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中国公益的使命
发布时间：2016年12月31日
王振耀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长江商学院校友、长江公益委员会委员。
6年前，王振耀毅然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投身组建中国公益研究院，一度引发舆论热议。谈及辞仕致学的原因，他说是“留一段时光与慈善自由牵手”。白岩松曾这样说：“振耀兄辞官进校园，我是支持的。一来在官场内，他已做了太多该做和能做的事；二来离开官场，他再无退休的可能，活到老，公益到老；更何况，他这样的人多了，在政府与公益、权力与社会、官员与公民之间，多了润滑与沟通，社会因此可以进步得更快些。”
在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内，王振耀首倡并大力推广“平民慈善”、“以善治促慈善”、 “以法兴善、助力脱贫”等理念，并不遗余力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慈善事业、推进慈善立法。我们特别整理了王振耀在2016中国公益年会上题为“善经济与中国公益的使命”的演讲内容，一起聆听这位公益先行者的使命与理想。
“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就是在善经济时代，中国公益的使命是什么。
首先给大家分享这两年我一直在做的一个研究，发现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时代。这个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金融业充分增长、信息革命不断发展，这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发展水平。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五年，马上就要六年。有三个特征特别明显：
第一，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只要市场需求出现，立即就会生长出铺天盖地的产品，应该说生产力已经是高度发达了。
第二，三大产业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第一产业比例越来越小，第二产业也在逐步降低，以社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例超过50%，并且逐步向70%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成为全球的稀缺产品。这是人类社会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发展阶段。
第三， 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人们都在想社会价值，在想空气、蓝天、水。这意味着什么？是人民的生活感受，生命感受。人类文明客观上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型。
在这样的时代，中国公益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在现阶段，我认为中国公益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让公益与社会经济发展全面结合起来。
这个挑战不是小挑战，因为在文明转型之际，恰恰最需要公益慈善的引领。财富大量的涌流之后，新文明要产生，谁来做最合适? 公益慈善。
历史上工业革命完成以后，财富大量涌流，环境污染、社会腐败同时出现。除了政府和社会进步人士不断推动社会改革之外，公益慈善界扮演了什么作用?以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等人为代表的慈善家创造了以幼儿园、大学、医院、图书馆和公园、华尔街，这些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实体。
现在当我们又面临着文明转型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慈善家和公益组织联合起来，促成互联网时代文明的实体和体制的创新。中国需要在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发展的结合方面，拓展出巨大的社会创新。
这个挑战不是一般的挑战，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首先，公共伦理转型严重不足，公益理念是不够的。
其次，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速度也是严重不足。按照十八大精神，我们要建立现代治理从政体系。但是我们都习惯于管理了，现在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体制转变，变管理为治理，这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再次，社会创新的行动能力严重不足。我们不能埋怨社会对公益慈善界的不信任，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找自己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反思的。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事业的行动框架，要构建以《慈善法》来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格局。
第一，要广泛表彰。我们有很多慈善家，比如曹德旺先生，是全世界有名的慈善家，为中国慈善界做了很多贡献。比如，老牛基金会现在建设的儿童探索博物馆，改变了我们的很多观念。我觉得我们传播可能还是不太够，要消除误解，多些理解。对于这样一些典型，我觉得应该大宣传做引领。
第二，要落实一系列的政策优惠措施。《慈善法》的落实，我们应该走在前面，要呼吁。
第三，要推进管理体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第四，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自己，不断完善知识体系，转变理念，和《慈善法》合拍，和人类文明的转型合拍。
中国企业家从1993年制定《公司法》开始，干了不到二十年，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慈善领域也要真正效仿这种企业家精神，学习他们，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用中国逻辑，用中国特色，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真正在全世界的公益慈善大潮中，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