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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劲——认识共同富裕的底层逻辑,要先认识贫富分化的七大因素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通过教育升级、产业升级,挤入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最高端。目前看来,这条路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贫富分化是个全球性的大问题。

欧美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程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上升,已经接近100年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根据Wind提供的数据,如果按收入高低对人群进行分组,1919年美国收入最高10%人群的收入在全部人口收入中的占比约46%,1980年下降至34%,2019年又回到百年前的水平(45.5%);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扩大,最高10%人群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28%大幅提升至42%,较低50%人群收入占比则从25%下降至 14%。其他主要经济体,如欧盟、日韩也经历了非常类似的变化。

贫富分化加剧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何区别,贫富分化的加剧必然引发低收入阶层的不满、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治理上的困难。在中国,减小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的初衷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共同富裕将是全球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在中国尤其如此。

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

除了政治因素,共同富裕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核心要求。中国现在人均GDP约1万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距离高收入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大概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因此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实质是要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跨入中等收入后,大概率经济增速会大幅放缓,从而长时间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回顾世界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沙特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致富的秘诀是石油储备。这类经验没有代表性、无法复制。第二类是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国家,致富秘诀在于加入了欧盟,当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在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时,落后地区很快就能致富,这与城镇化是一个道理。然而,在目前逆全球化趋势以及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这类经验也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第三类就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通过教育升级、产业升级,挤入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最高端。目前看来,第三条路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那么,如何提升国家的科技和教育能力呢?

对这两项的直接投入肯定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也需要在体制和制度上做深度的改革和优化。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低收入家庭为生活所困,根本无法负担对人力资本高昂的投入,他们的低投入就会使社会失去了大量获得高级人才的潜能。同时,社会中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也使产业对低廉劳动力产生过分依赖,企业就没有动力腾笼换鸟,做到产业升级。所以,共同富裕是进入中等收入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一个必要条件。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需求侧来看,大国和小国的发展模式是非常不同的。小国受限于有限的国内市场,要想获得发展,必须依赖全球市场;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国际市场只能是补充,需求的主要来源一定是国内市场。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同样一块钱的收入,高收入人群用来储蓄和投资的部分会多一些,而低收入人群大部分都会用来消费。因此,为了提高消费需求,发展国内市场,收入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这也要求共同富裕。

贫富分化的七个驱动因素

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像医生看病一样,先弄清楚病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我们发现,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相当复杂,在全球范围内,有共性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总体上来看,有七个因素:科技进步、全球化、老龄化、资产泡沫、劳动者权益保障、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其中,前五种因素是全球性的,后两种在中国尤为突出。每种因素的应对方法各有不同,无法用“一刀切”地来简单应对。

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同时会淘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低端劳动者,从而加重贫富分化。无论在哪个国家,高学历群体的平均收入总是高于低学历的群体,科技是重要驱动因素。

美国普查局提供了2020年度不同学历群体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平均年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上,博士学位可以达到20万美元,而高中以下学历的平均收入只有4.4万美元。如果计算过去20年美国不同行业人均劳动报酬的平均增速,增长最快的是通信、电子产品、金融这些高学历、高技术行业,年均增速在4%以上,排在末尾的是建筑、住宿餐饮、食品饮料这些行业,年均增速不到3%。

2021年,中国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平均月薪约8700元,高中及以下学历者起薪是平均每月约4000元;如果在高科技行业工作,所有学历平均月薪约7600元,在快消或服务行业平均月薪约5800元(数据来自锐仕方达提供的《全国毕业生起薪点薪酬报告》)。随着科技的进步,由于高端人才的收入不断增加,中低端人群的收入基本停滞,自然会加大贫富分化。

贫富差距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化。在过去40年,中国可能是这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变成了所谓“世界工厂”。但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是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失去了工作。

