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天,改革的春风已渐起。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宣布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恢复中断整整12年的高考!
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从知识无用论到知识再次被尊重……向上的通道被打开,仿若塌方隧道里的一束光。
570万被时代误了岁月、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一大批年轻人走进考场。
站在时代的荣光里,他们梦想能握住改变自身命运的一道光!
30岁的李乐德是570万考生中的一员!1966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第十钢铁厂运输队做了十年工人,当过装卸工、驾驶员和汽车修理工。
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少年不再。
这一年,他以上海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被誉为“史上最牛班级”的复旦大学77级数学系。
七十年代末期,年轻人敬仰的偶像是陈景润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信奉的金句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复旦77级数学系便承载了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数学家苏步青老先生最多的心血与梦想。
李乐德考上复旦这一年,梅建平17岁,还在上海老家等着“上山下乡”。
他还要再等一年后,才能考进复旦大学。
“我们这一代,是很悲惨的一代,也是最幸运的一代。”梅建平回忆说。
说是悲惨的一代,是因为这一代人一出生就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来又经历了十年文革,随着时代的动乱起起伏伏,在物质与知识双双匮乏的年代成长。
但也是幸运的一代。在他们人生最好的年华,禁闭12年的高考大门再次打开,成了一个国家和一代人的拐点。
从中学起,梅建平便一路在区级、市级、全国级的数学竞赛中过关斩将。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他考入复旦大学78级数学系,与李乐德所在的77级数学系合班上课,见证并成就了82届数学系学子的集体荣光。
“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复旦数学系82届这个班,后来猛人辈出:李源潮、孟晓犁、范剑青、李乐德、梅建平、何华……。他们中,有的在政界身居高位;有的在商界小有所成;绝大多数人像少年时敬仰的陈景润一般,投身学界,专注研究,各种斩获全球顶尖的学术大奖,纷纷获得了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耶鲁、哥大等全球顶尖学校的终身教职,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引领全球。
几朵浪花奔腾,长江入海口已是一片春潮!
此刻,长江之北,也迎来几位时代的弄潮儿!
1977年底,远在西藏农村插队的王一江听到恢复高考的新闻,当即决定启程赶回湖南参加首届高考。但是,那一年冬天,西藏的暴风雪太大了,生生阻断归程,误了归期!他未能顺利出藏,错过了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第二年,王一江终于抓住了高考的契机,一举考上北京大学!北大毕业后,在人民银行工作一年后,又考回北大攻读硕士!被时间耽误过的人,才真正知道时间的宝贵。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多少地方都留下了他流连学习的身影。
1985年王一江被哈佛-燕京学社项目选中去到美国访问,次年开始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
1977年,北大对门的清华园,也迎来一位已近而立的新生。他的名字叫许成钢。
这位在北大荒经历了十年磨砺的同学,最终百炼“成钢”。多年后,他先后获得了经济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第十五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被誉为中国经济学“诺贝尔奖”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
“当我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七十年代,的确整齐地切割了我的人生。”许成钢在文章中回忆道:“一九七零年,我不到二十,在北大荒建设兵团。期间,我自学了高中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英语,并搞了不少技术革新。七十年代最后一年,近而立之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
“那十年,对历史而言无足轻重,对我自己是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一!”他说。
这一年,距离北大荒不太远的吉林,21岁的阎爱民也走进考场。
他原本在工厂当工人,按当时话说,是最可爱的无产阶级。这在当时几乎是社会上最好的工作,没有之一。但是少年豪气任纵横。若无改革一声春雷,恐怕此生的命运也便是终老东北边城,间或慨叹“白了少年头,徒碌碌。”
阎爱民出生书香世家。父亲是东北师大教授,是研究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字的学者。报考前,父亲问爱民填报学校,儿子心仪三所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又问专业,儿子说,当然是中文啦。
父亲垂首陷入了沉默。回望自己在建国初期的各项运动中,一代学人历尽磨难,乃至下放最偏远的农村,半生零落。他抬头劝诫幼子:学文不如学理工。
谨遵父愿,阎爱民选择了上海理工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之后攻读系统工程专业研究生。第一堂课,钱学森先生挂帅开讲,爱民被同学推举,一笔一划写下“热烈欢迎钱学森学部委员”的欢迎语。
若干年后,上海理工110年校庆,阎爱民回到母校,一眼望见的便是这句欢迎语依然挂在熟悉的教室。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多年后,已获得耶鲁、波士顿、明尼苏达、纽约大学等终身教职的李乐德、阎爱民、王一江、梅建平们,殊途同归地被一所名为“长江商学院”的家国情怀所感召,纷纷放弃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世界顶尖大学终身教职,回到中国,汇入长江。
“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阎爱民教授回忆说,“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没有机会在文革后通过自己努力、通过平等考试进入大学;也就没有机会留学国外攻读博士,直至拿到终身教职;也就没有机会回长江商学院做一名教授,为中国培养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家,以自己的方式报效国家。”
是的,被泽时代的荣光,他们无比感恩!
