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对于挣扎于其中的京津冀地区来说并不是个新鲜的话题，多年来，三地饱受雾霾之苦。尽管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可在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下，雾霾屡屡爆表，越治越污，治霾似乎陷入一个怪圈。
让政府、企业异常头痛的，正是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相伴生的京津冀雾霾一体化。北京在治污投入上可谓不惜血本，但仅靠一地治污，治污也好，治霾也罢，只是徒劳。有两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一是北京市计划投入7600亿元治理污染，另一个则是将北京环绕其中的河北在去年空气质量最差的十大城市中占据七席。
小到人们出行戴口罩、密切关注PM2.5，大到经济转型、能源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变动等多个方面。雾霾开始渗入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并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深入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污染治理与城市发展方向已定，但疑问犹存。
对政府而言，在GDP的考核指标下怎么兼顾环保责任，治污举措如何区域联动？对企业而言，又该如何兼顾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此背景下，长江商学院联合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能源基金会、中国清洁空气联动？对企业而言，又该如何兼顾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此背景下，长江商学院联合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能源基金会、中国清洁空气联盟举办“绿色经济研讨会——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对策”。邀请著名专家和长江教授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环境保护的投融资机制、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分工等热点问题，尝试找出一条城市污染治理之路。
治理引入市场机制
雾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专家们已经找到答案：空气污染最主要的来源是燃煤和机动车，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追溯，雾霾的产生与能源结构和粗放的能源利用方式分不开，也与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分不开。
因为雾霾，人们开始考虑，经济发展如何真正从对量的重视，转变到对质的重视，把环境因素、健康因素、人的幸福生活作为重要考量，而不是单纯注重GDP的增长——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难以绕过的话题。
针对于污染治理到底该谁来投入的问题，学界公认的一个原则是“谁污染谁治理”。据此，排污主体，也即大部分情况下是企业，应该承担大部分的治污责任。但是，在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职责又该如何划分？城市可持续发展中什么才是相对理想的环保治理模式？能源基金会中国环境管理项目主任赵立建和大气环保投融资课题组的研究员段磊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简单的勾勒。
赵立建认为，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企业该承担的治污责任包括投资污染治理设备，改善工艺，使污染物达标排放；而对于个人而言，有时候也难以逃脱类似的污染排放责任，如机动车使用者对机动车尾气排放应承担部分责任。
对于污染治理的另一行为主体——政府而言，赵立建说：“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合理的政策标准，并严格执法监管，运行完善的空气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大气污染治理有充足的管理人员去制定和落实政策。相应的，政府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资金投入应该集中在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究竟哪些是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呢？比如，对于已经达标的排放企业，如果能做得更好，排放更少，政府可以奖励激励；又比如黄标车的淘汰，在消费者购买车辆的时候没有法规要求，现在要求消费者淘汰黄标车，消费者是有经济损失的，对这种损失的补偿，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另外，政府资金还要尽量地引导社会投资，如对银行提供贴息支持空气污染治理项目，由此带动银行的资金投入这个领域。
在赵立建看来，治霾的财政投资要产生比较好的效果，首先应该设计好资金的投入方向，在明确市场和政府分工的情况下，对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和的确需要政府投入的地方进行财政支持；其次，应该对财政投入的效果进行评估，开展绩效评价；再次，应该在信息公开方面做更多工作，使政府的财政投资更加透明。
对于政府治理，一个比较明显的感知是，近两年政府治霾力度明显加大。12条治霾通道跨区送电的特高压建设今年被提上了日程。而在此前，连续几年行而未决。目前，关于落后产能淘汰的规章制度也亦出台，但隐忧依然存在：这是一个很老的思路，因为很多的落后产能也都是政府批的，最后也是政府自己在淘汰。