OECD研究了1995年-2015年间欧美日就业情况的变化,发现全球化导致这些国家高端人才的就业机会大幅上升,但中端人才的就业机会大幅下降,其中一部分中端人口转化为低技能人群。这种变化是典型的两头上升,中间下降,自然而然地加重了贫富分化。西方反全球化的思潮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这种社会结构剧烈变化不无直接关系。

产生贫富差距的第三个原因是老龄化。战后至今,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46岁随提高至73岁,欧美日发达国家达到了80岁。然而,很多国家的退休年龄不但没有提高,还发生了下降。根据OECD提供的46个国家平均有效退休年龄,1970年时男性平均68岁退休,女性66岁退休,此后这个年龄一直下降,到2000年后反弹,目前男性平均66岁退休,女性64岁退休。人退休以后就基本没有社会生产活动,因此收入会大幅下滑。

在大部分国家,退休老人的收入一般最多能达到中低收入的平均。比如,在美国,两个年龄段收入最低,一个是15岁至24岁,2020年中位数收入约4.7万美元;另一个就是65岁以上人口,中位数只有4.6万美元;收入最高的是35岁至44岁以及45岁至54岁,中位数分别为8.6万和9万美元。全球人口老龄化是个共同的趋势,随着老人的比例在人口结构中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中高收入人群就转化成了中低收入人群,自然会拉大贫富差距。

产生贫富差距的第四个因素是资产泡沫。过去40年中,全球资产价格持续走高,1980年,美国股票市值是GDP的48%,2020年涨至1.95倍,法国从7.79%涨至1.1倍,德国从7.55%涨至59%。资产价格飙升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因为富裕人群有更多的金融和房地产投资。

这场资产盛宴源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以里根经济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崇尚小政府大市场,主张降低利率,削减税收,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税后盈利能力,抬高资产的市场价格:1980年,美国一年期国债利率还有12%,目前(2020年)只有0.1%,1980年德国一年期国债利率约9%,现在整个欧元区都是负值。1980年,美国和德国的公司所得税率分别是46%和60%,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分别为70%和56%,2020年,美国和德国的公司所得税率分别降至21%和30%,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分别降至37%和45%。

中国虽然没有零利率,但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长时间内,名义经济增速大大超过利率水平,说明利率被人为压低,可以刺激投资和资产价格的增长,但反过来会抑制劳动者收入和消费。我们用2005年至2020年GDP年均名义增速扣减同期一年期国债利率,中国的差距为9.3个百分点,美国只有1.8个百分点,欧元区1.3个百分点。中国在房地产领域、企业股权领域的造富能力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

产生贫富差距的第五个因素是劳动者权益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有巨大的差距。我们把世界劳工组织(ILO)提供的各国最低工资水平与其人均GDP相比,发现欧盟的这一比值要远远高于美国,德国是47%,法国是54%,美国只有23%。这表示在欧洲低端技能工作的收入高于美国,因而导致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没有美国那么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一个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会力量非常强大,能够在劳资谈判过程中为劳动者争取更大的福利。OECD提供了不同国家劳动者的集体谈判覆盖率(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 rate),德国这一比例是54%,法国是98%,美国只有12%。

上述五个原因在全球具有普遍性。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两个特殊原因,第一个是城乡差别。发达国家由于从事农业的人数非常少,农业和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相差没有那么大,但是中国城乡差距非常大。2020年,农村最低20%群体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只有4682元,城镇最高20%群体的人均收入接近10万元,差距巨大。改革开放初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约是农村的2.5倍,随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包产到户、发展乡镇企业,城乡间的收入水平有过短暂的下降,1984年这种差距缩小到1.7倍。然而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全面落地,城乡差距再次拉开,再2009年左右达到最高点(3倍),最近十年有所下降,目前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状态(2.6倍)。

为什么城乡差别基本恒定的情况下贫富差距会增大?当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时,因为大部分人都一样穷,整体的贫富差距就比较小。城镇化开始时,进入城镇的人员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收入倍增,农村人员的收入则不会上涨那么多,贫富差距开始拉大。2009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增速达到最高点,此时的城镇化率正好在50%左右,当一半人口在城镇,一半人口在农村,就会使城乡差距在整体贫富差距中起到最大的作用。未来,当大部分的人口都转移至城镇,那时的贫富差距又会变得比较小。

