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一场跨越了近二十年的EMBA校友返校日活动正在热烈进行。草坪上,几位鬓角微霜、气质沉稳的“老”师兄,正与一群活力四射、言谈间不离“AIGC”和“出海”的年轻校友相谈甚欢。他们同样毕业于声誉卓著的长江商学院,同样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但仔细聆听他们的对话,你会发现,不同年代的浪潮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截然不同的烙印。他们的商业逻辑、关注焦点乃至人生哲学,都仿佛是不同时代的缩影。这种对比并非简单的代沟,而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商业变迁史,折射出经济周期、技术革命与社会思潮的深刻影响。
回溯到21世纪初,第一批踏入EMBA课堂的企业家,大多是“草莽英雄”式的时代开创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学历或许并不耀眼,但凭借着超乎常人的胆识、敏锐的市场嗅觉和“敢为天下先”的冲劲,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抓住了第一波红利。当时的市场,规则尚在建立,信息极不对称,广阔的土地上遍地是机会。他们从事的行业多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传统贸易等领域,企业的成功往往依赖于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渠道控制力以及对政策的精准解读。
对他们而言,来到长江商学院读EMBA,更像是一次“自我正规化”的历程。他们带着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的“土”经验,渴望系统学习现代管理理论,将“拍脑袋”的决策方式升级为科学的战略规划,将“兄弟义气”式的团伙管理提升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让企业“活下去”并“做大做强”,如何建立护城河,如何在野蛮生长中建立秩序。他们的故事,是关于勇气、机遇和在混沌中开辟道路的传奇。
相比之下,近几届的EMBA校友则呈现出鲜明的“精英创业”特征。他们普遍拥有光鲜的教育背景,不少人还有海外留学或跨国公司工作的经历。他们成长的时代,市场竞争已趋白热化,所谓的“蓝海”越来越少,人口红利和模式创新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因此,他们的创业起点往往更高,直接切入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赛道,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企业服务SaaS等。
他们面临的挑战不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精不精”。他们的关注点,从单纯的商业模式创新,转向了底层技术突破和全球资源配置。在课堂上,他们热烈讨论的可能是“如何构建技术壁垒”、“如何设计更科学的股权激励方案以吸引顶尖人才”,或是“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进行全球化布局”。他们不再是孤胆英雄,而更像是一个生态的构建者,深知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开放、合作、共赢才是未来的主旋律。
在管理哲学上,不同届EMBA校友的差异也尤为显著。早期校友的管理风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自身奋斗经历的影响,常常带有浓厚的“家长式”色彩。他们是企业的绝对权威,决策一言九鼎,强调员工的忠诚度和执行力。这种风格在企业初创期,能够保证高效的决策和强大的凝聚力,推动企业快速扩张。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环境的复杂化,这种依赖个人经验和直觉的管理方式,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
EMBA课程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接触到了波特的五力模型、SWOT分析、平衡计分卡等一系列现代管理工具。他们开始意识到,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尽管“大家长”的烙印短期内难以完全褪去,但他们开始尝试建立流程、下放权力,从“人治”向“法治”过渡。他们的核心诉求,是为自己一手创办的“商业帝国”建立一套可持续的运转体系。
而对于新一代的EMBA校友来说,科学管理、数据驱动几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信仰。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对数据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他们的企业里,A/B测试、用户画像分析、NPS(净推荐值)等是日常运营的标配。他们更倾向于扁平化的组织架构,推崇“阿米巴经营”或“OKR目标管理法”,鼓励员工创新和自我驱动。他们认为,领导者的角色不是发号施令的将军,而是赋能团队的教练。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种演变,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格来对比:
特征维度 | 早期EMBA校友 (约2002-2012) | 近期EMBA校友 (约2018-至今) |
---|---|---|
决策模式 | 经验驱动,强依赖个人直觉与胆略 | 数据驱动,重视模型分析与团队共创 |
组织架构 | 层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结构 | 扁平化、网络化、敏捷型组织 |
