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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生——刘易斯拐点之后,我们正在进入“新二元经济”


壹  ||  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在中国一直备受重视,其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今天来看,新二元经济理论则是由无限经济和有限经济构成的,是传统经济和数字时代无限经济的结合而形成的一个崭新经济体。
贰  ||  传统会计制度形成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无法让决策者正确科学地理解公司价值。那么,又如何给这些公司估值?因此,企业的会计制度乃至是整个经济商业制度都要有所变革。
叁  ||  传统企业要形成这样的规模,需要很多投资、多年积累、大量资源的投入。比如中石油中石化是倾全国之力发展多年成长起来的。但我们反观Facebook(Meta)、谷歌、字节跳动,他们的历史有多久,他们的规模有多大?
肆  ||  对传统行业来说,企业必须要考虑新的科技、新的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变革,对企业的影响。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其中涉及很多问题,比如企业家能不能重新定位和调整企业战略,对所在的产业发展趋势有没有正确的判断。

 

到底什么是实体经济?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吗?

在采访一开始,周春生就向我们抛出这一问题。但他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因为在他看来,在数字经济的新世界,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对于传统和现代部门的理论模型,可能已经无法成为这片数字元宇宙的基础“物理定律”——“数字经济的产品供给大多是无限的,这无论是在农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

周春生系长江商学院金融教授,长江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先后获北京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他曾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经济学家,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加利福尼亚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务。

在数字经济领域,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无疑是平台经济反垄断、资本无序扩张,从2019年起,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的监管措施就不断出台。而经历了一系列调整和规范之后,对于平台经济市场主体的位置,也有了新的预期。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要“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稳定平台企业及其共生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预期。

如按照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平台经济,显然无法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也使得新经济市场主体在过去几年来持续陷入“身份的焦虑”之中。

不过,周春生近日在其出版的新作《新二元经济:新经济繁荣与传统经济再造》提出了一个理解当下经济和转型变局的新理论框架——新二元经济。

原有的二元经济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即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从劳动力富余转为紧缺状态。

而周春生定义的新二元经济,是指新经济领域大量信息产品、数字产品存在无限供给的特征,边际成本接近于0,而传统经济领域的物理产品大多具有边际成本递增的特征。两个边际成本差异悬殊的经济领域并存,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崭新的二元经济体系,即新二元经济。

在周春生看来,这种无限经济和有限经济,既相互竞争,更相互融合,共同奠定了中国经济新旧功能转换的底层逻辑。

周春生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数字经济的影响力,由于新经济供给部门的巨大变化,企业的会计制度乃至整个经济商业制度,都要有所变革。

他说,我们基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制定的GDP统计规则,可能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新经济、新技术为人民生活改善所带来的贡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社交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已经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很多的制度统计方法,产业分类的方法可能还停留在30年前。”

 

【对话】

新二元经济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新二元经济?是对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一次“数字化升级”吗?

周春生:理解新二元经济,前提是理解什么是无限供给?在传统的工厂,要想生产一件商品,它受制于原材料供货、生产端排期等因素影响,而要销售到消费者手里,需要经过层层渠道。这两端都有诸多的限制因素,因此每一种产品的供给必然是有限的,每一件产品的生产都意味着人力物力的消耗。

但到了数字经济时代,许多产品的供给理论上已经是无限的。比如微软Office办公软件,微信、鸿蒙系统以及各种短视频、数字音乐,这些新经济领域生产出来的内容及产品一旦生产上市,便可以实现实际上的无限供应。

技术和数字没有使用损耗,没有折旧。本质上,任何一项技术,任何一组数据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可以无限制地重复加以使用。如果不加以有意限制,理论上是可以供许多企业和许多人同时使用。这些要素一旦产生,可以实现实际意义上的无限供给。

这些具有无限供给属性的经济,我称之为无限供给经济。我们所定义的新二元经济,是由无限经济和有限经济构成的,是传统经济和数字时代无限经济的结合而形成的一个崭新经济体。

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在中国一直备受重视,其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今天来看,新二元经济理论则是由无限经济和有限经济构成的,是传统经济和数字时代无限经济的结合而形成的一个崭新经济体。

新二元经济不是传统(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简单升级,而是经济发展方式脱胎换骨的革命性转变。

重构资产负债表

 

经济观察报:基于新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决策者应当如何调整战略?

