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5年12月1日发表，第25期）
作为儒家经济圈的重要代表，日本曾凭借精益生产与匠人精神缔造“东亚奇迹”，其管理智慧影响深远。然而，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引领的新技术革命中，日本却未能产生一家“大风流创新”企业，也仅诞生了8家独角兽企业，这与其人口数量和GDP总量是不匹配的，与美国、中国及韩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管理及全球化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项兵近日在《南风窗》撰文，从文化视角深入剖析日本为何难以孕育出具有全球引领性的“大风流创新”企业，并提出了从慕强的仰视思维转变为“站在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从等级尊卑与阶层导向转变为能力驱动和主导，以及构建开放包容、多元公平的文化体系等文化变革方向，为同处儒家文化语境、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提供了关于创新生态建设的重要参照。
“大风流创新”是笔者在2021年左右提出的概念，即引领式的、原创的、开辟新行业及新赛道的、可以被全球复制借鉴、并具有全球相关性及影响力的创新。正是这种“大风流创新”催生了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它们不仅创造了全新的产品与服务，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和经济体系，更催生出众多新兴产业，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互动形态以及商业运作的底层逻辑。
美国在体制韧性这一决定国家长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上所构建的生态系统，能够持续发掘、驱动、拥抱并主导重大变革机遇。其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中，诞生了一批“大风流创新”企业，如英特尔、微软、苹果、思科、英伟达、亚马逊、奈飞、谷歌、特斯拉、Meta等。这些企业推动了整个美国甚至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企业的市值几乎与部分国家的GDP相当。例如，当前英伟达的市值超过日本的 GDP，微软公司市值与印度GDP相差无几，可谓富可敌国。笔者坚信，能否持续催生这类企业，已成为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且其重要性将与日俱增。
日本在历史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凭借“明治维新”以及二战后美国的大力扶持，成功地将西方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制度等，“术道合一”地融入自身传统，实现了东西方价值的深度融合。自二战结束后，日本引领东亚国家的崛起，也曾经是东亚发展雁阵的领头雁。
然而，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后未能重振辉煌。迄今为止，日本尚未产生一家“大风流创新”企业，也仅诞生了8家独角兽企业，这与其人口数量和GDP总量是不匹配的，与美国、中国及韩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原因林林总总，本文仅从文化视角切入，希望提供一些新角度和新思路。
2025年1月13日，日本东京，穿城而过的河流隅田川
日本在二战后到冷战结束期间，实现了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被称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日本GDP总量在1960年排名全球第六，接下来于1961年超过中国、1966年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年超过当时的德国，此后至2009年始终保持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日本的名义GDP在巅峰时，达到了同期美国的72.6%。
在企业层面，1990年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中，日本上榜8家，囊括了前七位企业及第九位，美国仅有2家。1995年《财富》杂志第一次公布“世界500强”企业榜单，日本上榜企业数量149家，仅次于美国（151家）位列世界第二。日本产生了一批在全球备受尊重的企业，例如松下、索尼、三菱、丰田、东芝等等，同时也诞生了一批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可被复制和借鉴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例如：义利合一、年功序列制、阿米巴经营方式、精益生产、零库存管理、即时生产、匠人精神等等。这使得日本的创新对世界的贡献超越了产品创新。
当时的日本是东亚崛起当之无愧的领头雁，创造了多个“东亚第一”甚至“东亚唯一”：第一个“脱亚入欧”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第一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至今唯一在经济腾飞时期几乎实现了全民中产阶级并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国家……这些成就，共同构成了日本在东亚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在基础研究领域，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在50年内获得30个诺奖”的目标。至2025年，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已诞生21位诺奖得主，其中18位是2000年以后获得，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欧洲，稳居世界第三。
日本在这场变革中未能充分把握机遇，不仅未能孕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互联网巨头，许多曾经以技术创新闻名的商业巨头（如夏普、富士通、佳能、东芝等）也逐渐从《财富》世界500强的榜单淡出。
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书中分析和肯定了日本在多个方面的成功，并指出这些经验对当时发展速度减缓的美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因资产价格（股市、房地产）泡沫破裂，陷入长期停滞与通缩。
日本全球经济地位持续下滑，2010年GDP总量被中国超越，2023年再被德国反超，跌至全球第四。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995年72.6%的历史峰值急剧萎缩至2024年的13.8%，后一比例还不及1966年水平（13.9%）。
