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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一箭易折,十箭难断——亚投行的战略意义
发布时间:2015年07月03日

[编者按: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举行签署仪式,习近平会见了出席签署仪式的各国代表团团长。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撰文表示,《亚投行协定》是成立亚投行及其投入运营后所遵循的“基本大法”]

中国是全世界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但除了韩国和日本外,中国和其它邻国的经济往来不多,远低于大洋彼岸的北美、西欧和澳洲等发达经济体。我经常在课堂上和同学讨论为什么中国能相当有效地实施资本管控,重要的原因在于地理和地缘政治经济现状。试问,在接壤的邻国中,有哪几个能让大家放心地把钱转移过去?

20个比邻经济体都是啥样子

在中国的20个比邻经济体中,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划分标准,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占了14个,仅有俄罗斯、韩国、日本和文莱属于高收入经济体。这其中,文莱和俄罗斯还主要依靠石油出口,经济结构本身就存在一定缺陷。中高收入的只有哈萨克斯坦和马来西亚,其余的不是低收入国家就是中低收入国家。在周边普遍经济发展困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是否可能长期保持一枝独秀、和平发展?

中国的西南邻国缅甸,内部的纷争已经直接造成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损失。西北方向,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不断向新疆自治区渗透,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东北方向,朝鲜半岛擦枪走火时有发生。南海方向,部分领土争议仍未解决,一些国家也曾借此兴起一波波反华浪潮。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起飞最开始需要外来投资。吸引投资则依靠两个因素,分别是治理水平和基础设施。治理水平指的是该地的政府是否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收益,遇有纠纷是否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基础设施则包括当地的交通建设、医疗设施、电力供应、给水排水等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需要政府来推动,因为基础设施属于典型的公共品,投资大、周期长、财务回报有限,但溢出效益明显。

改革开放之前也好,改革开放之后也罢,中国经济一以贯之的突出特点就是集中全社会的资金和力量,大力兴建基础设施。“一五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电力设施就占了25项。“一五计划”期间中国还建成了包括武汉长江大桥在内的4000公里铁路和10000公里干线公路。东起上海,西至拉萨,途径8个省份的318国道,始建于1950年,1954年建成。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始于2004年。短短十年时间,中国时速达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新线运营里程已经达到19369.8公里,成为全球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

中国所拥有的世界一流设计制造和施工管理经验,恰好能够为中国周边国家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成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如果再能有一家金融机构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提供资金,那么既可以解决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所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可以通过加强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为中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一个中国可以贡献更大力量、服务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呼之欲出。

达则兼济天下的重要理念

当前,国际体系及多边组织大多由发达国家主导,代表了发达国家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的观点。据报道,2014年2月世界银行搁置对乌干达卫生部门的9千万美元贷款项目,以评估该国政府新近通过反同性恋立法对该项目的影响。2014年1月,出于人权保护等考虑,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其在世界银行内的代表对所有的大型水电项目投反对票。然而,水电站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既能够提供清洁电力、改善投资环境、开展水利灌溉,又能够减少洪水等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麻省理工学院的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的Rohini Pande于2007年发表在的《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利用印度的水坝数据发现,一座水坝可以使下游的单位面积产能上升19%,总产量上升34%。

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最多的投票权,而且都超过了15%。在世行和IMF的重大决策都需要超过85%的同意票,这就意味着美国拥有了事实上的“否决权”。尽管世界银行和IMF都在努力开展决策机制的改革,努力使自身能够更好地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但改革举步维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就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但美国国会至今仍未批准。要使得这两个国际组织更多地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恐怕得要等到黄花菜都凉了。

为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互相帮助、和衷共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必然要担起这份道义和责任。为应对IMF改革缓慢,保证发展中国家货币与金融稳定,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建立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受阻,中国加紧开展各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洽签。世界银行本身治理结构掌控于发达国家手中,发放发展援助贷款时以发达国家的视角审视问题,常常附加诸多不适应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条件,中国便适时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归根结底,中国的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全体的国际体系。

拒绝简单输血,构建多赢格局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来说,得益于加入了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中国在刚刚成立的时候曾加入过苏联主导的计划经济世界体系,但很快因为中苏交恶而退出。在美苏冷战期间,中国长期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对外交流相对不足。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1980年5月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集团的合法席位,并于1981年起开始使用世界银行的贷款。1983年,仅大庆油田一个项目,中国就获得了1.62亿美元的贷款,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89亿美元,对外贸易更是常年处于逆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30日,世界银行对华贷款承诺总额约478亿美元,共支持建设了326个项目,是世行第4大借款国。中国的交通、农业、城建和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得到了很多世行的项目贷款。贸易方面,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出口总额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都保持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各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为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很大帮助。

但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持续恶化。一些国际上的言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钻空子,中国在破坏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2010年,中国基于环保理由对稀土的出口进行管理。2014年,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的稀土出口违反世贸规则。此外,他们还指责中国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大量生产仿冒商品,并经常通过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破裂的大背景下,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与多国开展包括《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试图重塑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这两大多边协议都以美国为主导,而且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创始国之外。如果中国不主动采取措施改善自身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话,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恐怕就要蒙上一层阴影。毕竟,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孤立很难带来经济繁荣。

中国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优良的国际环境,这就必须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上有所作为。

这其中的一个策略,就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外创造一个平行的国际体系。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参加WTO谈判,但当WTO谈判达不到效果的时候,可以考虑邀请双边或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投资相比于贸易而言代表着更加深层次的经济关系。中国需要通过投资把周边国家连成像欧盟一样的经济共同体,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周边环境。

大文豪苏洵写过一篇《六国论》来探讨战国时期的六个国家为何纷纷败给秦国的原因。众所周知,齐国也曾是战国时期国力最强的大国之一。他在文中问道,“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意思是齐国人从来没有给秦国割地赔款过,为什么它最终也败给秦国了呢?苏洵自问自答,因为齐国与秦国交好,而不帮助另外五个国家。当另外五个国家灭亡的时候,齐国自然也不能幸免。

本文以《亚投行:为中国资本避风险》为题首发于凤凰网凤凰大参考栏目第55期(http://news.ifeng.com/opinion/bigstory/special/aiibleadoff2015/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案例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宏观经济学等。他曾在杜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获得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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