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5年12月11日
2015年11月11日 中国 北京——“面对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我提出‘新商业文明’这一理念最重要的考虑，是思考我们的挑战在哪里——企业应该承担哪些更重大的责任？企业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乃至解决全球的发展和文明进步问题？”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博士在主题为“良知·价值重塑·企业家”的“儒商论域2015”盛会发表主旨演讲。
“儒商论域2015”由长江商学院与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联合举办。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博士，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世界伦理中心主任杜维明，以及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全球价值联盟基金会创始人及总裁克劳斯·M·莱辛格教授（Klaus M. Leisinger）发表主题演讲。长江商学院校友事务及亚洲市场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朱睿博士，和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完美世界董事长池宇峰，《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创始人兼主编何刚等多位DBA同学与校友，以及来自多所高校的教授、学者，同众多相关领域的企业家、专家参与多场高峰对话。
图1，“儒商论域2015”活动现场
“中国过去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就与我们辛勤的努力、我们的勤劳，包括我们的创新密切相关。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赶上了改革开放、加入WTO、互联网以及全球的和平环境等N个‘台风’风口，”项兵院长提出，“但我们必须超越‘取势’，‘台风’风口过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中国的崛起代表什么‘道’？中国企业的崛起又代表什么价值？这些问题已经不能再回避了。”
项兵院长表示，我们目前发展模式确实有很多不可持续性。比如：中国如何实现从组装大国到制造大国的超越转变？如何从模仿一步一步走向真正的创新？如何从追随真正到全球引领？如何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怎样能够实现主流行业的系统突破？又如何打造出一批能整合全球资源、超越家族企业模式的伟大商业机构？“我们有一批家族企业和不少国有企业，即A类、C类企业，但没有自己的IBM，没有自己的通用电器，没有自己的西门子这些超越家族控制、股权分散的所谓B类企业，”他谈到，“任何大国崛起都是B类企业占主导。我们的世界级企业凤毛麟角，主流行业需要系统、全面的突破；量上我们做到了‘No.1’，但在价值获取方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做重大的调整，梦想是很难实现的，”项兵院长还指出，太多人急功近利，只追求立竿见影，如果我们都比较“花心”、没有专注、“憋不住”的话，怎么可能有“大风流”的创新？“与我们关注较多的体制、民主、法治相比，每一个人的心态也同样重要，”他说，“中国的企业家应超越追求特权，专注弘扬公平和公正，弘扬和而不同，怀有更多感恩之心。如果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我们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对世界的发展乃至于文明的进步都可能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真正实现取势、明道、优术层面的双向交流，也许我们将有可能推动新一轮的文艺复兴！”
图2，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博士
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世界伦理中心主任杜维明教授表示，价值重塑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当然也是中国的问题。
“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处在一个初步阶段。以人类为中心的大宇宙论、大本体论思路，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改变它。”杜维明教授在演讲中谈到，这个思路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在科学技术上能够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同时也是当前我们的困境。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发展所形成的“赞天地之化育”的观念、和谐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都被边缘化了。
杜维明教授提出，一个社会应是理性的、自由的、法治的、有人权的，而且有个人尊严的。 他认为：“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路、一个新的方向，打造新的人生观、自然观、宇宙观。我们需要自由，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是正义。没有自由的正义会异化成一种宰制性的权威；没有理性，同情会成为溺爱，既不合情又不合理；此外，没有法治，自由是不可能的；没有个人的尊严，社会很可能变成‘同而不和’的极权统治。”
图3，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世界伦理中心主任杜维明
