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年08月29日
文章来源：《读览天下》 2013年7月号
梅建平刚上完课。在纽约大学任教17年，从没有过在长江商学院这7年的上课强度。穿梭飞行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三个城市上课，课余国内国外做科研。梅建平的点子特别多，对他来说，一旦有新的想法，进行研究验证，是人生一件最有趣味的事情。
排队找梅建平的人也络绎不绝，前脚刚在深圳的课堂上讲完投资实战，后脚便连着几个向他请教市场和投资观点的预约。梅建平不是个“温和”的学者，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完正统商学院教育又留美任教17年，让梅建平有一股美国商学院教授传统的尖锐和犀利。
梅建平在长江商学院百分之十的学生是中国顶级的房地产商人，但他并不看好中国持续多年来最热火朝天的这块经济领域。梅建平认同任志强这样的中国商 人，不见得“任大炮”的观点正确，而是那些备受关注的言论和态度背后有某种程度的数据支撑。梅建平的最新观点是，“可否对年轻人买的第一套房出这样的政 策：政府退税费和土地出让金？ 这样房价马上降50%-60%。”
2006年前，梅建平是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再往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完了金融学博士。读普林斯顿是1986年的事。1985年，现任普林 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对华经济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主席的邹志庄回国做了一场留学考试，在全国慕名参加的考生中，正在上海财经大学读研究生的梅建平考取第一。当 时念经济学在国内是冷门，而去到美国，梅建平更是觉得“跟国内的经济学教育简直没得比”。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当时是美国最强的经济系之一。梅建平的宏观经济学老师是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财政学老师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金融学老师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经济学系主任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教授，计量学老师是引他入门的邹志庄一毕业，梅建平则直接成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助理教授。
梅建平现在的专业工作分为两部分，上课，研究。2005年，他用一年的学术休假在长江商学院做访问学者，教一门叫投资学的课。在纽约大学任教17年 的梅建平发现，长江商学院在中国有足够特殊之处。“李嘉诚先生创办的这所学校采取教授治校方法，学校主要决策由教授委员会决定，且享有比较高的学术自 由。”在中国，教学水平和办学角度难得的是不从行政角度出发，这吸引了身处美国教育环境的梅建平。
另一方面，梅建平愿意尝试的地方还在于，长江商学院的学生都是在中国非常成功的民营或国有企业家，还包括一些官员。这种教学相长正为梅建平所看重。 “在全球任何成功的商学院，投资学不光是一门专业理论课，更在于帮助学生真正做投资实战。教授一方面进行教学，一方面跟学生学习，补充知识后再进行反 馈。”
于是，2006年，梅建平便辞去纽约大学教授职位，成为长江商学院常驻教授。之后，梅建平每年十个月在国内，两个月在国外。在国内，他花费在纽约大 学上课两倍的时间飞奔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给那些“成功”的学生们讲投资、市场和经济观点，以及做研究。在国外，他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摩西联合创办的 “梅摩指数”已经改变了一个固有经济观念，即艺术品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不仅是一门可回报的投资类别，且有着相近的回报率。
“最粗略估计，中国包括机构投资的财富在内，民间财富达五十万亿以上，如果拿出百分之十就是五万亿，百分之五就是两点五万亿。2011年全年，即使 把交易水分加进去，拍卖量差不多仅一千多亿。这中间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梅建平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梅摩指数”则吸引长江商学院学生“超级”关注起了这位 海归教授。
2000年，梅建平在午餐时偶遇了他在纽约大学的同事摩西教授。梅建平教金融，摩西教运筹管理。摩西一句“我喜欢玩收藏”的闲话引起了梅建平的注 意。摩西是犹太人，玩了十几年收藏，也把佳士得和苏富比这世界上两大拍卖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有的拍卖记录聘用百余个本科生花十年时间做了录入。
这么大量的工作已经做了，梅建平的想法是，如果把收藏作为投资呢？会不会比上市的美国蓝筹股更好呢？这些问题摩西同样已经请金融系教授帮他做过艺术 品投资的收益计算，但悬而未果，因为艺术品的交易不是每天都在进行，艺术品被收藏起来五年、二十年、一百年不等，投资者的收益回报没法计算。梅建平的出发 点在于此前做过五六年的房地产投资市场研究，将房地产投资模型调整到艺术品上面，用两周时间，梅建平回答了摩西的问题。
借助于苏富比、佳士得完备的拍卖数据库整理，梅建平不仅将艺术品列为此前一直认为“不可能”的资产类别，更进一步计算出，它的投资收益与股票旗鼓相 当，几乎没有差别。这个“有趣的结果”被投到美国经济学界最顶级的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经过评审，2003年12月刊出。