心怀梦想,持炬前行,他们也未曾辜负这个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已经拍打着中国的堤岸。当时的知识分子觉得,如果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能迎头赶上。巨人是谁呢?是发达国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到发达国家留学深造,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1979年,邓小平出访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邓小平的此次美国之行,将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约定,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第一波出国潮,就这样拍向了大洋彼岸。
八十年代初,中国青年学者中一批极具潜力的佼佼者赴美国哈佛学习宏观经济。已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许成钢和北京大学的王一江从万里挑一的选拔中脱颖而出。那一批中国学者,还有很多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响亮的名字:比如樊钢……
同时期,李乐德也被母校复旦大学推荐赴美留学,1984年即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第一位博士。他的授业导师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罗杰.迈尔森、本特.霍尔姆斯特伦等杰出教授。
那时,国家经济条件尚十分落后,据说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被选中公派留学的人,少之又少,简直跟范进中举差不多。所以,早期的公派留学生都怀有“为中华崛起而努力奋斗”的极强使命感!
在哈佛大学,许成钢与钱颖一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教授和科尔纳教授。若干年后,身为长江商学院教授的许成钢和身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因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并列获颁中国经济学家最高奖项——首届中国经济学奖。
诺奖得主马斯金教授专程发来贺词:“成钢和颖一是我在哈佛的学生,也是我最早教过的中国学生。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一直致力于伟大的研究,而这一奖项也只是他们诸多成就的一小部分展示。“
同一时期,在另一位诺奖得主身边,在普林斯顿大学,梅建平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那时,适逢八十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亟缺经济学的人才。被誉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播种人”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牵线福特基金会每年资助60名学生赴美留学。选拔考试由邹至庄亲自出卷,国家教委出面组织,命名为“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在全国重点高校中选拔佼佼者。方星海、周林、胡祖六、许小年等现今活跃在经济学界的学者,也都是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一员。梅建平在1986年国家“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全国选拔考试中取得第一名,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后,他进入全世界最大的金融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执教,这一待就是17年。
李乐德也很快完成了从麻省理工助理教授到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终极跨越,成长为全球运营管理学界的泰斗级学者。置身耶鲁这所美国最美丽的城市校园,教教书、做做研究,日子过得轻松而优渥。
“但是,心里总是觉得缺点什么。”李乐德说,“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曾留学美国,最终都回到祖国。我的祖父在美国待了7年,回国后任河南水利厅副厅长、总工程师,把他在美国学到的知识、技术都报效给祖国;我的父亲1948年留学纽约大学,回国后在上海财经学院担任教授。报效祖国,是父辈的传承,也是我的情结。”
所以,2002年甫一接到项兵回国创办长江商学院的邀请,李乐德便一口应允。“那时我52岁,刚发现患有冠心病,装了支架还不到一周,一接到电话就飞了香港,开始筹备长江商学院建校。医生后来告诉我,支架手术两个星期之后才能坐飞机的。”
“长江商学院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长江,所秉持的根本便是一颗初心和一个梦想。”长江商学院七位创始教授之一的阎爱民说:“一颗初心,是教授和学员对于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要做出一点贡献;一个梦想,就是在中国练就一个世界级的、最先进、最优秀的商学院。”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即将融入全球经济的轨道。对于中国的商业社会来说,国有企业要改制转型、民营企业要升级发展、海外企业要实施本地化、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这一系列变化都意味着市场对企业管理者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
世纪之初的中国企业家亟需一所源于中国、能洞见中国,同时极具全球视野与格局的世界级商学院。中国的再次崛起,也亟需培养一批世界级的企业与企业家。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李嘉诚与项兵相遇。
2001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在落成不久的北京君悦酒店,项兵应李嘉诚的邀请共进早餐。让项兵略感意外的是,在一代首富的餐桌上竟然只有米粥、馒头和4小碟咸菜。
世纪之初,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早已遍布全球,这位矢志于国家繁荣的华商领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一定得有一批具备全球视野、心怀社会理想的企业家,内地却缺少一家这样的教育机构:取法西方,将先进国家系统的管理理念和知识工具引进来,推动中国企业的现代化改良;更重要的是,可以传承中国固然的“家国”情怀,塑造一批有责任感的社会中坚。
“当时我是第一次见到李先生,”回想与李嘉诚的初见,项兵记忆犹新:“他说我希望为中国、在中国,创办一所世界级的商学院,为我们国家培养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家。”
2002年,长江商学院,应运而生!
初创之时,项兵遍寻全球学术精英,志在揽尽天下英才。李乐德、郑渝生、齐大庆、薛云奎、曾鸣、阎爱民等就一批世界级教授这样进入项兵的视线!
长江梦,中国梦!
项兵曾远赴波士顿,“三顾”阎爱民。最终打动阎爱民加入长江的是项兵的一句话:“他说,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我们把长江商学院练就为一所伟大的、令人尊敬的商学院时,回首往事,你一定会为今天自己的选择而自豪。”
辞去欧洲INSEAD终身教职,全职加入长江商学院的曾鸣,也是被这样的梦想点燃。项兵对曾鸣说:“如果你的选择是全球排名第四的INSEAD,如果你不愿意和我们‘梦一场’,那么,长江商学院就不是你的选择。为中国创造一个世界级的商学院这个梦是长江所有教授的梦!”
百川东汇,长江缘起!
一批世界级教授就这样踏梦而归。
一所世界级商学院就这样逐梦前行!
仿若海子曾经歌咏的: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特别感谢本文提及的五位教授对文章的指正和建议!他们是:(按文章出场顺序排列)
李乐德,美国西北大学博士、长江商学院运营管理学教授、 耶鲁大学荣誉教授
梅建平,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校友事务、长江教育发展基金会副院长
王一江,哈佛大学博士、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学术事务副院长
许成钢,哈佛大学博士、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阎爱民,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长江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政府关系、校区建设、行政事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