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1日适逢长江商学院创办20周年。回望20年前，中国刚刚加入WTO，中国经济即将全面融入全球化之际，长江商学院应运而生。
长江商学院创办的初心是，通过比较好的机制与体制将一批全球顶尖的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教授学者全职聘请回中国，一方面把全球先进的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理念及最佳实践带回中国，服务中国企业；另一方面，扎根中国，更好地研究中国企业管理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应对之策，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同时，也希望一步步地形成一系列源自本土，对中国乃至全球管理实践具有深刻影响的原创思想，开启管理思想及理念的东西方双向交流；再一方面，为国家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责任和社会担当，并拥抱及驱动创新的新一代商业领袖，由此将长江商学院打造成为一所源自中国的世界级商学院。
在这样的初心指引下，20年来，长江商学院在商学管理教育领域做了一系列引领式创新。其中，社会责任领域的探索是长江商学院创新的一个核心部分。本文将聚焦回顾长江在商学院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从1.0到4.0的创新与实践，回顾每一阶段触动笔者思考并将社会责任融入长江商学院课程体系的初心与考量，与诸君分享，以期更好地面向未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持续贡献绵力。
长江商学院是全球第一家启动系统人文教育的商学院。早在2005年，学院便把历史、宗教和哲学等人文课程系统引入商学教育，奠定企业家公益与慈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创新的基石，开启了学院在社会责任领域1.0阶段的探索。为什么那么早便开始重视企业家人文底蕴的培养？当时触动笔者的源于以下几点初心及考量：
1. 善由心生，人文精神是责任担当的基石。
诚如笔者在长江商学院2005年毕业典礼所讲：“人文精神是人心灵中的一个天平，是一种积淀。中国加入WTO真正的钥匙，是我们对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这样才能赢得世界发自内心的接受、信任与尊重。”
企业家不应是只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工具，也不应是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经济动物”，而应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精神富翁”。人文精神可以帮助企业家超越富足的生活（Rich Life），迈向丰盈的人生（Enriched Life）。善由心生。人文精神也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的同理心、恻隐之心、悲悯之心与感恩之心。唯有内生的向善与自觉的担当，才能铸就真正具有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商业领袖。同时，企业高层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也可以助力企业向善以及弘扬企业社会责任担当。
2. 修炼全球思维及价值对接能力，可以帮助中国企业以全球应对全球，有效地进行全球资源整合。
中国企业的短板之一是全球思维及价值对接能力不足。过去40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及发展，越来越多的世界顶级企业在全球资源整合上有了长足的提升，这种“以全球应对全球”能力的修炼已经成为制胜未来的一个关键。
笔者所谓的“以全球应对全球”，是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其必备条件之一是全球对接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对接、管理对接非常重要，但思维及价值对接可能是关键。而实现思维及价值对接的基础是人文底蕴。
人文底蕴、全球思维及价值对接能力是为中国打造更多具有全球担当的世界级企业家，培育一批可以执掌世界500强等世界一流企业的商界领袖的一个必要条件。要领导好一个全球多元化团队，企业领导人的人文底蕴是一种内功，缺乏这种内功就可能是“花拳绣腿”。
3. 历史观及长线观可以助力应对“人类集体短视”。
环境恶化与气候变暖等攸关人类长远发展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折射出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笔者将之命名为“人类集体短视”。
“人类集体短视”首先表现在国家治理上。以西方民主政治为例，民选领导人的每个任期大多是四到五年，多数国家任期不超两届；在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上，关注年度甚至季度财务回报是现代商业组织的一大特征，五年或十年规划或已属企业的“长线”考量。可见，从政治到经济，从东方到西方，现有激励体系中，相对聚焦当下及短期的成效和短期利益，对于人类生存环境保护以及社会进步等重大问题缺乏长线激励。这可能是造成我们在商业决策和政治决策方面，相对比较短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能是导致可持续发展挑战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人类集体短视须系统性应对，挑战巨大。笔者考虑将历史等人文课程引入商学管理课程之中，是认为这至少有助于弘扬商业决策的历史观，这种远超十年乃至跨度更久的长线观，有助于企业决策者为企业的利益相关体、环境、社会带来更为长线的思维与考量。
4.西方主导的“赢者通吃”思维不具备可持续性。
近几十年间，全球经济、教育、社会等领域均普遍呈现强者恒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通俗地讲，即“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这种“赢者通吃”的思维，源起于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易催生恶性竞争，不是包容性增长之道，“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赢者经济”和“赢者政治”令社会公平受到挑战。伴随财富越来越集中，收入与财富不均和阶层固化日益加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010年，长江商学院成为全球第一家将公益及慈善课程系统引入商学教育的商学院。我们期望通过培育企业领军人物以及职业经理人的自觉公益捐赠意识，倡导“无公益，不长江”，不断拓展传统商学管理教育的边界，由此开启了学院社会责任2.0阶段的探索。回顾当时的心路历程，源于以下几点观察与思考：
