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目前的公益环境下，如何在追求创新与符合社会发展的现状之间保持较好的平衡？
李亚鹏：嫣然有八个字，就是“思想创新，行为稳健”，之前是“行为保守”。现在我改了，我说保守的时候其实是更想强调这个，依然可以用“思想创新、行为保守”，这是我给嫣然发展定的一个准则。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的时空，我们不在乎今年一年两年，或者一个短期，我说了，内心定位，你对你的企业，或者对这个事情的定位是不同的。我是要做几十年的，当我思想是想那儿的时候，也可能会影响我今天的一些策略，它会略有不同。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依靠国家这样一个系统，其实给我们做医疗的来讲还是能带来很多的便利的，比如说我们在寻找病患儿童，我们每次“天使之旅”到各地，当地的红会系统会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如果我们脱离这个系统，当然你会拥有一个更大的自主权，但实际上我认为，更大的自主权也就意味着更大的管理的漏洞，或者问题的发生，都是可能的。因为你必须有更大自我监管的能力，我认为这当中也是有它的风险的。其实没有一个自主权，当然有它的很多的弊端，我们也身受其煎熬，比如说效率的问题，等等。但是我想，应该通过去沟通，很简单，因为从法律上并没有太多你不可逾越的，如果你跟你的主管方不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你怎么能那么自信能管好自己的队伍呢？这是作为企业基本的道理嘛。而且一旦脱离了这个监管，你又该去建立一个怎样的自我监管，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呢？今天是没出事，如果出一次事情呢？是致命的，是非常可怕的。
李诗：可能还有一点，思想创新、行为保守，保守不是一个贬义的，保守更来源于责任，就是因为你是公众成就的，你是拿着捐赠人的钱，在替他，或者和他一起实施社会责任。
我们所谓的保守更来自于在你明确工作目标的同时，去适合社会现状，你不能不了解现实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机构可能复制到美国团队的话，一年之内的业绩会比中国的募捐额度更高。但是毕竟你是立足于本土的这样一个机构，你需要不断地学习其它的经验。其实中国本身阶层就很复杂，地域也很复杂，社会矛盾又很冲突，这时保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机构，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面，其实是很适合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理念认同和合作价值观是否统一，还有愿不愿意去合作的一种态度。很多东西政府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你是不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面去创业。
李亚鹏：其实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也派了医疗队，而且汶川地震北京市接回来的第一批伤员，是我们嫣然天使基金接回来的。接回来三个女孩，都是做了截肢手术的，后来一个是我助养的。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其实汶川地震的时候，嫣然是最早开始去救灾的，当然我们从医疗方面了。但是到了雅安地震的时候，我们不做了。我们当然知道去做可以获得更多眼球的关注，我们当然也知道去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善款的募集，但是我们经过这样一个，从汶川到现在，五年了，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成熟，我们觉得不能够做到最有效的事情，我们是不去做。当然我们做了一些，比如说用我们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联合了成都儿童医院，因为当地有很多资源，我们组个队伍去。
我举例说，比如说我们去上次救那三个孩子，我们把那三个孩子运回北京飞机怎么运，我们找了国航把座椅拆掉，当然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资源，可是真的那么有这个必要吗？从一个效率的自我评估上而言，当然公众不会在乎这个，公众这个时候看嫣然真棒，可是我说作为一个机构，我们自己是自省的。我们觉得如果消耗这么大的资源去救了三个孩子，我干吗不让他在成都，成都没有医院吗？成都医疗解决不了这个吗？尤其是五年以后，国家对这种自然灾害的反应速度。你看跟汶川比真的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这种民间的机构一拥而上真的是添乱去了。当时在汶川期间结束之后，过了一两年，我们也在自我反思跟反省，说嫣然真的要做那么多事情吗？比如我们有相关的企业，我们做物资方面的，医疗我们是跟成都儿童医院合作，我们也去了医生，我们发现病床等是够的。那么在这些赈灾中，比如说怀孕的女性、母亲还是小孩，医疗费用我们来拨付，这个是可以的。
我们用更有效率的一种方式，在物资救灾上，我们因为有一些企业儿童类的食品，还有一些奶粉，我们也是去联络了成都当地的一个公益组织，我们通过他们去散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慈善，关注公益，当它慢慢越来越专业化的时候，当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化的评估机构，你看今天我们商业有那么多排行榜，各种富豪排行榜、企业排行榜、GDP产值排行榜、行业排行榜，当大家这个行业越来越专业性的时候。如果一个专业的评估出炉了，说嫣然天使基金去救灾，实际上它的效果是不够的，我觉得那样对基金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自然灾害我们做适度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介入，不去做过多的。
因为实际上民间机构，尤其是你脱离了政府以后，包括壹基金，当他们脱离了监管以后，他们更需要建立自我的监管和评估，对项目的评估，是不是能够达到那么好的社会效果。我说了公益的发展跟成熟慢慢地要从一个美好的心愿，慢慢要过渡到真正变成这是一个行业，应该是对行业的建立和标准的确定。我们既然生活在了一个给我们很大发展空间的时代，其实我们都是有责任的。如果你是做长期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个定位是各个基金会，不光是我们，也不光是壹基金，也不是别的，我觉得每个基金会都要去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