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闫婷
真正的航海者都“不装”，郑昊觉得自己虽然是半路出家，但也绝对是真正的航海者，所以坦诚。“如果可以的话，请叫我船长！”这个毕业于北大法学院，同时是长江商学院MBA项目优秀毕业生的儒雅书生，沿着一般的正轨走过一段职业生涯—成为毕马威高级咨询师后，突然弃笔从“船”，与伙伴创立了海南陆客，成为了洛神号船长，决定要和大海相伴余生。
这离奇的人生转向，事关人与大海的关系，有许多文学经典可供我们探究，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真正的航海者大概都与那老头一样，对于大海有剪不断的爱憎纠缠，但归根结底是爱。所以，喜欢毛姆《月亮与六便士》故事的郑昊，选择做个船长，即使便士不太多，他也不敢遗忘头顶的月光，甚至，“关键是要抬头看着月亮”。
要去环球，需要作很多准备，挑一个合适的时机，搞一条好船，找两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迎着风浪，唱着歌儿，去进行一次真正的远航。
《长江》：先跟我们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常态吧。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做些什么？怎么度过的？
郑昊：我们陆客帆船俱乐部的总部设在海南三亚。所以这两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三亚，也会出差，不过出差也多是去一些沿海城市，例如深圳、厦门、上海、青岛，或是参加比赛，或是跟航海圈的朋友们交流切磋。
三亚跟北京最大的不同是，三亚没有雾霾。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先沿着泛着鱼腥味的海港跑跑步、骑骑车，早上去办公室处理下工作，有时间就去码头待着。
尽管不是每天，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会花在海上。有时候是俱乐部的活动和项目，有时候是为了比赛和训练；当然，也有纯粹出海去放松一下的情况，吹吹海风，晒晒太阳。
《长江》：航海在其中占据怎样的比重？近期有什么航海的出行计划吗？
郑昊：帆船对我来说是爱好也是事业，自然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我们这个项目的带头大哥是长江EMBA14期校友胥桂喜，当时也是他领我正式踏足航海圈的。我们共同把帆船这个事情作为一项事业来做，就创立了陆客帆船，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人来尝试和了解帆船航海运动。
作为一个航海者，当然有一个环球的梦想。不过，要去环球，需要作很多准备，挑一个合适的时机，搞一条好船，找两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迎着风浪，唱着歌儿，去进行一次真正的远航。（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如果短期内不去环球的话，也会考虑先去进行一次相对较短的长航。比如去东南亚、南太平洋、或者沿中国海航行。
我知道有长江校友（高民，EMBA7期）目前正在环球航海的过程中。他说环球航海是他的第二梦想，他也是以Second Dream来命名他的船的。这是我们这些后辈们的好榜样！
《长江》：有没有看过《少年Pi的奇幻漂流》？现实中真实的航海感受是怎么样的？航行中最害怕担心什么？最开心的时候是航海结束踏上陆地的那一刻吗？从2010年开始走进这个领域，你有过几次长途航海的经历？给我们讲一两件航海过程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和事情吧。
郑昊：真正的航海跟少年Pi还是相去甚远的。Pi的经历是在海难发生后的情况，我们出航都是做了充足准备，线路、补给品包括对路上天气的预测都是一应俱全的。所以，没有那么多的surprise。
话说回来，海上的景色确实不错，但是再不错的景色，如果几十天如一日的看，也会厌倦，甚至反感。从这一点上讲，海洋跟沙漠一样恐怖。
刚出海的时候，也担心会翻船。特别是风很大、浪很高的时候，帆吃饱了风，船体倾斜得很厉害。虽然学习过帆船的设计原理，知道有龙骨在，船就是个不倒翁；但当时确实还是很害怕的。几人高的浪，万一船翻了，再好的游泳健将也找不回来。
第一次长航上岸的时候，确实是长吁了一口气，心里想，还是要好好珍惜生命，下次上船一定要更加慎重才行。不过后来就压根全忘了，碰到感兴趣的航线，立马就屁颠屁颠地跑上去了。
我长航的经历不多，主要是三亚－深圳和三亚－西沙这两条航线。
刺激的事情也不是没有碰到过。有一次顶风去深圳，浪很大，四五米高，船颠得很厉害，跑去船尾解手，一个浪过来，脚下一滑，差点没掉下去。幸好有个安全索，挂住了。不过损失还是有的，安全索刮到了牙齿上，把门牙给磕掉了一小块。破相了，哈哈。
有次长航，一路上都阴雨天，加上我们行李放在前舱，没盖好舱盖，进了水，包里的衣服都湿了，加上是海水，一些衣服都长毛了。于是趁着最后一天白天太阳好的时候，就在甲板上拉了个绳子，开始晒衣服。戏称“海上花旗银行”。
《长江》：作为北大法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毕业生，按照大多数的人理解，在经历国内最好的法学院、商学院教育以后，你的选择——真是让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选择航海、当船长，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改变？看你过去的资料，发现你常提到海子对你的影响，他对你做出这个决定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郑昊：相比于海子，还是现在的老板影响更大一些。我现在的带头大哥胥桂喜先生，长江EMBA14期校友，也是他带我正式踏足航海圈的。他算是比较早对帆船上瘾的一批人了；各种船都玩，积极地参加各种比赛。后来我们一合计，觉得这件事情有意思，传播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而且本身又很好玩，就开始实施。