1.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基尼系数之高，对笔者触动非常之大。
毋庸置疑，自1979年以来，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在全世界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和财富增长，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也可能是造成当今世界收入与财富不均及社会流动性下降的主要推手。根据笔者当时的观察，各国基尼系数表明，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均普遍存在，且日趋加剧。
从全球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升至0.491，达到我国自2003年官方公布基尼系数以来的最高值，在当时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巴西。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已成为全球收入不均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超过0.4的经济体会面临收入差距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
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当时并非中国等新兴国家特例，在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
以与我国并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美国为例，2006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70，创下其人口普查局1967年开始统计家庭收入以来最高。
2010年，美联社援引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结果报道称，当时美国总收入中，49.4％流入20％的最富裕阶层，14.5％的贫困人口只得到3.4％，贫富收入差距之大，创下美国历史纪录。
2. 解决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商学院能贡献什么解决方案？
分析中美两国财富不均问题的成因，可能缘于对二次分配的投入不足。过去30年是市场经济的天下，未来30年或将是再次分配扮演更积极重要角色的福利社会的天下。但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福利社会的发展和出现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考虑到企业本来就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政府主导的调整需要更多时间的话，企业和商学院的调整，步伐可能需要相对快一点，或可为解决收入及财富不均衡问题做出商学教育应有的贡献。
2010年开始，长江商学院因此引入一系列公益与慈善课程：2010年，首创设立48小时公益学时制度，要求所有EMBA学员必须修满48学时的公益课程方可准予毕业；2014年，再度首创性地将公益慈善课列为EMBA的开学第一课；2017年，将“公益学时制度”和“公益第一课”引入MBA项目。至此，公益学时制度基本推广到学院所有学位项目，所有EMBA、MBA新生入学的第一堂课便是“公益慈善课程”。同时，学院首创公益奖学金（2002年）、长江公益基金（2009年）、长江公益奖（2014年）等。学院希望借此引导企业家以更为宽阔的视野重视财富的整个循环：从为何经商、如何经商，到如何使用财富，提倡企业家创造财富要取之有道，在财富使用与处置上要更富有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
这一系列创新在当时可谓开历史之先河。当时全球传统管理教育的教育理念、方法和课程设计过于关注如何挣钱的“优术”，对于为什么挣钱、企业的价值取向及社会功能、财富如何使用等相关“明道”问题重视不足，长江商学院率先将人文、公益慈善等课程系统引入管理教育，也是希望借此推动世界管理教育由“术”而“道”的变革。这对于提升现有一代及未来新生代企业家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促进自觉慈善捐赠，发挥第三次分配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今，“无公益，不长江”已成为长江商学院文化的重要DNA，成为长江人学习和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系列探索也拓宽了全球商学管理教育的边界，在引领全球企业和财富社会功能的变革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016年，长江商学院开始将社会创新课程系统引入管理教育，成为全球第一家将“社会创新课程”列为EMBA学位项目选修课的商学院；2018年起，将“社会创新课程”列为EMBA项目必修课；2022年起，“社会创新”成为长江商学院所有学位项目的必修课和第一课。这是长江商学院重视商学教育的社会功能、引领世界管理教育创新的又一项引领式创新，也由此开启了学院社会责任3.0的探索与实践。做出这一举措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和初心：
1. 过去70年的全球经验表明，单一力量和单打独斗不能有效地解决全球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我们聚焦解决的问题在过去40年反而进一步恶化、愈演愈烈。
回顾过去近70年，为解决全球收入与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各国政府、企业、社团组织及国际组织确实做出了不懈努力与探索，也产生了诸多理论和实践。
