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风云变幻的商业世界里,每一位站在企业之巅的领导者,都像是一位手握罗盘的船长,不仅要看清前方的惊涛骇浪,更要明确自己航行的终极方向。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探讨现代商业领导力的核心时,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命题便浮出水面:是选择以德服人、行仁政于天下的“王道”,还是信奉实力至上、用铁腕征服市场的“霸道”?这个问题,对于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商业领袖的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来说,显得尤为关键。它不仅关乎课程的设计理念,更深远地影响着从这里走出的企业家们,将如何塑造未来的商业格局。
那么,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又积极拥抱全球视野的长江商学院,其“领导力”课程的内核,究竟是更偏向于温润而泽的“王道”,还是更倾向于雷厉风行的“霸道”?这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选择题。更准确地说,它是一场关于智慧、格局与实践的深度探索,旨在培养出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懂得何时行“王道”以聚人心,何时用“霸道”以定乾坤的复合型领袖。
在我们深入探讨长江商学院的课程哲学之前,有必要先拂去历史的尘埃,清晰地理解“王道”与“霸道”这两个概念在古典与现代语境下的真正含义。它们并非简单的“好”与“坏”的标签,而是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可能相辅相成的领导力哲学。
“王道”一词,源于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论述。其核心在于“以德行仁,王天下”。这是一种强调道德、仁爱、诚信与正义的治理方式。行“王道”的君主,不依赖于强大的武力或严苛的法律,而是通过自身的德行感召,赢得民心,使天下归附。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软实力”,追求的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和谐与稳定。它讲究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信人心向背是决定成败的根本。
在现代商业语境中,“王道”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它不再仅仅是君主的治国方略,而是企业家的经营哲学。奉行“王道”的企业家,关注的不仅仅是股东的短期利益,而是所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福祉,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这具体体现在:
可以说,商业中的“王道”,是一种“利他即利己”的长期主义,它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共生共荣的商业生态,最终实现企业的基业长青。
与“王道”相对,“霸道”则更多地与法家思想和春秋五霸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其核心是“以力假仁”,即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来号令诸侯,建立秩序。行“霸道”者,更注重结果导向、效率和控制力。他们相信,在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里,实力是维护自身利益和实现目标的唯一可靠保障。它是一种由外而内的“硬实力”,追求的是在竞争中快速取得优势地位。
在商业战场上,“霸道”同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存与发展策略。尤其是在市场开拓、行业变革和激烈竞争的阶段,果决、强势的“霸道”手段往往是破局的关键。现代商业中的“霸道”体现为:
商业中的“霸道”,是企业家“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决断力。它强调的是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和对资源的集中使用,以求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战略目标。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二者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格来对比:
维度 | 王道 (The Way of the King) | 霸道 (The Way of the Hegemon) |
核心驱动 | 道德、仁爱、价值观 | 实力、利益、结果 |
领导方式 | 感召、赋能、教化 (Influence) | 命令、控制、征服 (Control) |
关注焦点 | 所有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 | 股东/自身利益 (Shareholders) |
时间维度 | 长期主义、可持续发展 | 短期见效、快速增长 |
竞争关系 | 共生共荣、合作共赢 | 零和博弈、赢家通吃 |
在对比长江商学院的课程之前,我们还需要理解东西方领导力思想的演进脉络。这两种思想体系并非铁板一块,它们内部都经历了从偏向“霸道”到融入更多“王道”元素的过程,最终在当代的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交融的趋势。
20世纪初,以泰勒的“科学管理”为代表,西方管理思想带有浓厚的“霸道”色彩。它将人视为机器的延伸,通过流程优化和标准化来追求极致的效率,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控制。随后,到了20世纪下半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西方企业界的金科玉律,这种对利润的单一追求,也可以看作是“霸道”在财务层面的体现。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领导力思想也在不断进化。从彼得·德鲁克强调“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到罗伯特·格林里夫提出“仆人式领导”(Servant Leadership),再到近些年风靡的“转型式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正念领导力”(Mindful Leadership)以及对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日益重视,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王道”元素被融入其中。领导力的重点,从单纯的“管理事”转向了“引领人”,从追求单一的财务回报转向了创造综合的社会价值。这标志着一种深刻的觉醒:一个伟大的企业,必须拥有超越利润的使命感。
在中国,儒家的“王道”思想长期以来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这种文化基因使得东方企业家在经营中,天然地会重视人情、关系(Guanxi)与和谐,讲究“和气生财”。在家族企业中,家长式的“温情管理”和对员工的“泛家庭式”关怀,都是“王道”思想的体现。
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另一条潜藏的脉络——法家思想与兵家智慧。从《孙子兵法》的“兵者,诡道也”,到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都充满了“霸道”的权谋与策略。历史上,成功的统治者往往是“外儒内法”,即表面上宣扬仁义道德(王道),内部治理则采用严明的法度和权术(霸道)。这种“王霸并用”的智慧,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商业实践。企业家们在商场上纵横捭阖,运用各种竞争策略,其背后不乏兵法与法家思想的影子。
