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由长江商学院李伟教授、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谷重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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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月24日以来，俄乌冲突已持续了数周之久。一开始人们普遍预期这将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但双方却陷入了僵局之中。虽然西方诸国并未实际参战，但它们发起了对俄罗斯规模庞大的经济制裁行动，包括但不限于严格的金融制裁，俄罗斯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现在国内外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将是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受益者，其理由在于俄乌冲突凸显了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矛盾，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亚洲引向了欧洲，这将减小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换句话说，中国将成为这场地缘政治冲突的赢家。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该主张经常举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为例。在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后，本来准备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局面，从此往后的20年间，美国致力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压力。中国也赢得了20年的黄金发展机会，在经济建设上大步前进。现在，就当美国重点部署“重返亚洲”的地缘政治战略，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之际，俄乌冲突又爆发了，这将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其全球战略，分配更多的力量到欧洲去。
应该说，以上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在短期来看，它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其又是非常片面的。晚清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曾说过一句话：“做生意顶要紧的是眼光，你的眼光看得到一省，就能做一省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生意；看得到外国，就能做外国生意。”做生意如此，战略上也是如此，你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观点和行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增长，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多，但有一点非常关键，即中国很好的融入了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并获取了巨大的收益。从这点出发，中国应该尽其所能的维护全球化的发展。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以下简称米什金）提供的资料，1870年至1914年是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当时，国际贸易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从1870年占全球GDP的10%增长到1914年占全球GDP的20%；国际资本流动以年均4.8%的速度增长，从1870年占全球GDP的7%增长到1914年占全球GDP的20%。凯恩斯在其1919年出版的著名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深刻的描述了这一时代：
“这一结束于1914年8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意的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他可以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在全球的任一角落积累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开设工厂，并且享受所带来的收获；他可以利用任何大城市民众的诚信来增加其财富的安全性。”
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伴随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从1870年到1914年，全球人均GDP年增速高达1.3%，而从1820年到1870年，这一数字仅为0.53%。
关于全球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其是否加快了穷国的发展，这方面日本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从17世纪开始，日本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1853年佩里率领黑船舰队来到日本，强迫日本同美国进行贸易，日本只好打开了国门。这最终导致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使得日本经济全面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1870年，日本还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人均收入不足英国的25%，从1870年到1913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增速为1.5%，而英国仅为1.0%，两者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相反的例子当时也存在，就是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虽然逐步打开了国门，但改革的步伐一直很慢，因此中国并未像日本那样全面的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结果这导致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例如187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英国的24%，但到了1914年，这一指标已跌至13%。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在现代经济中，已经不存在单独发展这一概念。现代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拥抱全球化的进程才能获得最大的发展成果，而孤立于全球经济体系只能导致一国经济的积贫积弱。现在俄罗斯就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因为不只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对其进行经济制裁，西方国家的大企业也开始行动起来，例如Visa和MasterCard就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这导致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在“最后一公里”上发生了堵塞的问题。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全球化也是如此。
伴随着第一次全球化所带来的的经济繁荣，许多国家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而这最终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爆发使得许多国家刀兵相见，正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自然大受影响，第一次全球化的高潮随即终结。非常不幸的是，战后的岁月也可以说是动荡不安，从1914年到1929年，国际贸易的平均水平从占全球GDP的22%跌至了16%，资本流动从占全球GDP的20%降至了8%。
然而，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很快蔓延到其他国家，世界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当时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人均收入到1933年下降了30%，到1939年才恢复到比1929年略高的水平。各国为了自保纷纷开始实行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例如美国推出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大幅增加了对进口商品的关税；英国退出了金本位，英镑随即大幅贬值，英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有所上升。另外，英国还对进口商品加征了附加税。由于有的国家退出了金本位，并让本币贬值，那些依然坚持金本位的国家就觉得自己“吃亏了”，于是也跟着退出了金本位，让货币贬值，并加征进口税。大家都让货币贬值的结果就是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一时之间混乱不堪，事后有人将其描述为一场“货币战争”。各国都加征关税的结果就是世界贸易量的大幅下滑，最后大家是满盘皆输。
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是长达数年的经济下滑，在历史上这被称为大萧条，而在德国和意大利，局面要严重得多。因为经济凋敝，社会矛盾激化，民选政府无法控制局面，德意两国均由法西斯政府上台执政。这些政府一上台就提出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主张，积极扩军备战，并在仅仅几年之后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生过的规模最大的战争，其所造成的损失也是最大的，从1939年到1945年，至少有5000万人失去了生命，其中半数以上是平民。
