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财新网》
■文/陈龙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中央政府未来将是全额注资，还是与其他相关方共同注资？这是一个成本分担的问题，首先应该搞清楚这些不良贷款是谁造成的，其受益者又是谁
近日，渣打银行发布报告称，未来五年，中央政府非常有可能要为银行系统再注资。渣打认为，2008-2010年经济刺激计划中大量仓促流向基建项目的贷款，是导致银行系统浮现严重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
渣打的报告甫一发布就引起多方注意，因为其再次将“4万亿”投资计划及其后遗症放在市场的“聚光灯”下。实际上，资本市场对此早有反映，例如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2012年1月16日，A股中银行股的市盈率为6.39倍，而整个A股的市盈率为14.35倍，但银行股的盈利能力明显高于整个A股；例如截至2012年三季度，银行股和整个A股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为17%和10%。银行股盈利能力强但估值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预期银行有大量不良贷款尚未暴露。
渣打认为中央政府可能要为银行系统再注资，但没有说明，中央政府未来将是全额注资，还是与其他相关方共同注资。很明显，这是一个成本分担的问题，与各方的利益密切相关。
要问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搞清楚另外一个问题，即这些不良贷款是谁造成的，其受益者又是谁。从过往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与“4万亿”投资计划相关，因为没有这个经济刺激计划，中国银行业的贷款扩张不会如此之快，不良贷款的预期也不会像今天这么高。
为了搞清其中的前因后果，我们先来看看“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的背景，在200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反通胀，因此政府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GDP增速和通胀当时是逐步下降，但当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金融危机迅速进入高潮，外需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增速在当年四季度突然出现急速下降，为此，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以应对这种局面。
对地方政府来说，在GDP考核机制下，各地的投资冲动一直非常强烈，但苦于资源限制而无法按自己的想法展开。这些资源限制中，最重要的是三点，一是资金，二是土地，三是规划部门的批准，例如重大投资项目需要发改委的审批。
“4万亿”投资计划公布后，这些限制地方投资冲动的闸门几乎全部打开，政府鼓励银行放贷，贷款标准大幅下降，利率也下调，土地和规划方面的限制也大为放松。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多年难遇的“机会窗口”，因此各地迅速抓紧机会“大干快上”，希望实现“弯道超车”，这实际上扩大了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但地方政府这些仓促上马的项目未来或许有一批会出现无力偿贷的问题，这很可能会给银行造成严重的不良贷款问题，通过展期和借新还旧可以推后这个问题的暴露，但这一问题最终需要解决。
在简单描述了“4万亿”投资计划的始末后，我们可以看到，“4万亿”投资计划至少有三个明显的受益者，首先是中央政府，因为通过这一计划，中国经济实现了迅速反弹的目标，这在当时甚至为中国政府获得全球的赞誉；其次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借助“4万亿”的东风，将自己多年来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事情都做了，这些投资所带来的GDP和财税等收益，已成为了地方官员晋升的筹码。
最后是银行，这么讲有点违反常识，因为银行未来可能因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的冲动放贷而受到冲击，好处何来？
从长远来看，大量仓促的新增贷款对银行可能是不利的，但在短期则未必。中国的银行和地方政府有点相似。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重视的是GDP，也就是经济规模；银行间的竞争重视的也是规模，各大行均习惯以资产总额、存款规模等指标来排座次，而且在利差政策的保护下，资产规模越大意味着当期利润越多。
对银行高管，尤其是大型银行高管来说，其一半身份是银行家，另一半身份是政治家，当期业绩越好的银行高管，越有可能在政治上升迁，这与地方官员的升迁机制有类似之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有充分的动机去扩张。
但银行的扩张动机会受到三个因素的抑制，一是过分扩张后不良贷款所导致的倒闭风险，二是存款不足所导致的放贷资源不够，三是中央政府的政策限制。
先来看第一个因素，最近十多年来，除1998年被关闭的海南发展银行外，中国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倒闭或被政府关停，银行事实上享受着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在上一轮银行业改革中，四大行虽然早已在技术上破产，但从未遭遇过挤兑。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也和地方政府一样，处于软预算约束之中，因此破产倒闭很难成为一个约束银行冒险的因素。
再来看第二个因素，近两年来，银行间的揽储大战愈演愈烈，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屡屡因贷存比红线而约束其放贷能力。但在2011年之前，由于外资持续流入，央行被动发行了大量基础货币，这使得银行体系内的存款相对充裕，尤其是一些大银行，依赖网点优势，获得大量低息的存款，因此存款在限制银行扩张方面的作用并不大。
最后一个因素，是近年来限制银行扩张冲动的关键。由于银行资产规模的过快扩张不但可能增大金融风险，而且会影响政府的反通胀政策，因此政府经常使用各种手段去遏制银行的扩张冲动，例如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和信贷总额控制。对一些希望扩大市场份额的银行来说，中央政府的政策约束往往是一个难缠的紧箍咒，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4万亿”投资计划恰恰是松开这个紧箍咒，给予那些希望大规模扩张的银行一个好机会。
这方面，中国银行的表现比较典型。历史上，中行的人民币贷款基数比较小，在严格控制贷款规模期间，规模指标少，因此人民币贷款增速长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在“4万亿”投资计划宣布后，中行立即抓住机会提出了扩规模、调结构”的口号，大规模发放人民币贷款，结果在2009年上半年，中行新增人民币贷款9019亿元，高居各银行之首。
事后来看，“4万亿”投资计划开始后的2009年，成了中行抢占市场份额的绝佳机会，中行在四大行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一度超过25%。后来由于逼近75%的贷存比红线等原因，中行的贷款余额增速在2010年迅速下降，但市场份额依然接近25%。
从道理上说，谁是“4万亿”投资计划的决策者和受益者，谁就有责任为其中的损失埋单。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银行在短期内都是受益者，那么三者都有责任为之后可能产生的不良贷款负责。但问题在于三者的责任孰大孰小并不清楚，而且这很可能将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因此最后埋单责任的分担可能更多会取决于各方博弈。在这一过程中，各方的收入、资产、意愿以及注资方案的具体设计，都会对最后的结果产生影响，而这一切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银行业的格局，以及政府和银行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