世纪之交，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全球兴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一趋势已持续30余年。日本在这场变革中未能充分把握机遇，不仅未能孕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互联网巨头，许多曾经以技术创新闻名的商业巨头（如夏普、富士通、佳能、东芝等）也逐渐从《财富》世界500强的榜单淡出。
如今，日本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呈现明显落差。从互联网产业来看，全球市值前50的互联网企业名单中，未见日本企业身影。在人工智能领域，斯坦福人工智能研究所（HAI）的最新评估显示，日本在36个上榜国家中排名第九，显著落后于领跑的美国和中国，也不及排名第七的韩国。
2025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日本上榜企业仅剩38家，占全球7.6%，且大多数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分布在车辆与零部件、机械/设备、金融/保险、贸易、能源/矿产和电信等传统行业。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榜单中，日本企业无一进入前50名。
早稻田大学野口悠纪雄教授在2019年出版的《失去的三十年：平成日本经济史》的前言中总结道：“整个平成时代（1989—2019年）日本经济被世界经济的浪潮远远甩在身后……在世界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日本并没有感知到，所以才落后了。日本并没有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面对大环境的变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从文化视角来看，日本难以产生引领式创新及“大风流创新”的原因，首先是慕强文化和“仰视思维”。
2025年9月17日，东京涩谷街景
日本尊崇并学习强大的外来文化，其三次大规模学习的对象，都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文明。
大化改新时期，日本求知于中国唐朝——在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任命了19次遣唐使（正式成功派遣12次），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主要求知于一战前的欧洲，系统地学习并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技术、政治体系及“普世价值”，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主张（福泽谕吉）。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在其大力扶植下，日本从废墟中迅速重建。这一过程中，日本不仅被动吸纳了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和教育体系，还深受其文化影响。尤其在1987—2009 年的22年间，日本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掀起了留学美国的热潮。
日本凭借其慕强的文化特质，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并在战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然而，这种“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对强者经验的复制与模仿，其核心在于通过与先进国家的接轨，将外部理论与经验在本土进行应用实践。这种慕强思维，以仰视和追随为主导，使日本长期处于“巨人阴影之下”的学习者地位，难以突破模仿者的局限，缺乏内生性的自主创新动力，难以通过原创性突破实现真正的引领；即使将慕强之路发挥到极致，也顶多实现与时俱进，无法成为世界变革的驱动者和引领者。
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演进，创新周期不断缩短，能够保持数十年稳定发展的行业日渐稀少，传统匠心式改进的竞争力也在削弱。
其次，日本的等级尊卑及阶层观念，可能有碍于创意和创新，尤其是“大风流创新”的发展。
日本社会及企业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尊卑观念，深受孔子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影响，形成了浓重的论资排辈作风及阶层文化。这种文化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企业和社会普遍存在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重要推手，抑制了批判性思维和对权威的挑战精神。
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对集体性、一致性和统一性的强调，进一步削弱了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与碰撞，导致个性、独立性、多样性以及创造力的发展受到限制。放眼世界，美国以能力驱动为主，强调个人奋斗与竞争；欧洲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更注重公平与包容；而日本在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润下，阶层与等级观念在社会和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日本独特的文化氛围塑造了秩序与稳定，与终身雇佣制相互强化，曾在培育日本企业见长的匠心精神与持续改进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全球大变局的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演进，创新周期不断缩短，能够保持数十年稳定发展的行业日渐稀少，传统匠心式改进的竞争力也在削弱。与此同时，这种以稳定为核心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创业活力与创新潜力，甚至可能让“大风流创新”无处萌发。
再次，日本的包容、多元及“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能力修炼不足，与欧美差距大。