领导风格 | 权威式、命令式、“家长作风” | 教练式、赋能型、“伙伴关系” |
人才观念 | 强调忠诚度、服从性和执行力 | 强调创造力、自驱力和成长潜力 |
激励方式 | 以薪酬、奖金等物质激励为主 | 物质与精神激励并重,关注个人成长与价值实现 |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过去二十年中国商业世界的主旋律。不同届的EMBA校友,恰好就站在了不同时代的“风口”之上。
早中期的校友,是“模式创新”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巨大的市场纵深和要素成本优势,在以下几个领域大放异彩:
他们的关注点在于抢占赛道、获取流量、快速复制和规模化扩张。商业的本质被简化为一场关于效率和市场的竞争。
然而,当流量红利见顶,模式创新的空间被挤压,新一代EMBA校友的目光,则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更深、更硬的领域。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未来的竞争,是产业链的竞争,是核心技术的竞争。所谓的“卡脖子”问题,既是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因此,他们的创业和投资版图,呈现出全新的景象:
他们的关注点,从“连接”转向了“创造”,从“应用”深入到“基础”。他们谈论的不再仅仅是DAU(日活跃用户)和GMV(商品交易总额),更多的是研发投入比、技术专利壁垒和产业链自主可控。
在企业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上,时代的烙印同样清晰。对于筚路蓝缕的先行者而言,他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好,创造利润、缴纳税收、解决就业。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这本身就是最朴素、也最伟大的贡献。当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更多表现为一种“财富的反哺”,比如捐资助学、救灾扶贫等慈善行为。这是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士大夫情怀的现代体现。
而新一代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将社会价值融入了商业模式的核心。他们深受全球ESG(环境、社会及管治)理念的影响,认为商业的成功与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价值共生”的关系,而非先后顺序。在他们看来,一家优秀的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创造价值(Profit),更要对人类(People)和地球(Planet)负责。
这种理念的转变,使得他们的关注点更加多元和前瞻。例如,在创办一家消费品公司时,他们不仅会考虑产品的市场接受度,还会关注供应链是否环保、包装材料是否可降解、是否赋能了上游的农户或手工艺人。在运营一家科技公司时,他们会严肃探讨算法的公平性、用户数据的隐私保护以及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关于人文精神和社会创新的课程,往往能引发他们最热烈的讨论和最深刻的共鸣,因为这恰好回应了他们对于“商业向善”的内在追求。
通过对比不同届EMBA校友的时代烙印与关注点,我们不难发现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从机会驱动到战略驱动,从经验主义到科学精神,从模式创新到科技引领,从财富创造到价值共生。这背后,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叙事,也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从野性蓬勃到理性成熟的集体进化。
重申本文的目的,并非要评判哪一代企业家更优秀,而是为了通过这种代际观察,更深刻地理解商业的本质和时代的脉搏。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使命和局限,先行者们用胆识和汗水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而后来者则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知识和创新探索着新的高度。他们之间的差异,正是社会进步的生动证明。
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全面渗透、全球地缘政治的持续演变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未来的EMBA课堂上,又将迎来怎样的一群企业家?他们或许是“AI原住民”,将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视为天经地义;他们或许是“全球化新公民”,能以更包容、更智慧的方式处理跨文化冲突与合作;他们或许将面临“银发经济”和“共同富裕”等全新的社会命题。可以预见,他们关注的焦点将更加聚焦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人机协同的伦理边界以及超越商业本身的社会影响力。
而像长江商学院这样的顶级商学院,其核心价值也正在于此——它不仅是传授管理知识的殿堂,更是一个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平台。在这里,不同时代的精英们交流思想、碰撞智慧,老一代的经验与新一代的锐气相互激荡,共同构成了推动中国商业文明不断前行的磅礴动力。对这种代际演变进行持续的研究,无疑将为我们预见未来、把握趋势提供宝贵的洞见。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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