“政府治理的关键是市场机制的引入，”段磊称，以上举措，加大力度执行肯定会为社会带来效果，但是政府治理最关键的是如何把市场的力量引进来，“要起到效果，必须靠市场。”
让污染成本内部化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所以两难，主要是环保的因素还没有纳入到经济因素之中。”赵立建认为要解决好这个两难之题，就需要把污染成本尽量内部化。
出于保护环境、防范生态破坏的考虑，学术界对于环保成本的界定涵盖在商品生产活动中，即从资源开采、生产、运输、使用、回收到处理废弃物所需的全部费用。
但人类生产从自发到自觉的全过程中，私人成本如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等受到普遍关注，而具有外部性的环境成本往往被忽视，没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出来，其后果导致资源的快速消耗和环境的不断恶化。这警醒人们必须使环境成本内在化。所谓的环境成本内在化，就是指把企业的环境成本计入到生产或交换成本中，从而反映在价格机制中。
回到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很多生产生活活动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对整个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污染的制造者们并没有足够尽责地承担这部分成本，也即出现了典型的市场失灵。
“如果把污染成本尽量内部化，有些污染企业是赚不了钱的，会被淘汰。”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责任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能够反映环境的内部成本，也使污染企业无法生存，而环境友好的企业能够更多地去盈利。
在国际社会上，环境成本内在化理论一提出便受到广泛关注，各国也纷纷推出相关的政策来实践该理论，目前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污染付费原则和用环境管理政策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比如，征收排污税费、环境浓度税、产品税或者罚款、押金退还制度和绩效债券等。
赵立建称，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方法可以包括一些环境税费政策，也包括严格环境标准和执法，让污染企业付出足够的代价。
20 多年来，中国制定了污水、废气、废渣、噪声、放射性五大类一百多项排污收费标准。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押金退还制度来处理饮料瓶和废旧电池，在埃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瑞士和美国等国采用押金退还来处理特定种类的饮料容器。
区域联动，是治理包括雾霾在内污染事件的另一个难题。段磊对此项治霾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联合治霾的制度如果不设定好，此间牵涉的各种利益冲突、矛盾冲突将会凸显。此时，是否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机构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动存在一定难度。”
“北京一直在用打补丁的方式治霾。”段磊直言，“太多的优势资源注入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的教育、医疗等领域，造成了城市的扭曲型发展，过多依赖政策促成的城市发展模式造成调整机制缺乏。而就国外来看，很多城市的发展模式由市场决定，反馈机制也相对灵敏，伴随着污染加重而来的是生活成本的压力增大，这种调节也相对灵敏。”
赵立建针对区域型的环保治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需要各自进行污染减排，这是最根本的；其次，需要协同合作应对污染，区域的产业布局不能仅考虑自身，还需要考虑对周边的影响，简单的搬迁污染企业不能根本解决污染问题；再次，需要区域调配资源，可能在一个地方减排的成本比较小，同样的资金投入，带来的污染减排收益比较大，那么资金投入就应该更多地向该地区倾斜。
环保经济迎爆发
雾霾上升为热点话题，伴随而来的是资本的青睐和企业家们敏锐的商机嗅觉，如今绿色经济和环保经济的走红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传统行业哀歌一片的情况下，绿色经济正在成为一种新生向上的力量，迎来爆发性的增长。
这个市场有多大？去年下半年，国务院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的落实执行，对于大气治理估算出了所需要的政府和社会投入，具体总额是1.7万亿元。而赵立建认为，空气污染完全治理好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花费将远远不止这些。
赵立建向记者列举出了空气污染治理所能带来的产业投资机遇：污染治理技术提供企业主要是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行业，包括可再生能源相关的产业；天然气相关的产业等等。他认为，由于机动车尾气是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所以在公共交通相关领域，电动汽车、更低排放的汽车等行业也将受益；在一些传统的污染大户行业中，污染控制做得不好的企业必将受到更多的限制，而环保改造实施得比较好的企业，会得到更多的竞争优势。
段磊更看重的是，在污染治理产生的商机之外，能源产业调整所带来的更大发展机遇。例如西电东送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特高压输电建设的提速。“另外，特高压输电将有助于太阳能和风能两大产业走出发展瓶颈；再比如脱硫脱硝产业、电动汽车以及油品升级等，在这些治理空气污染所需要做的事情和链条上，很多细分领域都存在一些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