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全球价值联盟基金会创始人及总裁克劳斯·M·莱辛格教授（Klaus M. Leisinger）在主题演讲中提出，为了长期利益，牺牲一些短期利益是必要的。
“当今我们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他说，“各个领域的人士、企业面对着非常多的问题，世界文明也面临挑战。联合国的发展目标之前关注就业机会的创造，但现在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更多关注如何带来平等。所有人都要看到要尊重生命、尊重他人尊严的意义，并且要把这个‘金律’应用于未来时代。”
莱辛格教授指出，杜维明教授曾提出由“普世性的世界公民意识”实现永久和平的理念——伦理、公平、正义、诚实、合作，这是我们能够选择的一条道路，而且是普世的道路。“我们应当克服我们的短视，克服经济、政治和物质主义，以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我们应当牺牲一些短期的利益来获得长期利益，哪怕这些长期利益可能要五年、七年后才能看到。”他表示。
图4，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全球价值联盟基金会创始人及总裁克劳斯·M·莱辛格教授（Klaus M. Leisinger）
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价值观正在极短时间内高度浓缩，并伴随着剧烈冲突和“化学反应”，以及相互的沟通与融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时代核心价值的危机与重塑？
在题为“当今中国/世界的价值冲突与重塑”专题讨论环节，主持嘉宾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化背景下，青年人可能有新的、不同的价值观，也可能会有更加复杂的、每天都在不断变化的情景出现。“很多人认为美国价值全球通用，但是在不同的区域市场也存在很多冲突，”他说，“中国现在拼命走向全球，而我们的东西可能在外面也面对很多冲突。”杜维明教授对此表示：“我们现在的价值取向必须有所改变，而改变的话必须创造我们自己的主体性，创造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这也是现在各种不同思想‘交战’之下，一个价值冲突的问题。”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DBA同学冯仑针对企业的公共价值发表观点，他谈到，企业在公共生活中面对的一个冲突就是公益性。“这种冲突不是坏事，它导致了中国企业家的进步和提升，”冯仑指出，“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社会对中国企业家关于公益慈善的责备已经很少了，因为十年前公益基金100%都是政府背景的，而今年4000多家公益基金70%以上是民间企业做的。”NE•TIGER（东北虎）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江校友张志峰提出，作为一个企业家，或者作为一个儒商，首先应该倡导“三好”：存好心、为好人、处好事。要有良心，才能良知，才能明理、明德，才能知行合一。长江商学院校友事务及亚洲市场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朱睿博士认为，财富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动力。她说：“西方企业家认为他们只是财富的管理者，而并不是拥有者。这种理念的传播推动了基金会、公益事业发展——听上去西方公益和文明发展可能稍微快了一步，但更要看到国内企业家在公益企业、公益文明、公益创新方面做出的独特贡献。”
图5，专题讨论：“当今中国/世界的价值冲突与重塑”
“良知理性”是不同族群、种族、性别、阶层、宗教、文化的人得以沟通和理解的基础。我们如何重建基于良知理性的社会意识、社会价值？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副主任樊和平在题为“作为价值重塑基石的良知理性”的讨论环节表示：“按照我的理解，良知、理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冲突、价值对话和价值重塑的概念，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中西方文化对话、中西方价值对话创造性的概念。”完美世界创始人兼董事长、DBA同学池宇峰指出，每个人对良知都有不同的理解。他说：“理性代表一个过程，良知更注重结果，被理性过滤过的良知才是真正的良知；不能把自己对良知的理解强加于人，否则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齐善鸿寄语活动听众：知善知恶，唯善而行。“良知是人性的体现，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它代表了对所有人集体利益的关注。我们应该用无私的信念、理想引领社会。”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创始人兼主编、DBA同学何刚针对企业家在价值重塑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社会的好与坏，看重的是底线而不是上线。他提出：“企业家作为具备社会影响力的群体，面临继续追求利益最大化，还是作为社会积极、有效的一份子，用影响力带动更多人的选择——他们应该选择与社会更和谐相处的方式，回归人基本良知，克制自己的欲望。”绿叶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长江校友刘殿波说：“良知与理性是不可分割的。所有企业家都需要自问：你为什么存在？你的企业要走向哪里？如果企业家不能用行动回答这些问题，你创造的财富也会最终付之东流。”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也谈到，经济是看不见的手，良知是看不见的心。他认为：“社会应该尊重企业家，企业家作为财富的拥有者，代表了卓越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企业家也应基于自己的判断与节奏积极回报社会，仁爱同情，善待财富。”
图6，专题讨论：“作为价值重塑基石的良知理性”
