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年11月20日
2018年11月18日 北京 “致敬国学：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在京揭晓。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唯一获颁“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
这是继97岁的饶宗颐、81岁的李学勤、90岁的张岂之后，第四位获颁此项“终身成就大奖”的儒学大家。诚如颁奖词所云：
他生于大陆，学于台湾，弘道于天下。当华夏文明不绝如缕之际，他以弘扬儒学为志业，以存续国学为担当。于中华巨轮扬帆远航之时，他以全球视域为宣讲，以哲学反思为己任。身处海外，却时刻关注祖国发展与文化演进；复兴儒学，亦始终不忘时代话语与批判精神。他以毕生心力，搭建中外文明的彩虹桥，推动文明交流和对话；既有感于华人遍布而竭力推动“文化中国”之认同，又立足于中华智慧而深刻反思西方启蒙之不足。昔儒有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者斯人，其庶几乎！
杜维明教授因病无法亲临现场，特别委托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领奖，并录制了２２分钟视频。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对国学的研究是很有限的，所能掌握的资源不多，即使是所谓终身，所获得的成就也只是大海中间的一勺水”，不过，在视频中，他将更大的篇幅用于分享自己对国学“体之于身”的新理解，“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说明我的一些感受，我是非常非常感激，也认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想，是终身难得的机遇”。
杜维明认为，现在意义上的国学是具有中国特点的，而这个具有中国特点的学问又有区域的价值，包括受到中国文化圈影响的东亚各个地方，乃至于东南亚，也有全球的意义，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问，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学问，是一个有地方价值，而有全球意义的学问，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一个特殊方向。因此，我们不能够封闭傲慢，必须以开放的心灵来了解国学在各个不同的层面所体现的价值。我们当然绝对不能妄自菲薄，因为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的认同。国学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机会，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发展，和一度一度地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开展出来的新的领域和新的视野，最终实现全球化。
杜维明指出，国学楷定于《六经》，孔子以“仁”发明斯道。在儒家传统里面，没有其他精神传统中“先知”，但是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发展，能够通过自己的自觉，负起承继发展文明的责任。这套学问，就是孔子曾经强调过的“为己之学”，也就是身心性命之学，是一种为了建立个人人格，而通过“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方向，能够为所有的人类创造价值，提供了一条宽广的思路。谈到国学未来的发展，杜维明说，自己想提一个比较宽广的理念，用现代的一种平实的语言来描述，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它包括四个完全不可分隔的侧面，每一个侧面有它独立发展的价值，同时又和其他的侧面有紧密的联系，这就是己、群、地、天。最后他提到宋儒张载实践“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的气度所揭示出的国学精神：和而不同，天下为公。
那么，杜维明先生究竟有多牛？！
谈笑有鸿儒，往来皆大家
他曾和梁漱溟同台并座，切磋国学。
右三为梁漱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尊其为“中国的甘地”
他曾和汤一介并辔而行，致力于“让高阁学问芬芳人间”。
1983年，汤一介在他的邀请下访学美国，并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
中为汤一介，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
他和张岱年同任陈来教授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陈来，现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右二为张岱年，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家
他和研究道家哲学的萧萐父坐而论“道”。萧萐父弟子、现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的郭齐勇忆及80年代杜教授在教三001讲座时的盛况，“他和老师两个人挤都挤不进去”。
左一为萧萐父。中国著名哲学史家，珞珈中国哲学学派开创者
他和基辛格谈笑风生。基辛格九十寿辰时，他受罗斯柴尔德爵士之邀在典礼上发表主题演讲，首次提出“精神人文主义”思想。
右一为基辛格，中为罗斯柴尔德爵士
1988年，他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目前全球共有钱学森、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丘成桐、施一公等60余位华人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更久远的当选者，还有胡适。
杜维明先生
杜维明先生著作等身，着力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被誉为当今世界最有前瞻性及影响力的儒学思想家之一。
数十年间，他几乎飞遍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为的就是把儒家传统传播到全球更多地方，在全球范围内提倡精神人文主义，从而开启文明间的全球对话。
成为一名“知行合一”的儒者，这个想法，在他十五岁那年就萌生了。
十五岁，志学之年的儒家启蒙
