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开启了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并取代了美国成为制造业全球第一大国。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研发与创新上的表现也势如破竹。在2000-2017年间，美国占全球研发的份额从36.4%下降到25.6%，而中国的份额则从4.5%升至23.3%。以衡量创新活动的重要指标——专利为例，自2019年起，中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越了美国，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也是中国积极拥抱全球化，充分参与全球供应链整合所带来的结果。
而在近年来，随着中美博弈日益加剧，两国正试图逐步降低彼此间技术融合和相互依赖的程度，这也被一定程度上认为是 “脱钩”。虽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技术脱钩的程度和影响有许多争论，但目前还没有一项全面的研究来描绘两国技术脱钩的现状和依赖程度。
中美两国在技术领域到底是否正在“脱钩”？脱钩对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影响几何？对中美企业创新与效率又有何种影响？
近期，长江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梅丹青的合作论文《中美技术脱钩一览：脱钩如何影响创新与企业业绩》（Mapping U.S.-China Technology Decoupling,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发表在最新一期管理学国际顶级期刊Management Science。
本研究基于中美两国专利数据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测量框架，首次量化了中美技术脱钩程度和中国在科技领域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并以此探讨中美两国的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中美技术脱钩走向，以及脱钩对中美两国企业创新表现、盈利能力与生产效率的影响。
Management Science （《管理科学》）创办于1954年，由美国运筹学与管理学学会主办，是管理学领域历史悠久、口碑最高的权威期刊之一。Management Science是世界公认的管理学最顶级期刊UTD24列表中管理科学类排名第一的期刊，也是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评定的50本商学院顶级期刊（简称FT50）之一。Management Science主要发表和管理有关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包括与战略、创业、创新、技术和组织有关的所有管理方面以及所有业务职能领域的文章。
本论文由长江商学院梅丹青教授与美国埃默里大学商学院金融讲席教授、美国金融学会（AFA）副主席姜纬，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韩鹏飞合作完成。
他们的研究发现：脱钩没有遏制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反而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出，但脱钩同时却削弱了中国企业生产效率、盈利能力和估值。
核心结论速览
● 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近20年“先升后降”：2000-2009年，中国在科技领域与美国融合加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度快速上升；2010年后，中国在技术领域进一步与美国融合的同时，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度日渐降低。
● 高科技领域对美依赖程度不断降低，新兴技术脱钩程度更高、依赖更少：分技术领域看，新兴技术（例如机器学习、神经网络、自动驾驶等）较成熟技术（例如制药、半导体、智能手机等）中美间脱钩程度更高、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度在显著减少。
● 研究观察到，脱钩程度上升时，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出不降反升，而生产效率与估值却有所下降。
● 美国“实体清单”对华制裁没有达成中美目标技术领域的脱钩，反而促使了中国追求更加独立自主的技术发展。受到制裁的科技领域在政府及行业的支持下，尽管在创新质量、利润率和生产率有所下降，估值未受明显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制裁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制裁虽然导致下游企业表现挣扎，却也倒逼上游企业增加了其创新产出与生产效率。
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近20年“先升后降”
为了测度中美技术脱钩程度和中国在科技领域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论文分别从时间和技术领域两个维度切入，全面把脉中美技术的脱钩动态。
从时间维度看——
研究提取了3个重要年度：2000年（中国加入WTO的前一年）、2009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和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两国之间紧张局势升级）。
研究显示，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在近20年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对美国科技的依赖度较反之更高。自2000年以来，在第一个10年里，中国在科技领域与美国不断融合加深，对美国科技依赖度快速上升；但是在第二个10年里，中国在进一步与美国融合的同时，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度逐渐降低。
从技术领域比较——
文章对2000年、2009年、2015年和2021年10个高科技领域（智能手机、半导体、软件、制药、内燃机、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无人机、云计算、自动驾驶汽车）的脱钩状态与技术依赖程度进行了研究。在这10个高科技领域里，中国对美国依赖程度最高的是制药、半导体、软件和智能手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依赖程度在逐渐降低。
研究同时比较了成熟技术（例如制药、半导体、智能手机等）和新兴技术（例如机器学习、神经网络、自动驾驶等）之间的脱钩程度和依赖度，发现新兴技术的脱钩程度更高、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度在显著减少。
本次研究的结果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技术在近年取得的进展，例如，从2019到2021年，半导体领域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程度下降了24%，显示中国对于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得到了回报；再比如，研究显示2021年在无人机和神经网络这两个技术领域中，美国反而更依赖中国。
脱钩对中美企业创新与业绩的影响
基于此，研究继续考察了脱钩对中美两国企业创新和总体业绩的影响。
研究发现，一个技术领域与美国脱钩程度的增加与1年后该技术领域的国内专利数量显著增加相关，显示脱钩没有遏制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反而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出。除数量外，专利质量（即创新质量）方面没有观察到显著变化。
论文同时观察到，在2-3年内，中美科技脱钩程度的增加与中国企业生产效率下降相关，表明脱钩或削弱了中国企业生产效率，抑制了估值。
但技术脱钩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美国企业目前仍占据世界创新前沿，即便缺少来自中国的技术作为补充，其当前的生产效率几乎不会受到影响；另外，对于中国领先的少数几个技术领域，中国也没有采取政策限制技术流向美国。
产业政策作用如何
研究以“实体清单”这一美国对华技术制裁的主要政策为例，进一步分析评估了美国对华制裁对中美科技脱钩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实体清单”对华制裁没有达成中美目标技术领域的脱钩。
知识和技术在各个行业之间存在复杂的溢出效应，所以制裁造成影响的范围和复杂程度可能会超出政策制定者的预期。论文就发现，“实体清单”制裁对于中国产业上游和下游公司的影响是不对称的。虽然美国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固然会造成企业甚至是行业在创新、生产、盈利、估值等方面表现不佳，但如果美国对某个行业的下游实施制裁，也会倒逼目标领域的上游企业产生更多创新，提升效率与估值。
“在中美博弈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有效框架，来相对客观地量化中美两大经济体间技术脱钩程度、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依赖程度，以及脱钩对企业在创新和运营上的影响，来代替主观的判断。这是我们研究的初心与创新价值所在。”长江商学院梅丹青教授表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测量框架同时也可应用于衡量任何两个经济体间的脱钩程度与技术依赖程度。”
梅丹青教授现为长江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公司并购、创新经济学、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在过去几年中，梅博士的论文多次登上顶级学术期刊，包括Journal of Finance、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等。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
自创校起，长江商学院凭借“学术研究立校”“教授治学”等一系列机制创新，吸引汇聚了一批在世界管理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全职加入长江。
学院为教授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具有一定全球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平台及生态体系，使得教授能在加入长江后仍然能持续开展前沿性、引领性的研究，不断产生世界级的研究成果，获得全球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仅2023年一年，长江商学院教授就有35篇论文被国际顶尖期刊发表或接受，人均产出长期位居商学院前列。
关于长江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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