例如，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文（H.R.Bowen）首先提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概念。其后，随着大型跨国公司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及全球频发的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等运动，CSR逐渐成为国际组织、公共舆论和大型跨国集团在实践中的共识。
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UNEP FI）又首次明确提出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大要素，并认为其是影响股东长期利益的重要因素，ESG成为系统化考察投资标的非财务因素的标志。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写给50余家头部金融机构CEO的邀请信中，明确提出了开展ESG投资的建议。
2015年，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通过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旨在于全球范围内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综上回顾，在过去近70年中，为了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国际组织，都进行了持续不断地探索和努力。尽管如此，大量的相关数据和研究仍显示，全球收入与财富不均、社会阶层固化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例如在收入不均方面，202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19》显示，1980年美国顶部10％人群的平均税前收入是底部40％人群的11倍，2017年则达到27倍；而在欧洲，这一比例数字从10上升到了12。
财富集中现象也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为显著。2020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演讲中表示，世界上最富有的26个人拥有全球人口的一半财富，1980年-2016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占据了全球累计总收入增长的27％。
根据笔者的观察总结，过往解决全球三大难题的实践往往以政府、企业或国际组织中的某一方为主体，各方单打独斗，彼此之间可能缺乏有效的合作与协同，难以形成“组合拳”，也很难彻底解决三大挑战。因此，我们或许需要新的思维、方法和探讨。
2. 社会创新的新思路：通过跨界协作整合社会资源，可能是重大社会问题的一个解决之道。
本着这样的初心，笔者提出了社会创新的概念，即通过加强政府、企业、社团组织、公民社会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系统地应对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的问题与挑战。社会创新的核心是通过跨界协作来整合社会资源，以寻求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时，也开启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创新的理论研究、课程创新与实践探索。
其中一个代表案例是“吉安”项目。2017年，长江商学院配合江西省吉安市政府，启动“领航井冈”企业家高级研修班项目。
学院对当地企业领军人物进行系统培训，长江校友也参与为他们提供辅导支持并配置多项优质资源，通过帮扶老区企业成长助力当地经济振兴。
“领航井冈”项目迄今已连续开展5年，累计150余位吉安本土企业家受益。截至2021年，已有2家“领航井冈”的学员企业发展成为上市公司，并反哺革命老区，对带动老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
“吉安”项目摸索出一条“中央政策+地方政府+当地企业+长江商学院+长江商学院校友生态体系”等多方协作，联手助力老区发展的新路径，较好地诠释了学院所倡导的跨界整合资源、寻求重大社会问题解决之道的“社会创新”新思路。2020年，国家扶贫攻坚决胜收官之年，长江商学院因此获颁由国务院扶贫办、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和《中国扶贫》杂志颁发的“中国优秀扶贫案例”奖。
面向未来，我们希望将社会创新的“吉安模式”复制到我国其他欠发达地区、老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共同富裕做出贡献；同时，我们希望能将这一模式逐步复制到非洲、东盟、中亚、海湾及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为解决社会问题与经济发展贡献中国解决方案和中国智慧。
近几年全球大变局引发了一系列变革与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多年来中国也一直在国际外交、环境保护、抗击新冠等全球多个重要领域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方式中有哪些元素可以被全球借鉴乃至复制，也一直是笔者思考与研究的重点之一。为全球重大问题挖掘和贡献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为东西方管理理念交流做出应有贡献，是笔者眼中长江商学院在新形势下发挥社会责任的使命之一，也是学院社会责任迈入4.0探索的初心与愿景。
1.“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作为中国发展方式中的特色元素之一，具有一定的全球可复制性和可借鉴性，可以为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方案。
经过多年观察，笔者总结发现，在中国的发展方式中，“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是一个值得深度挖掘与传播的中国元素。“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大型企业和新富豪不断出现及不断迭代的现象。
