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踏入商学院的殿堂之前,我像许多在职场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管理者一样,自认为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问题解决工具箱”。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无论是业绩下滑、团队内耗还是市场突变——我的第一反应总是直奔问题核心,试图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修复”它。然而,这段在长江商学院的EMBA旅程,却像一场深刻的认知重塑。它没有给我更多可以直接套用的“标准答案”,反而教会我一件事:解决问题的答案,往往藏在“问题之外”。这并非一句玄妙的空谈,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跃迁,让我学会了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更广的视角去审视那些曾经让我困扰的难题。
我们常常陷入一个误区,即把“症状”当作“病根”。当销售额下降时,我们本能地会去思考如何加强销售技巧、增加促销力度或是更换销售团队。这些都是针对“销售额下降”这个问题本身的直接反应。然而,这真的就是问题的全部吗?在EMBA的案例分析课上,教授们总是引导我们反复追问:“这真的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吗?还是说,这只是另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冰山一角?”
这种被称作“问题重构”(Problem Reframing)的思维训练,是整个学习过程中最核心的收获之一。它要求我们像侦探一样,暂时搁置眼前的“犯罪现场”,去探寻更广阔的背景信息。销售额下降,可能并非销售团队不努力,其背后的原因可能五花八门:
一旦我们把问题从“如何提升销量”重构为“如何在新市场环境下重塑产品价值”或者“如何调整组织架构以适应长期客户关系管理”,解决问题的路径就豁然开朗了。这就像医生看病,不能只看到病人在发烧,就只给退烧药;而是要通过全面的检查,找出导致发烧的根本原因——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入侵,亦或是更复杂的免疫系统问题。找到真正的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而这个“病因”,恰恰就在“发烧”这个症状之外。
EMBA项目最大的价值之一,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极其多元化的生态系统。在长江商学院,我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有做尖端科技的、有深耕传统制造业的、有玩转金融资本的,也有投身于文化传媒的。起初,我以为这种交流的价值在于拓展人脉,但很快我发现,其真正的宝藏在于“跨界思维”的碰撞。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一家传统零售企业的老总正为如何提升线下门店的顾客体验而苦恼。他尝试了所有传统方法:改善装修、培训员工微笑服务、增加商品种类,但效果甚微。在一次小组讨论中,一位来自互联网游戏公司的同学提出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观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用户愿意在我们的游戏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因为我们设计了‘心流’(Flow)体验,通过即时反馈、明确的目标和不断升级的挑战,让用户沉浸其中。”这个观点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零售老总的思维盲区。他意识到,提升顾客体验的关键,或许不在于“物”的堆砌,而在于“流程”的设计。他可以借鉴游戏化的思路,在购物流程中设置一些小任务、小惊喜(比如寻找隐藏折扣、完成打卡获得积分),让购物从一种单调的“任务”变成一场有趣的“探索”。这个解决方案,完全来自于零售业之外的“游戏行业”。
诺基亚的衰败并非因为它造不出更耐摔的手机,而是因为它固守在“通信工具”的赛道里,没有看到苹果从“生活方式”和“生态系统”这个维度发起的跨界打击。解决手机问题的答案,最终出现在了手机之外的App Store里。这种“连接不同领域知识”的能力,正是现代管理者最稀缺、也最宝贵的素养。它要求我们保持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主动去了解那些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领域,因为真正的创新,往往发生在知识的交叉地带。
在学习了各种复杂的金融模型、战略框架和营销理论之后,我反而越来越觉得,所有商业问题的尽头,都是“人”的问题。无论是外部的客户,还是内部的员工,他们的需求、欲望、恐惧和偏见,才是驱动商业世界运转的底层代码。很多时候,我们试图用理性的、逻辑化的方案去解决一个本质上是感性的、心理层面的问题,结果自然是南辕北辙。
让我们来看一个常见的管理难题:公司推行一项新的数字化系统,旨在提升效率,但员工普遍抵触,使用率极低。传统的“问题之内”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能是强制执行、设定KPI考核、不使用者罚款。这种方法简单粗暴,短期内或许能提升使用率,但长期来看,必然会积累怨气,甚至导致员工用各种“软抵抗”来消解系统的价值。
而“问题之外”的视角,则会引导我们去探寻“人性”的根本。员工为什么抵触?
表面问题 (The "In-Problem" View) | 深层人性洞察 (The "Outside-the-Problem" View) |
员工懒惰,不愿学习新东西。 | 对未知的恐惧:新系统意味着要走出舒适区,他们害怕自己学不会、用不好,显得无能。 |
员工不理解新系统的重要性。 | 对利益的担忧:他们担心新系统会取代自己的部分工作,甚至威胁到自己的岗位安全。他们会想:“这个系统真的对我好吗?” |
系统本身设计得不够好。 | 对自主权的剥夺感:如果系统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员工会感觉自己的专业意见和工作习惯没有得到尊重。 |
当我们从这些“人性”的角度去思考,解决方案就变得完全不同。我们不再是“推行”一个工具,而是“引导”一次变革。我们可以:
你看,解决“系统使用率低”这个技术问题的答案,最终落在了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范畴里。在长江商学院的领导力课程中,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去探讨同理心、动机理论和非职权影响力。这些看似“务虚”的学问,恰恰是解决商业世界里那些最棘手“实务”问题的金钥匙。
回顾这段EMBA的学习旅程,它带给我的最大改变,是从一个埋头苦干的“解题者”,转变为一个抬头看路的“探路者”。我不再迷信于任何单一的工具或方法论,而是学会了将视线从问题本身移开,去审视它所处的更大系统:重构问题所在的框架,连接看似无关的领域,洞察驱动行为的人性。
这并非否定专业知识和深度钻研的重要性,而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更宏大的思考维度。正如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鲁克所言:“管理中最重要的事,是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把事情做正确。”寻找“问题之外”的答案,正是为了确保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做正确的事”。
对于所有身处复杂商业环境中的管理者而言,这或许是最具价值的启示。未来的挑战将更加模糊和跨界,固守城池、墨守成规者,终将被时代淘汰。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向外看”的习惯,在问题之外寻找智慧,在连接之中发现机遇,在人性深处找到共鸣。这不仅是EMBA教给我的功课,更是每一位终身学习者在新时代安身立命的根本。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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