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踏入长江商学院的校门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凭实力说话的典范。三十多岁，公司小有规模，行业内也算个叫得上号的人物。我时常在内部会议上，将自己的奋斗史作为“圣经”分享给年轻的员工们：那些通宵达旦的夜晚，那些力排众议的决策，那些在悬崖边上被我力挽狂澜的瞬间。我深信，我的成功，是我个人能力、远见和汗水的必然结果。然而，两年EMBA课程的洗礼，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引以为傲的“成功学”外衣，让我看到了下面血淋淋的真相——我，或许只是一个被时代浪潮推上岸的幸运儿，我所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重识“幸存者偏差”

“幸存者偏差”（Survivor Bias）这个词，我并非第一次听说。它源于一个二战时的著名案例：盟军希望加固返航战机的装甲，于是统计了所有成功返航的飞机上的弹孔分布，发现机翼和机尾部分弹孔最多，而驾驶舱和发动机部分则很少。最初的结论是：应该加固弹孔最密集的机翼。但统计学家亚伯拉罕·瓦尔德（Abraham Wald）力排众议，指出真正应该加固的，是那些没有弹孔的地方——因为那些在驾驶舱或发动机部位中弹的飞机，根本没能飞回来，它们成为了“沉默的数据”。

这个故事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被教授重提时，我瞬间感到一阵刺痛。过去，我热衷于研究马云、马化腾、任正非的创业故事，试图从中总结出成功的“万能公式”。我看到的，是他们的勤奋、坚持和超凡的战略眼光。我忽略的是，在同一个时代，有着同样甚至更优秀特质的创业者，成千上万地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媒体、书籍、乃至我们自己的朋友圈，都只会聚焦于那些“成功返航的战机”，他们的故事被放大、被美化，而那些“坠毁的战机”则被遗忘，他们的失败原因无人问津。这种信息筛选，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极度扭曲的认知世界，让我们误以为，只要模仿成功者的行为，就能复制他们的成功。这正是商业世界里最致命的“幸存者偏差”。

拆解我的“成功”配方

带着这个全新的认知滤镜，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那份引以为傲的“成功履历”，那些曾经被我归因为“个人英明”的决策，如今看来，背后都站着一个巨大的“时代”魅影。

被神化的个人努力

我一直为自己的勤奋而自豪。创业初期，我确实是公司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我曾将公司的早期胜利，归功于我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但在EMBA的案例研讨中，我听到一位同学分享他的失败经历。他同样聪明、勤奋，甚至在技术和产品上的理解比我更深刻，但他的公司因为在资本寒冬来临前没能完成融资，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时机不对。

我这才惊觉，我的“拼命”之所以能产生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恰好踩在了一个行业的上升期。那几年，资本涌动，市场需求旺盛，整个赛道都在野蛮生长。我的努力，如同在一艘顺风顺水的快船上奋力划桨，船本身的速度，远比我划桨的力气重要。如果把我们这批人扔到今天这个存量博弈、高度内卷的市场环境中，同样的努力，恐怕连一朵浪花都激不起来。我过去的成功，是“个人努力”与“时代红利”的乘法效应，而我却傲慢地将所有功劳揽于己身。

被忽略的系统与支持

为了更清晰地解构这一点，我甚至为自己做了一张“成功归因”的对照表，左边是过去沾沾自喜的看法，右边是如今在长江商学院学到的、更客观的视角。

这张表格让我不寒而栗。我发现，我过去所谓的“决策”，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走。我并非那个运筹帷幄的棋手，更像是在棋盘上随波逐流的棋子。我忽略了宏观经济的周期、产业政策的扶持、人口结构的变迁，更忽略了那些在我身后默默付出、为我的“试错”买单的家人和团队。

长江课堂上的“照妖镜”

如果说自我反思是内因，那么长江商学院的课堂和同学，就是一面犀利的“照妖镜”，它毫不留情地照出了我认知上的盲区。

在这里，我身边的同学，每一个都是在各自领域身经百战的“幸存者”。有传统制造业的隐形冠军，有互联网新贵，也有金融巨子。但在课堂上，教授们引导我们做的，更多是“失败复盘”。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去解剖那些曾经盛极一时，最终却轰然倒下的商业帝国案例。从诺基亚到柯达，从乐视到OFO。教授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研究100个成功案例，你可能什么也学不会，因为成功无法复制；但彻底搞懂1个失败案例，你就能避开一个致命的陷阱。”

在小组讨论中，这种冲击感更为强烈。一位做实业的大哥，分享了他如何在环保政策突然收紧时，因为提前布局了环保设备而“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他的很多同行则因此倒闭。另一位做连锁餐饮的同学，则坦言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抓住了商业地产下沉的红利。这些来自不同行业的“幸存者”们，彼此印证，共同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商业生态图景。我们发现，每个人的成功，都离不开特定的“天时、地利、人和”。在这里，没有人再吹嘘自己如何“改变世界”，更多的是对周期的敬畏，对系统风险的探讨，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坦然。

我从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学到的，远不止于此：

• 战略思维的升维： 从只关注“做什么”（What）和“怎么做”（How），提升到思考“为什么做”（Why）以及“在什么环境下做”（When & Where）。
• 对风险的重新定义： 风险不再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的敌人，而是需要管理、对冲甚至利用的朋友。
• 认知边界的拓展： 通过与金融、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同学的交流，我才明白，我的行业只是巨大商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它的转动，受到无数外部因素的影响。

从幸存者到战略家

读完EMBA，我并没有变得悲观，反而前所未有地清醒和踏实。承认自己是“幸存者”，并非否定过去的努力，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这是一种从“个人英雄主义”到“系统性思维”的蜕变。

在心态上，我变得更加谦逊。我不再将公司的成就视为我个人的功劳，而是看作一个复杂系统（团队、市场、资本、政策）协同运作的结果。我开始花更多时间去倾听一线员工的声音，去理解客户真实的需求，去研究宏观经济的走势，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英明决策”里。这种谦逊，让我拥有了持续学习的动力。

在管理上，我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追求的是“增长”，是“效率”，是打造一台高速运转的赚钱机器。现在，我更关心公司的“反脆弱性”（Antifragility）。我开始主动设计冗余，建立应对突发风险的预案，推动业务的多元化，并着力于培养组织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我明白，企业生命周期中，顺境只是短暂的，如何在逆境中活下来，甚至变得更强大，才是一个领导者真正的价值所在。我的角色，也从一个冲锋陷阵的“船长”，转变为一个设计航线、观察天象、确保船体坚固的“总工程师”。

结语：告别幸存者，拥抱不确定性

走出长江商学院，我带走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商业技巧或人脉资源，而是一种经过重塑的思维框架。我终于明白，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不是盲目地复制前人的成功路径，更不是把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救世主。它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幸存者”后的那份敬畏之心；是深刻理解了商业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后，依然选择勇敢前行的那份定力。

告别那个活在“幸存者偏差”幻觉里的自己，虽然过程痛苦，但却是一次必要的“精神断奶”。如今，我不再执着于寻找成功的“唯一真理”，而是学会在变化莫测的商业海洋中，构建一艘足够坚韧、能够抵御风浪的船，并享受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航行。这，或许才是我在这段求学旅程中，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