过去20多年，中国和美国在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中国的表现更是独领风骚，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增大企业与迭代速度方面，中国独冠全球。在1995年《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只有中国银行、中国中化和中粮集团3家中国内地公司上榜。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有11家内地公司上榜。2008年以来，入围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数量先后超过了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2020年，中国内地及香港公司实现历史性跨越，上榜数量达到124家，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2021年，该上榜数（135家）继续领先于美国（122家）。
其次，在新富豪的产生及迭代方面，中国也位居榜首。2001年《福布斯》在全球范围追踪十亿美元富豪，荣毅仁家族以13亿美元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入榜者，美国则有269位富豪上榜。至2021年，中国（包括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和美国分别有745位和724位富豪上榜。20年间，中国大陆和美国新增富豪数量分别占全球新增富豪数量的28%和21%。
再次，在独角兽企业数量上，中国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独角兽公司的数量可以作为观察未来“经济上新生代迭代力量”的一个指标。根据CB Insights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独角兽》榜单，2015年-2020年间，美国和中国分别诞生了约230家和130家独角兽公司，加起来约占全球总数的70%。
相比之下，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虽然在创新方面世界一流，但是过去20年间，经济上迭代力量的产生与中国无法相提并论。近年来法国及智利的社会动乱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也面临阶层固化的重大挑战。
由此可见，未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上升通道，是解决阶层固化、实现社会和谐的一个必要条件。
“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作为中国发展方式中的特色元素之一，具有一定的全球可复制性和可借鉴性。探寻中国发展方式中的全球性元素，让中国的成功之道惠及世界，不仅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对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设也有一定积极意义。
2. 更重视社会创新，更具长线思维，更具全球视野，打造一个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力量”的全球生态体系。
在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方面，长江商学院的聚焦点之一是培养一批又一批独角兽以及即将成为独角兽的公司，学院已累积一定的经验。2015年起，启动长江创创社区，通过与腾讯、百度、京东、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战略合作，打造了一个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培育独角兽企业的生态体系。
根据CB Insights 2017年至2021年末发布的过去五年全球独角兽榜单，中国累计产生独角兽企业217家，其中长江校友担任创始人、联合创始人或一把手的独角兽企业39家（占中国上榜独角兽企业的18%）。相比于全球顶尖院校产生的独角兽企业数量（斯坦福30家，MIT15家，哈佛12家），长江商学院培育出的独角兽数量在全球院校中处于引领地位。
除了国内的探索，长江商学院也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搭建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尤其是新生代独角兽企业）的生态体系。在笔者看来，所谓新生代独角兽企业应具备三大特征：即更加重视社会责任和社会创新，更具长线思维以及更具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感。
例如，2020年起，长江商学院和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合作推出三期“Igniting Innovation for Impact”项目，将经验逐步推广到欧洲、中东。
2021年12月3日，长江商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UNESCO巴黎总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达成合作，一方面将于2022年12月开始联手为非洲培育一批“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培育出更多非洲未来的独角兽公司；另一方面，双方将共享资源，助力非洲培育更多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跨学科人才。
2022年3月，长江商学院与迪拜政府签署合作协议，由迪拜政府主导、长江商学院作为学术支持伙伴，共同在迪拜举办全球独角兽论坛并建立全球独角兽培训中心，为中东和中亚、北非地区培养新一代的独角兽公司。
不久的将来，长江商学院希望将“经济上新生代迭代力量”的项目与平台，再一步步拓展至日本、韩国、东盟及拉美，建立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力量”的一个全球生态体系。
面向未来，长江商学院将一手重视培养“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一手重视社会创新，为全球培养更为重视社会责任的新一代企业家，为应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及可持续发展等世界性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文章来源：《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