对梅建平来说，这件纯属好玩的事情没什么特别意义，就此完成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包括摩根士丹利、安联保险、美林在内华尔街投行们却接踵而至，西 方多个大型艺术基金会也开始以此为投资依据，甚至连英国以保守著称的巴克利银行在当年的投资报告中也采用了“梅摩指数”，郑重建议全球机构投资者，在做投 资组合时考虑将百分之五的资金放于艺术品投资。
市场的认可让一次纯粹的学术研究演变成了一门生意。在被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定为世界十大资产指数之一后，梅建平和他的搭档开始将这一研究结果定期更新，从最初的一年两次到现在的每月一次，再到将研究范围延伸到中国拍卖市场。
梅建平从小就喜欢看书，“文革”时根本没书看。但好在他身在上海，一边当着红小兵团团长，一边轻轻松松，在高二那年四人帮被粉碎时，把整个上海青少 年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那时候看书的人少，仔细一找却全是好书。中国四大名著被批得一无是处，梅建平却三遍五遍地看，所受启发最大。
对于自己现在所面对的研究领域，梅建平说：“用一个字概括，杂。”但问题永远都是解决不完的。“我有一个缺点是见异思迁。有些问题我尝了一下就止 了，没有深入研究。我正在淘金，可能淘出了百分之五或十，如果再多一点时间，金的价值就出来了，我却又转到了银。从学者研究的角度看，我是大胆有余，恒心 不足。比较怕吃苦，有点小聪明。”但从人生角度，梅建平对这种人生的体会是有趣极了，“和经济调控一样，有时候不冒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对话梅建平
永远都会有金融危机
记者：你的中医的学习经验对后来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梅建平：当时刚毕业，我原来想考上海交大管理学的研究生。没考上，被上海高教局分到上海中医学院。当时我并不喜欢中医，没有好好学。 后来才意识到中医和经济学是有内在相通的。中医里面讲阴阳平衡，尊重宇宙的基本规律，特别是要认识到人体的自愈能力。对一个经济体来说，也是同样的。经济 体本身也有非常强的自愈能力，所谓看不见的手，和身体的自愈能力一样。经济上，短期的供不应求，价格上涨，通胀上升，实质上不需要政府干涉。房价和猪肉的 价格，政府是不是一定要进行宏观调控，这就是我一直在问的问题。中医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不要硬性地根据主观的愿望认为任何事都能改变。人不一定能胜天， 有时候必须屈服和尊重自然规律。越要强硬改变，越是会将长期往后的排毒能力降低。在经济上，就是破坏了市场机能。
记者：你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属于调控过度吗？
梅建平：中国经济最近的教训是，宏观调控过多。宏观多了，微观也要调。所以现在政府身上伸出了许多看不见的手，有那么多手，根本闲不 下来。从最近一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包括现在中国的股市，都会有这样一个认识，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相对成就的资本市场，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都不完善。中国的问 题则更多。市场的参与者是人，人有很多弱点，有时候过度贪婪或恐惧，所以无论政府监管有多严格，都存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量。所以，永远都会有金融危 机。政府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对已知和大规模的危机做一些规避。此外，风险规避多了也就规避了机会，反而不利，有时候不冒风险实质上是最大的风险，因为你错 过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记者：“梅摩指数”现在正在纳入中国艺术品拍卖指数，与国内相比，有什么不同？
梅建平：中国艺术品市场比较系统的拍卖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才开始有。由于拍卖记录少，所以目前“梅摩指数”只有中国艺术品海外交易 记录。关于中国本土市场，现在正在和政府部门进行一些协商，因为市场本身的发展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国内的画品交易都有比较系统的交易跟踪，比如 中国的书画2012年一年有29万条数据，哪些是真品，哪些是成交的，哪些是成交又没有付钱的，全都有不明确性。中国一个是假拍，一个是拍假，再一个是拍 后卖家没付钱的假成交。如果这三条没有得到解决，研究就没有意义。
记者：眼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呢？
梅建平：对中国房地产的未来我比较悲观。悲观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到了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按现在的发展状况，7%以上的增长很难持续。风险正在快速积累，且并不排除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
记者：长江商学院前段时间再次因为花边新闻成为开涮对象，对此你怎么看？
梅建平：非议并不重要。企业家和美女在哪里都能成为受关注的新闻。长江商学院只有十年，我刚回来时，只有十位左右常驻教授，现在已经发展到差不多三十多个。学生的增长数更快，我现在的工作量是在纽约的两到三倍。奇怪的是，由于花边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教学和思考商业院有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