周春生:落到企业层面来看,传统的会计制度实际上是基于传统有限经济构建起来的。它的一大基本特点就是对资产的统计,存在一个严重倾向——重有形资产、轻无形资产。

但无形资产其实在新经济领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如腾讯、字节跳动为代表的公司,它们的核心竞争力,肯定不是在写字楼、服务器等有形资产上。

所以如今存在这样一种状况:新经济里面最值钱的资产,往往难以统计到报表当中去。

当然也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统计到研发费用里去。这也不准确,研发费用和资产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你花了一个亿,最后可能全打了水漂,有的时候你花了200万元的研发,可能最终成果值200个亿。

传统会计制度形成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无法让决策者正确科学地理解公司价值。那么,又如何给这些公司估值?因此,企业的会计制度乃至是整个经济商业制度都要有所变革。

这种资产负债表的重构,也体现在“国家账本”上。

比如,以前的摄影产业,GDP是从胶卷生产、摄影师服务再到到底片冲洗等一系列生产和服务的增加值叠加起来的。但现在只要是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拍照,而且理论上来说,它能拍的照片是无限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计算它产生的GDP?

再比如,以前我们打电话要交电话费,特别是越洋通讯,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背后对应的是一整套基于电信消费的税收体系。但今天,我们通过WiFi就可以随时视频电话,完全不受通话形式的限制。这种变化背后是整个经济运行体系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无限经济的产品正在不断涌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社交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很多制度统计方法,产业分类的方法可能还停留在30年前。

当企业“无边界”

 

经济观察报:如何理解近年来针对平台经济领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变化?

周春生:熟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人,都知道科斯定理中所谈到的企业边界。但我们发现,现在正在发生一个重大变化,新经济正在彻底改写企业的边界——当你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边际成本发生了变化,企业的边界也在发生变化,这个时候,企业边界将可以不受约束。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市值排名靠前、规模巨大的公司,还有在短时间内就变成巨无霸的诸多企业,大多数都是新经济企业。

传统企业要形成这样的规模,需要很多投资、多年积累、大量资源的投入。比如中石油中石化是倾全国之力发展多年成长起来的。但我们反观Facebook(Meta)、谷歌、字节跳动,他们的历史有多久,他们的规模有多大?

当然,这有利也有弊的。一方面,我们当然鼓励企业做大,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考虑:一个企业如果规模过大、掌握的资源和用户过多,可能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任何的政策和监管,本质上都应该是扬长避短,不是反对企业家做大,而是企业做大以后如何保证其行为规范。

因此,我认为反垄断更重要的就是反不正当行为、反不正当竞争、反滥用市场地位,而不是反对企业做强做大。

因此,监管要做的是要对企业行为划出边界,而不是对企业规模划出边界。

骆驼祥子与福特汽车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数字技术对于传统行业的颠覆?

周春生: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平台经济的交易效率高了很多,交易成本低了很多,而且它大大提升了商品的流通范围和覆盖面。

要想抵抗技术进步所带来经济方式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就像福特汽车的生产,最终使得骆驼祥子生意难以为继;数字技术对我们当下的改变就是类似的颠覆。这是历史潮流和规律,我们不能逆流而动。

对传统行业来说,企业必须要考虑新的科技、新的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变革,对企业的影响。

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其中涉及很多问题,比如企业家能不能重新定位和调整企业战略,对所在的产业发展趋势有没有正确的判断。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也对企业家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也是我们依然希望企业家们能来长江商学院就读的原因,越是成功的企业家,越是需要不断学习,因为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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