“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少年王阳明，曾这样问老师。
老师回答说：“读书登第”。意即：你好好念书，你父亲是状元，你也可以成为状元。
但王阳明却摇摇头，“依我看，天下第一等事，乃是做圣贤！”
后来，王阳明果然成了彪炳青史的圣贤。
少年志学，志当鸿鹄！
杜维明在15岁志学年，完成了他的国学启蒙。
他回忆当时跟着周文杰老师读《四书》：
先生讲《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不懂；
先生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也不懂，但觉得貌似很深刻，不明觉厉；
先生讲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他开始觉得很有道理；
再讲修身要诚意时，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我要的！”
潜移暗化，自然似之！
就这样，少年杜维明“对儒家有了感觉”，而且“此生再未变过！”
十七岁，远见少年的绝世师承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西樵镇，号西樵。1940年生于日机轰炸下的昆明；1945年随家迁往上海，入读小学；1949年到台湾继续学业。
虽然烽火年代的辗转童年令他频繁迁徙，但也似在冥冥中注定了旁人难逢的绝世师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科院方克立先生牵头的教育部海外新儒家研究课题组确定了1919年以来海内外新儒家的10位扛鼎人物。其中，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为第一代；
梁漱溟、熊十力的三位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为第二代；
杜维明，便拜在牟宗三门下，“兼祧”唐君毅与徐复观。
能拜在这三位大家门下，无关幸运，只关乎远见！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牟宗三虽负盛名，但是为台大某些自由主义者们排挤，只能屈居于一所刚刚成立的很小的大学——东海大学。少年杜维明在暑假旁听牟先生主讲的人文课后，便下定了追随的决心！
杜维明回忆说：“牟宗三讲课逻辑性非常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也精彩，学生的问题非常尖锐，甚至很不礼貌，他完全不介意，完全是思想的交锋。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学问，都是对话、讨论、辩论。这对我影响很大。”
1957年，杜维明17岁高中毕业；1957年，东海大学刚刚成立，尚名不见经传。但杜维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这所初创的学校，只为了追随心中那束光！
向远而生，向心而栖。人生本应如此！
幸运的是，东海大学虽小，却陆续汇聚了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一拨儒学大家；虽催生于内战烽火，却饱含博雅学风。
少年杜维明在这里，如入芝兰之室，追随这些鸿儒巨硕，时而在东海课堂上对话激辩，时而在淡水竹林里喝茶论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白发先生讲过的闪亮句子，还刻在杜维明的记忆中：
“中国文化花果飘零，我们需要灵根再植！”
“中国文化、儒家精神便是我们的根，只要每个人从心灵上面认可儒家、研究儒家，中国文化就不会死！”
四十岁，不惑之年的哈佛弘道
台湾东海大学毕业后，杜维明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28岁攻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35岁参与创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宗教社会学系；37岁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正教授；41岁转任母校哈佛大学终身正教授，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这是哈佛东亚系自1928年成立以来的近百年间，第一位华人系主任。
犹记当年，杜维明向哈佛校方提出开设一门《儒家伦理》的课程。
校方很是担忧：哈佛必修的通识教育中，向来都是西方课程。这样的中国课程，是否能讲下去？换句话说，是否有学生能坚持听下去？
事实证明，所有的担忧都是多余的。
杜维明的《儒家伦理》课程，起初放在普通教室；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学生坐不下了，改到礼堂上课；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桑德斯（Sanders）剧院讲课。每逢上课，桑德斯的一、二层，便满满坐着上千名学生。
偌大一个哈佛，只有他是在桑德斯上课的；中国文化的课堂，在哈佛是最大的。
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江泽民主席到哈佛演讲，便是在这里。
杜维明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哈佛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授Peter Bol（包弼德）曾这样问学生。
学生们回答说：“因为杜老师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实际上还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Peter Bol教授记得，他曾邀请杜维明到他的班里讲儒家思想。但杜维明那周刚好没有时间。等杜维明下周来讲的时候，课程已经到了讲道家思想的阶段，所以杜维明只能讲道家思想。课后，Peter Bol问学生，杜维明讲得怎么样？学生们回答：“好极了，现在我们都信奉道家了。”
这便是杜先生的实力和魅力！
五十岁，知天命之年的文明间对话
56岁时，杜维明开始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这一任便长达12年，是历届任期最长的社长，也是第一位有亚裔背景的社长。他在任期间，燕京学社的基金从8500万美元增长到2.3亿美元。
哈佛燕京学社，是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于1928年合作成立，致力于中美双方互派研究学者，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光明日报》曾报道了杜维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期间的一则故事：