在极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主导的全球化社会中，经济与伦理、“利与义”的关系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理解这种复杂性与具体性，并将这种理解带入到真正的商业实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企业家的‘义与利’观”专题讨论中，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葆森提出“大商至诚”的主张，他说：“商人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因为税收、就业只是基本义务，能否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则是衡量伟大企业和伟大企业家的标尺。”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首尔国立大学荣誉教授赵东成指出，“义”与“利”是两个维度，并不是平行的概念。“‘义’表示一种方式，‘利’代表了最终结果。企业家应通过‘义’来获得‘利’。” 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提醒，企业对利益的追逐，很容易把正常需求变成危险的欲望。他谈到，基于“仁”，才能谈“义”和“利”；对于二者的辨识，需要唤醒善性与良知，才能让企业家完成真正的修炼。克劳斯·M·莱辛格教授（Klaus M. Leisinger）对此表示：“如果把‘义’与‘利’的鸿沟弥合，就能够确保二者的兼得，当然在短期和长期的取舍中可能会面临困局；全世界所有成功企业家都应当超越这一切。” 利马赫中国区董事首席代表刘志伟认为：“义利相通、知行合一——过了几百年，我们在某些方面仍要向古人学习；特别是做企业的，在民族大义前，‘义’字一定要当头。”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举例说：“为什么苹果手机的价格很高却仍能获得用户的接受和喜爱？因为用户更看重产品和企业给他们带来的价值——相比之下富豪很多，但能造福消费者、创造优秀产品的却很少。”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长江校友陈杭分享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忍辱、敬畏、精劲、菩提，是我个人人生的八字信条，其代表了宽容、敬畏心、牺牲、回报等精神。”
图7，专题讨论：企业家的“义与利”观
社会的价值冲突与价值重塑，正考验着每一位思想者与行动者在进行社会选择时的智慧与勇气。在活动的“价值重塑过程中的企业家认同”专题讨论中，各嘉宾对此发表了独到观点。
“日月照亮的并不是它们自己，”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对话》栏目评论员、北京维一元素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桦表示，“这应该成为企业家价值观重塑的准则。企业家是最能给社会带来活力的群体之一，所以他们的良知和价值观对于社会的发展与引领更有意义。”
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历史学教授周生春说：“良知、儒商的概念几百年前就有提出，最近20多年开始流行，这个流行有它特别的原因，和世界价值多元冲突和价值重塑，以及中国特殊的背景有关系。”“谁来最后确定你的行为是‘利’还是‘义’？”大益集团董事长吴远之提出，“是人民，地球上最多数的人认为这符合‘利’，就是‘利’。”
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商业研究教授、《诚信研究》主编李平指出：“东西方的价值取向其实非常一致的方面很多，而且在某些具体的层面，西方各国之间的价值观也有很大区别。东西方对于‘义’和‘利’间的取舍也一样艰难。”“我希望理性声音更多，大家再完善主流文化。文化要慢慢沉淀出来，我们不要太着急。”博雅行（北京）信息咨询公司总经理张志滨谈到。精裕（上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江校友施永敏说：“企业家要做到‘elegant’和‘decent’——优雅和体面。一个企业家生存在竞争性的商场上，要做到非常体面、优雅的状态，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启皓兴业（北京）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陈立伟提出：“大家关注商业价值和公益价值是不是能兼顾。但如果转变一个视野：我们能不能用共享价值的方式建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这也是迈克尔·波特战略教授在30年前提出的模式。”
图8，专题讨论：价值重塑过程中的企业家认同
关于长江商学院（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长江商学院成立于2002年11月，是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赢利性教育机构，也是国内第一所实行“教授治校”体制的商学院。长江商学院自创办以来，一直以培养新一代的世界级企业家为己任，为打造享誉全球的新一代商学院不断探索与创新。取势于中国经济之崛起，借助政府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长江商学院经过十余年发展，拥有40多位世界级的全职教授，贡献了对中国乃至全球管理实践影响重大的一系列原创思想。长江商学院拥有中国极具影响力的菁英校友群体，8,000多位校友中超过一半担任CEO或总裁职位。作为第一家全球化的中国商学院，长江商学院已成功启动欧洲、北美等市场运营，致力于促进东西方在管理思想与商业实践的双向交流与学习，成为融贯中西、整合全球优质管理教育资源的高端学习平台。长江商学院现有工商管理硕士项目（MBA）、金融MBA项目、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EMBA）、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DBA）和高层管理教育项目（EE）。更多详情请登陆长江商学院官网：https://www.ckgsb.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