米什金认为第一次全球化高潮的终结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告诉了我们两个教训，一是全球化并非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二是反全球化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这里先插一句，除了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外，维持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当下的乌克兰既不是北约的成员国，也不是俄罗斯的附庸，而是一个中立的国家。乌克兰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国，中国对其有着越来越多的投资，维持一个和平的乌克兰对保障这些投资的安全有很大的意义。而且乌克兰是前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拥有强大的工业和技术实力，一个中立的乌克兰更有可能在军事等敏感技术方面与中国合作。反过来说，虽然俄罗斯现在表面上与中国走得很近，但由于远东地区的问题，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戒心，而这种戒心在可预期的未来也不会消失。
再回到全球化的问题上。二战后，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以“双挂钩”为主要特征，美元与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三个机构。与之伴随而来的新一轮全球化的展开。
在这个体系中，首先是日本发展起来了，其次是东亚四小龙，最后是中国。在1978年之前，冷战的氛围很浓，中国最高层认为革命和战争是时代的主题，因此将主要精力用于备战备荒，经济发展放到了相对次要的地位。到1978年的时候，随着邓小平成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的观点，开始认为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题，由此将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非常幸运的是，当时的领导人并没有闭门造车，而是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选择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自此，大量外资开始流入中国，它们不但带来了资金，更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这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也通过外贸加入了国际生产链，并不断提高自己产品的附加值。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大踏步前进，这从以下几个指标中可以明显看出：
图表 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表 2
单位：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表 3
* 本图表中的贫困率指的是以2011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的生活费不足5.5美元的人口总数在总人口数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从图表 1可以明显看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体。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外贸额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近些年中国外贸额占GDP的比例有所回落，但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仍是处于高位之中。图表 2表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迅速，与全球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快速收敛，现在几乎已是相差无几了。图表 3是关于贫困率的数据，中国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6年，中国的这个指标是快速下降的。由于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因此这意味着有数亿人脱离了贫困。在历史上，这即使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全球贫困率的降幅有限，其中很大一部分的下降还是由于中国贫困率的大幅下降所致，所以综合来看全球其他国家的贫困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中国于1978年转向了改革开放，应该说中国是幸运的，因为中国赶上了全球化如火如荼的时期。虽然其中也经历过波折，但总的趋势是没有变化的。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深深的融入了全球经济之中，可以说，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和明天。
那么什么在威胁着全球化呢？首先就是战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其次就是保护主义的政策，例如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全球化就好像一个公共品，过去中国经济很弱小，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很小，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搭全球化的便车。现在中国经济的体量庞大，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搭便车既不道德，也不可能。
俄乌冲突表面上是一个大国与一个中等国家之间的战争，但背后是大国之间的角力，现在矛盾还没有失控，但将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1930年代纳粹上台后的教训。二战开始的日期通常被认为是1939年9月1日，当时，希特勒在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入侵波兰。事后来看，这只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在当时，这些事件看起来可能毫无关联。
上文提及的这些事件包括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莱茵地区重新军事化，同年西班牙内战爆发。1938年的德奥合并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危机。1939年，苏联在德国侵入波兰几周后也侵入波兰，次年德国西侵。还有1941年的巴巴罗萨行动和珍珠港。直至美国参战，二战才最终达到了其最大规模。
这段历史表明，水滴可以穿石，任何东西都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在此次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已经和格鲁吉亚发生过冲突，并且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些事情的是非曲直很难在一时之间说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在一个经济上互相联系紧密的世界中，这些冲突正在威胁着全球经济。例如欧洲依赖着俄罗斯的能源，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现在已经对俄罗斯实行了一系列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甚至将其踢出了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俄罗斯正在逐渐沦为全球经济的“贱民”。
人类无数的经验表明，开始一场战争很容易，但结束它是很难的。俄乌冲突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矛盾升级，更是整个全球格局的动荡不安。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现在处于高度的不确定之中，而这对整个全球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作为新时代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中国是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维护现有秩序是中国责无旁贷的使命。从某种角度来说，全球化是中国的生命线，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全球体系不可或缺，所以维护全球化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那么维护全球化要求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去做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协调的工作，积极行动起来，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知难行易，中国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不能有搭便车的心理。好在现在中国的最高层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可能在这场冲突中置身事外，因此已经开始了积极斡旋，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进展，希望未来中国可以在俄乌冲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愿世界和平，愿全球化继续推进，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到来。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