1999年，还有三天便是除夕。农历腊月二十七，杜维明遍邀所有燕京学社的访美学者和家属，到他家包饺子过年。80多位客人散坐在一楼、二楼、地下室，谈论着儒家文化。
杜维明最后一个端了盘子去拿菜。那时长长的餐桌上已经没人了，只剩一个饭粒。
他捡起这个饭粒放进自己的餐盘里。
哈佛东亚系主任在自己举办的Party上捡米粒吃，这个细节令在场的人都真切感受到，他知行合一的修为，他把学养内化进人格里了。
有人形容，杜维明先生家的春节Party，是中国文化的国际盛会。有全球各地来的中国人，有会讲或多或少中国话的外国人，也有虽然不会讲中国话但是热爱中国的美国人。
《光明日报》那则报道的题目便是：《杜维明：哈佛已成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的道场》。
逾花甲之年，汇入长江
2005年，杜维明先生受邀回国出席“2005两岸企业家高层论坛”，与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同台探讨“儒家文化与世界级企业”。
论坛之后，项兵便力邀杜维明加入长江商学院，把人文课程带入管理教育。
复盘当年的初心，项兵是这样考虑的：
第一，基于对人类集体短视的顾虑与担忧。希望长江人商业决策时能考虑到一百年后甚至更长时间，为我们的子孙留下更好的人类家园；
第二，面向全球化的考虑。未来的商业领袖要领导好一个全球的、多元化的团队，人文底蕴不可或缺。人文底蕴是内功，缺乏内功的武功只是一个架势而已；
第三，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企业高层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企业行为会更趋于合规，行事也比较有方圆，才会更有社会担当；
第四，对财富的觉悟。希望长江人能从富足的生活走向丰盈的人生，践行强者的有为。
项兵院长的这番观点和杜维明先生不谋而合。
杜先生一直想做的一件事也是：希望真正引领企业家们从追求权力与利润的视野中走出来，转而关注自身整体人文价值与素养的塑造，从一个理性人、经济人，变成一个文化人，甚至是一个生态人。惟其如此，才是企业的福，中国的福，更是世界的福。
2005年，杜维明汇入长江，兼任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和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开始遍邀世界知名人文研究学者加盟，在商学管理教育中系统搭建儒学、佛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轴心文明的人文课程。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西方主流商学院还在强调跨文化交流的“套路与技巧”，而长江商学院已经走在前面，开始注重企业家人文内功的修炼。
2012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克莱蒙酒店＂中美对话︰核心价值与世界秩序＂研讨会。前排左二是《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教授；前排左五为获得克林顿总统亲颁的"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Robert Bellah教授；前排左四为杜维明教授；前排右四为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教授；后排右一为长江人文中心主任王建宝博士
《中庸》有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大意是：
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
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便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善良天性；
能够发挥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
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万物，便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并列为三了。
达到了这一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这是杜维明先生于几千年浩瀚儒家经典中，最喜欢的一句！
与诸君共勉！
（感谢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宝博士对本文的大力支持及指正！）
关于长江商学院（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长江商学院成立于2002年11月，是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创办的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采用世界商学院通用的治理架构，以“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以及创新精神的世界级商业领袖”为己任，旨在打造全球领先的新一代商学院，以新视野与新思维应对商业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通过管理研究及商学教育的发展，服务中国乃至全球的商界领袖。
取势于中国经济之崛起，依托政府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长江商学院经过十余年发展，拥有近40位全职的、蜚声国际的教授队伍，贡献了一系列源自中国、引领世界的原创管理思想。2005年，长江商学院率先将人文课程与公益实践系统引入商学管理教育，提出培养企业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长江商学院拥有中国颇具影响力的菁英校友群体，10000多位校友中超过一半担任CEO或总裁职位。学院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深圳有授课点，在香港、伦敦及纽约有代表处，率先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启动高层管理课程，把对新兴市场和世界商业格局影响重大的原创管理思想输送到西方，成为东西方双向交流、整合全球管理教育资源的高端学习平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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