说到海子，比较惭愧的是，我最早知道的只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诗，当时知道是海子写的，但不知道海子是我师兄。不过我很认同这句诗具象和抽象的意义，以及背后表达出的人生哲学。我觉得是我骨子里就向往这样的生活场景，因而认同，“大丈夫本当如此”。所以，毋宁说海子对我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不如说是我跟海子追求的东西比较类似更恰当一些。当然，我离海子的境界还差得很远，我的人生也没他那么戏剧化。
《长江》：从毕马威的金领，到长江的优秀毕业生，再到现在的资深航海家，总的来说你是一位比较跨界的老同志！你的职业生涯跨度如此之大，每一次选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吗？身边有人说你“不务正业”吗？
郑昊：有啊，当然有。不务正业算是个比较客气的评价了，有朋友就直接说，你疯了吗，哈哈。
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不过问的角度还不太一样。有的人就会问，你北大毕业的，搞这个不可惜吗？我就回答，这是北大的一种传统，北大毕业生上得了殿堂，下得了厨房；学历史的人能卖猪肉，学法律的人就不能开船了？也有的人会问，你北大学法律的，能搞得了这个吗？这同样也是北大的一种传统，同是北大学法律毕业的，有前辈做了总理（李克强），也有前辈做了诗人（海子）。所以我去做船长，也没什么不合适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向往这样的生活。当时也是有点冲动的，谈不上有什么深思熟虑的。不过，做了就是做了，现在这样也是很开心的。
《长江》：航海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它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郑昊：航海对我来说算是一种自我突破或是自我实现吧，哈哈，有点吹。我是洛神号船长，大家喜欢叫我河伯，如果可以的话，请叫我船长，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个长辈告诉我说，在中国，未来选择就两条路，要么当官，要么做生意，趁年轻赶紧做个选择。这话说得糙，但是不得不承认在理。
权力和金钱似乎是永恒的选择，但是我很不甘心。我其实一直在尝试找第三条道路，追求一些别的东西。我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去做一些我自己内心能真正认同的事情。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挺迷茫的。我倒觉得帆船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能选择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在自由的大海上挑战一下自我的极限。
另外一个很大的感受是，真正的航海者都“不装”。绝对实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拐弯抹角。可能是大风大浪见得多了，胸怀自然就不一样了。跟他们混在一起，觉得很痛快，不累。
《长江》：你的经历让我们想起毛姆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也有人认为著名画家高更是主人公的原型。他从一位证券经纪人舍弃一切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获得灵感，创作出许多艺术杰作。当初毛姆写这本小说时，一个朋友说人们总是在看到月亮时忘记脚下的六个便士，说的是理想主义和金钱的关系。你是怎么看待理想和经济、金钱之间的关系的？或者这样说，你是便士捡够了，想抬头看会儿月亮吗？
郑昊：我喜欢那个故事。不过，拿我跟这个故事做比较，不太合适。高更曾经很有钱，而且他当了画家以后，凭借出色的绘画天赋，依然可以过着很有钱的生活，他只是故意选择了前往太平洋的岛屿去过一种极为原始纯朴的生活，原因是他觉得这样的生活状态能让他更亲近人类的本真。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的哲学成就超越了他的艺术成就。
况且，略有讽刺的是，高更在成为证券经纪人之前，曾经是个海员。他第一个放弃的职业路线就是海员。哈哈。
另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是关于Lonely Planet的发家史的。当时托尼惠勒也是MBA刚毕业，不想继续过朝九晚五的生活，于是就从英国出发，横穿了欧亚大陆，到达了澳大利亚。随后开始根据自己的旅行经验写旅行指南。
其实我更像托尼惠勒当时的状态，没什么钱，啥也不懂，就先上路了。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同意，人生的成功不是以口袋里便士的多寡来决定的。但他们认为，人要首先实现财务自由，然后才能去追逐自己真正的理想。换言之，便士能够搭起通往月亮的桥梁。
按这种说法，我口袋里的便士离“捡够”的程度还差得远了。不过还是愿意看着月亮，同时也不介意在盯着月亮的时候还得不停地继续在地上捡便士。
高更最后成了伟大的艺术家；托尼惠勒在玩转了全球之后，也成为了很成功的出版商。都是很好的结局，不是么？
我倒是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找不到月亮，却只能一味地捡便士。人毕竟不是为了捡便士而生的。
所以，捡不捡便士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抬头看着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