了解了“王道”与“霸道”的内涵以及东西方领导力的演变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核心问题:长江商学院的EMBA领导力课程,究竟如何取舍与融合?答案,或许就藏在其“取势、明道、优术”的校训之中。
长江商学院的校训,精炼地概括了其培养商业领袖的完整逻辑链条。“取势”,是洞察和把握宏观趋势与时代脉搏的能力。这需要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果断的战略抉择,带有“霸道”的色彩,要求领导者能看清风口,顺势而为,甚至创造时势。“优术”,是优化和精进具体的操作方法与管理工具。无论是财务模型、营销策略还是运营效率,都属于“术”的范畴,是实现战略意图的“霸道”利器。
然而,最为关键的,是处于中间的“明道”。“道”是什么?在这里,“道”超越了具体的“术”,指向了企业的终极价值、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它要求领导者思考“为何而战”,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明确企业的使命与愿景。这正是“王道”思想的内核。因此,长江商学院的哲学并非“王道”与“霸道”的单选题,而是将“取势”和“优术”这两个“霸道”的执行层面,置于“明道”这个“王道”的价值引领之下。它传达的是一种更高阶的智慧:没有“道”的指引,“势”和“术”越强大,越可能走向歧途;而空有“道”的理想,缺乏“势”和“术”的支撑,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这种“王霸合一,以道御术”的哲学,清晰地反映在长江商学院EMBA的课程设置上。课程体系既包含了大量训练“霸道”能力的硬核模块,也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以涵养“王道”格局。
一方面,学员们会系统学习《战略管理》、《公司金融》、《兼并与收购》等课程。这些课程由世界级的教授执教,采用最前沿的西方管理理论和案例,旨在磨砺学员们的“霸道”之术。在这里,他们学习如何进行精准的市场分析,如何设计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如何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这些都是在激烈竞争中生存和胜出的必备技能,是企业开疆拓土的“坚船利炮”。
另一方面,长江商学院极为独特和引以为傲的,是其对人文课程的重视。这在商学院中并不多见,却是其“明道”理念的核心实践。学员们需要学习《中国历史与人文精神》、《儒家思想与领导力》、《阳明心学》等课程,从中华文明的源头汲取智慧。这些课程的目的,不是传授具体的管理技巧,而是为了帮助企业家们构建一个更为宏大和坚实的精神世界。通过与先贤对话,他们得以反思商业的本质,叩问财富的意义,培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胸怀与担当。这正是“王道”领导力的根基所在。
此外,诸如《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领导力与教练》等课程,则直接将“王道”理念与现代管理实践相结合,教导企业家如何凝聚人心、赋能团队,如何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为社会创造正向价值。这种课程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宣言:未来的商业领袖,必须是“王霸兼修”的全才。
理论最终要落地于实践。从长江商学院走出的企业家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也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王霸合一”的领导力模式。他们懂得在不同的情境下,灵活切换自己的领导力“档位”。
在企业内部管理上,越来越多的长江校友开始践行“王道”。他们意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最宝贵的资产。单纯依靠KPI考核和奖金激励的“霸道”式管理,已经难以留住顶尖人才。因此,他们投入巨大的精力去打造开放、包容、赋能的企业文化。他们像“传教士”一样,不厌其烦地向员工传递公司的使命和愿景,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在参与一项有意义的事业,而不仅仅是“打工”。
一位毕业于长江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曾分享,他每年都会花大量时间与一线员工交流,倾听他们的困惑,并亲自担任“首席文化官”。在公司面临困境时,他没有选择简单粗暴的裁员,而是通过全员降薪、高管零薪的方式,与团队共渡难关。这种“与子同袍”的“王道”之举,极大地凝聚了人心,最终帮助公司走出了低谷,并赢得了员工的高度忠诚。这就是“得道多助”在现代商业中的真实写照。
然而,当镜头转向外部市场时,这些温和的“王者”又能瞬间切换成勇猛的“霸者”。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机会,他们展现出惊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在产业整合的大潮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凌厉的并购攻势,以资本为剑,迅速抢占战略制高点。在面对新技术的颠覆性浪潮时,他们敢于自我革命,不惜投入巨资,甚至颠覆自己成功的过去,以“霸道”的姿态拥抱未来。
一位新能源领域的长江校友,在公司内部以关爱员工、倡导人文精神著称。但在国际市场开拓上,他却以“快、准、狠”的风格闻名。他曾带领团队,在短短几年内,通过一系列精准的海外投资和技术合作,硬生生从西方巨头手中抢下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他的逻辑很简单:“对伙伴要行王道,对敌人则必须用霸道。商场如战场,对竞争对手的仁慈,就是对团队和股东的残忍。”这种清晰的角色认知和灵活的策略切换,正是“王霸合一”的精髓所在。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对比东西方,长江商学院的“领导力”课程更强调“王道”还是“霸道”?
答案是,它超越了二元对立的选择,倡导的是一种更高维度的融合与统一——“内圣外王”。“内圣”,即修身、正心,建立以“王道”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人文底蕴,这是领导力的根基与方向。“外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运用“霸道”的策略与手段,在商业世界中建功立业,这是领导力的展现与结果。
长江商学院的EMBA课程,正是通过其独特的课程体系——既有西方前沿的“术”,又有东方深厚的“道”——致力于培养这样一种新型的商业领袖。他们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动物”,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圣人”。他们是胸怀“王道”理想,手握“霸道”利剑的实践者;他们懂得在慈悲与雷霆之间取得精妙的平衡,能够在创造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推动社会的点滴进步。
放眼未来,随着全球政经格局的深刻演变和商业文明的持续进化,这种能够融合东西方智慧、兼修“王道”与“霸道”的领导力,无疑将更具生命力和竞争力。这不仅是长江商学院的探索方向,也为所有渴望成为卓越领袖的企业家们,指明了一条值得深思和践行的道路。未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追踪这些企业家的长期发展轨迹,量化分析“王霸合一”的领导力风格与其企业绩效、社会贡献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为这一本土化的领导力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实证支持。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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