日本文化以其卓越的学习与吸收能力著称，能够迅速借鉴并内化外来文化的精华。然而，其在全球视野、多元融合、文化包容性与开放性方面的局限性，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日本这种文化特质在企业层面，表现为难以与欧美企业的全球化运营能力相抗衡，在国家层面则使其在全球治理、创新生态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与美国存在显著差距。这种文化上的不足，已成为制约日本全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在日本本土企业中，外籍员工的比例相对较低，2023年外籍劳动者仅占劳动力总数的2.96%，远低于美国的18.6%；在企业管理层方面，高管团队几乎清一色由日本男性主导，外籍人士和女性管理者凤毛麟角。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数据，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仅为男性的77%，显著低于中国和美国（两国均达84%）。这种多元性的缺失，不仅阻碍了跨文化思想交流与创新碰撞，更导致企业普遍缺乏具有全球视野及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人才。
日本年轻一代的国际流动意愿，呈现出明显不足。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2024年2月发布的跨国调研数据，在17—19岁青少年群体中，仅52.8%的日本受访者表示有“出国留学或赴海外工作”的意向。这一比例在参与调查的六国（日、美、英、中、韩、印）中垫底，反映出日本青年国际化程度的相对滞后。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数据也显示，日本的海外长期留学生数量在 2004年（峰值）至2010年出现了一个快速下降的时期，此后（除疫情时期外）一直没有出现明显增长。可见在过去40年间，日本在全球化人才培养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颓势，与“集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渐行渐远。
2014年，笔者在演讲中提出“当前世界，多重变革汇集于一点”。如今回过头看，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变革的深度、广度、速度均远超以往历次工业革命。
正如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阐释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而当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通用技术，其突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这一进程。其特点包括：多项重大科技的拐点和奇点已经来临，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多领域技术深度融合，正以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方式深刻改造人类社会；新技术广泛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创造出跨越传统产业边界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这场变革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席卷全球，不仅彻底重塑了产业格局，更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模式、社会契约关系、全球投资贸易体系以及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营收最高的500家企业中，109家（21.8%）由外国出生的新移民直接创立。反观日本，不仅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相对较少，其本土教育体系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能力的人才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
全球大变局下，日本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局限性愈加凸显，可能存在若干需要调整和改进之处。
首先，从慕强的仰视思维，转变为“站在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近20年来，笔者始终倡导“站在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鼓励企业家超越东西之分与体用之争，超越简单的追随、拷贝与应用，敢为天下先，持续突破认知与思维的边界。在当前全球大变局的历史机遇期，这种“站在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不仅是一国成为全球创新引领者的关键支撑，更是孕育“大风流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
其次，从等级尊卑与阶层导向，转变为能力驱动和主导。面向未来的大变局时代，儒家思想亟须打破根深蒂固的等级尊卑观念，以解放的思想发展竞争力，构建一个更加由能力驱动的文化生态体系。借鉴美国由能力驱动的创新模式，尊重不同年龄、性别、身份、文化背景的个体的能力和成就，释放全社会的创造潜力。唯有如此，才能为创新、尤其是能够引领时代的“大风流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
再次，构建开放包容、多元公平的文化体系，以实现“集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美国在“大风流创新”方面的成就，展示出开放、包容、多元和公平文化的竞争力。移民或其后代在美国创办了一批优秀的现代企业，包括：亚马逊、宝洁、谷歌、辉瑞、花旗、可口可乐、麦当劳、苹果、通用电气、威瑞森通信、英伟达等。2025年，美国营收最高的500家企业中，109家（21.8%）由外国出生的新移民直接创立（包括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英伟达的黄仁勋）。反观日本，不仅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相对较少，其本土教育体系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能力的人才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
20年前笔者就提出：全球化时代应该“用全球性的资源来应对全球竞争”，即“以全球应对全球”，其中，广纳全球贤才至关重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大变局时代，创新——特别是能引领时代变革的“大风流创新”——已成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核心变量。大风流创新的诞生，需要取势于当今世界如火如荼的诸多科技领域的范式突破，也需要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跃迁及文化的变革。作为儒家经济圈的重要成员，我们要在经济赛道上实现赶超，更需在思维及文化的维度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唯有秉持这种守正创新的精神，方能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为未来世界文明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