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策目标有本质区别，但在资本主义漫长的发展史中，不少西方国家也有过试图缩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探索，期间产生了很多经验教训。总体看，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领域是教训多于经验的，从当前美欧多国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的结果可见一斑。深刻研究和反思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对于更好推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纵观全球，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典型代表就是美国。二战后、尤其是1980年以来，美国总体上较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更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其价值观倾向于认为：1、贫富差距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政府对此不应过多干预；2、人为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只会鼓励懒惰、惩罚勤奋，不利于社会进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还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指出一国在工业化早期，随着资源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收入分配状况将趋于恶化；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各部门同质性上升，收入分配将自动改善，最后不需人为干预，就能实现较为公平的分配。
但从美国自身的情况看，这一理想情景并没有实现。1900年至今的100多年来，美国每次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不是因为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如大萧条），就是因为政策的重大变动（如加税、扩大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各部门间平静自然的流动并没有多大关系。而在社会平稳、政策亦不做干预的时间区间，例如1920年代和1980年代至今，美国不平等程度都是持续上升的，没有一丝“自动”缓解的迹象（图1）。如果说美国早已完成工业化，库兹涅茨曲线并不适合用于分析它，那么投眼全球，无论是拉美、东欧还是日本、韩国（图2），在跨越工业化进程中都未见到收入分配“自动”改善的案例，各国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而与“共同富裕”目标最为接近的北欧诸国，无一不是在税收、福利、教育等各项政策方面进行了大力度的收入调节。
图1 ：美国不平等状况（1913-2021）
图2：日本不平等状况（1947-2021）
资料来源：全球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经济学传统上认为累进的税制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即对越富的人群征收越高的所得税、资本收入税和遗产税。大萧条后，西方各国税收政策总体也是朝着增加累进性的方向迈进。但1980年以来，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开始盛行，主张政策对富人减税，刺激富人的消费和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最终惠及穷人，如水之向下“涓滴”（图3）。里根和特朗普时期都实行过类似政策，即对富人减税的幅度超过中低收入人群。但是，富人受惠不假，而 “涓滴”的效果却很难看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平等显著扩大。里根减税前的1946-1980年间，美国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速一直超过最富有5%的人群。而里根减税后的1980-2018年间，美国富人收入增速却远远超过穷人，其中最富1%人群的年收入增速达到最穷10%人群的10倍（图4），贫富分化越来越尖锐。2018年落地的特朗普减税也是类似，七十年来首次将最富1%人群的平均税率压得比穷人和中产阶级还要更低（图5），美国税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累退。然而这并没有带来传说中的投资和就业加速增长（图6），带来的只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反过来，提高最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也不像涓滴支持者所说的那样拖累经济增长。1933年，罗斯福将胡佛时期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由25%提高至63%，完全没有阻碍“罗斯福新政”获得巨大成功。
跨国比较也不支持涓滴效应。如果我们审视所有发达国家就会发现，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从1980 年至今下降的越多，同期收入最高1% 人群占国民收入份额增加的越多，即不平等程度扩大最多。相反，未过多削减最高税率的国家，顶层收入者国民收入份额的增长要温和得多。而且，最高边际所有税的下降并未显著刺激生产率增长。1980 年以来发达国家之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大体一致，给富人减税较多的英国美国并未比减税较少的德国、法国、日本、丹麦或瑞典增长更快。
图4：美国各阶层收入增速
资料来源：Saez and Zucman (2019)
上图中，横轴为收入阶层，纵轴为收入增速，蓝色代表1946年-1980年各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红色代表1980年-2018年各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
图5：美国各收入阶层平均税率
资料来源：Saez and Zucman (2019)
上图中，横轴为收入阶层，纵轴为收入增速，不同的曲线代表不同年代各收入阶层的税率。例如，黑色圆点的线代表2018年各收入阶层的税率。
图6：2018年税改后，美国企业投资（蓝）与就业（红）年比增速不升反降
那么，是不是对工人及中低阶层的保护越多，社会就越公平呢？绝非这么简单。1960年代后期，欧洲工人运动活跃，法国、意大利相继发生大规模罢工甚至暴动，政治风潮相应左转，政策开始打压资本，而对劳工的保护加强。以法国为例，1968年戴高乐政府签署了格勒纳勒协议，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了20%。1968~1983年，法国政府每年都大幅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经通胀调整的最低工资上升了130% ，而同期法国居民人均工资仅增长了50%。起初，工人工资增速有了可观的提 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上升，资本收入占比下降。但一段时间后，法国失业率开始明显上升，工人状况持续恶化，甚至比政策左转还要糟糕（图7）。同时期跨国来看，OECD国家数据显示，劳工保护越充分的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反而越严重。也就是说，激进的劳动保护政策不仅损伤效率和经济增长，甚至连缩小贫富差距这一目标本身都实现不了。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是，资本是动态变化的。在政策打压资本的背景下，一是新增投资会大幅下降；二是存量资本可以部分外流至对它更友好的国家，或者投入研发用于替代人工的新技术，二者都会带来就业和劳动收入的显著下滑。因此，资本和劳动是动态平衡的过程，任一方过于强势都会引发另一方更激烈的反弹和报复。
图7：法国失业率（%）
我国的共同富裕政策同样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经济政策制定必须尊重经济运行规律，忽略规律而简单追求单一目标，可能需要付出沉重代价，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训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启示一告诉我们，公平分配并不会自动实现。尤其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资本和财富存量较少，社会中的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几乎等价。且家庭子女较多，财富继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先富和后富人群的差距已经不容忽视，财富不平等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加上当前家庭子女较少，财富传承容易造成阶层固化。因此，政策一方面应坚持培育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人们创新创业、提高收入、积累财富，另一方面也应通过设计科学的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来避免财富不平等的固化，并将这些税收用于夯实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教育体系建设更是重中之重，要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来刺激供给、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以保障新形势下的机会的平等，让优秀的寒门学子能够脱颖而出。启示二在我国并不存在大的问题，我国税制的累进性已经很强，唯一需注意的是执行层面，如何保证对富人的税能够收得到。西方国家的富人往往利用各种税收漏洞少交税，导致其实际（effective）税率特别低，我国也需要防范类似问题。启示三是我国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所有经济主体都会根据制度和规则做出趋利避害的行为调整，因此政策设计不可刻舟求剑。资本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资本的投入。但资本没有祖国，哪里能获利，资本就去哪里。因此，在处理资本和劳动两者的关系时，需要慎之又慎。对资本的税率如何设定，劳工利益怎样保护，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可能也需要不同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