除了城乡差别外,中国第二个特殊原因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改革开放40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部、南部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东北、中部、西北、西南。造成这种现象有政策导向的原因:最早的特区,像深圳、厦门、珠海大都在东南沿海;这些特区的周边地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也都走得更快、更坚决。也有产业发展的天然禀赋原因: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抓手是搞出口,嵌入国际的产业链当中,因此沿海城市由于交通和信息上的优势自然就跑得更快些。2020年,上海以7万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第一,是排在末尾的甘肃省的3.5倍。与此相比,美国最富的是纽约州,最穷的是密西西比州,前者人均GDP是后者的两倍。

怎样减小贫富分化?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贫富分化本身是一个国家经济形势的一个表象,就像人的血压,不是说高了就不好,要一味往低走。重要的是不能走极端,太高了肯定不好,但一个完全平均的社会肯定也是一潭死水。一般来说,经济效率的提高,很可能会使提效的主推动者获益更多,从而导致贫富分化。所以从根本上讲,减少贫富分化的最高境界是提高大多数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让大多数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效率提高中获益。如果仅仅针对贫富分化而出台降低经济效率的政策,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更加贫穷,解决的只是妒忌的心理问题。

从1980年到2019年,世界上贫富差距拉大的地方是东亚、北美、欧洲,但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反之,西亚、拉美、非洲,贫富分化不仅没有上升还略有下降,但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的案例最有代表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身一定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但同时我们把8亿人从贫穷线以下拉升起来,是世界的经济奇迹。

委内瑞拉是一个重要的反例:委内瑞拉石油储量全球第一,但是每年的石油生产量只有沙特的30%。在过去20年,委内瑞拉经济不但没有增长,还有萎缩;在过去10年更是通胀率每年都在200%以上,2018年达到18000%。之所以把一手好牌打烂是因为总统查韦斯及其继任政府为了赢得选举,采取了一系列民粹主义政策:在还没掌握石油开采技术的情况下,将外资企业赶出委内瑞拉;强行国有化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不负责任地提高民众福利,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过分增大转移支付,导致国家外债高筑。

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降低贫富差距变成了一个重要抓手。我们前面的分析说明贫富分化的驱动因素非常复杂,因此针对性的解药也需要一事一议,区别对待。像技术进步、全球化这样的因素,虽然加大了贫富分化,但那是副作用,其主要功能仍然是促进经济的发展,造富全人类的好事。从全球的经验来看,针对贫富分化的三次分配政策,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对重要,第三次其实只有在美国这一个国家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作用,而在贫富差距更小的欧洲和日本,基本都保留在名义上和道义上。我们把一些国家慈善捐赠金额与GDP做个比较,美国最高,占比约1.7%,其他国家基本低于0.5%,中国目前是0.16%。

针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我们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第一,改革和取消户籍制度,打通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人为阻碍。这项改革可以进一步降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由于经济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收入差距。贫富分化在社会层面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户籍制度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制度,在今天看来即有失公平又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二,针对人口结构老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可以适量提高退休年龄,从而增加老年人的工作收入。根据目前人口的健康状况,把退休年龄提高五岁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可以胜任的。65岁是是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

第三,针对资产泡沫带来的贫富差距,首先需要加大利率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其次可以适度加大对财产性收入(金融以及房地产投资)的税收。“房住不炒”是非常正确的理念转型。如果能像新加坡一样,让新进城的农民或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能在城市里比较容易地找到立身之地,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块。

最后,我们要意识到人民的福祉的最终源泉是经济发展。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高质量的民营经济,改革国有企业,让其获得与民营企业相类似的经济效率,都可以做大蛋糕,从而让分蛋糕有更多的材料。

文章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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