况
资料来源：温州政府官网
银行在不良贷款等因素的压力下不断收贷、抽贷，企业在三重压力下却急需资金，资金供求的巨大缺口使得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但此时民间借贷也是危机不断。传统上，民间借贷在温州经常扮演“过桥贷款”的角色，即在银行贷款到期时，企业通过民间贷款先偿还银行贷款，然后再向银行申请新的贷款，并偿还民间贷款。
但此时发生了两个新情况，一是银行的收贷和抽贷，二是很多民间贷款也深陷房地产和非主业项目的投机而无法回收。更严重的是，和美国金融危机类似，温州的贷款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也普遍采取了惜贷的态度，这导致以往发达的民间借贷市场迅速陷入瘫痪状态，而民间借贷市场的瘫痪切断了温州企业的信贷生命线，因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当地的金融危机。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温州企业的资金供求缺口日益扩大，这导致民间借贷的利率飙升。同时，对一些投机失败的企业家来说，面对银行和民间贷款债主的集体逼债，违约和“跑路”就成为了一种现实的选择。
经此一役，温州企业多年来形成的良好信用体系被严重破坏，银行惜贷，民间贷款被套且利率高昂，信贷市场枯竭，而企业则在苦苦挣扎，温州全面进入金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和企业均对当前的局面负有一定责任，但从根子上来说，最大的责任恐怕还是“四万亿”投资计划后如潮水一般涌出的廉价信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