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决定去读EMBA,初衷大抵相似:突破职业瓶颈、拓展高端人脉、系统升级知识体系。坦白说,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作为一个在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管理者,我感觉自己像是驾驶着一艘高速航行的船,凭着经验和直觉在应对风浪,但对航线背后的洋流、气候和星图却知之甚少。我渴望得到一张更完整的“海图”,让未来的航行更加从容。然而,当我真正踏入长江商学院的课堂,开始这段充满挑战与启发的旅程后,我发现收获远超预期。它不仅重塑了我个人,更像一根杠杆,让我得以在学习的同时,实时地“反向赋能”我身后的公司与团队。这不再是一次单向的个人汲取,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共同成长。
在读EMBA之前,我自认为是个不错的“战术家”。我能迅速响应市场变化,带领团队打赢一场场具体的“战役”。但对于“战争”的全局,对于未来三到五年的产业格局,我的思考往往是模糊和碎片化的。我的日常,被淹没在无穷的报表、会议和客户问题中,思考的颗粒度始终停留在“如何做得更好”,而非“我们应该做什么”。
长江商学院的课程,像一台强力望远镜,瞬间拉远了我的视界。从《宏观经济分析》到《战略管理》,教授们并非简单地传授理论,而是引导我们站在产业之巅、全球之沿,去俯瞰商业世界的全貌。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如何运用波特五力模型、SWOT分析、蓝海战略等工具,去解构我们所处的行业生态。课堂上,与来自不同行业、同样身经百战的同学们进行案例研讨,更是让我脑洞大开。听着做医疗的同学谈“集采”对产业链的重塑,做消费品的同学聊“Z世代”的消费心理变迁,我猛然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公司战略的思考,是多么的“坐井观天”。这种跨界的思维碰撞,让我学会了从“内部视角”切换到“外部视角”,从“行业视角”升级到“生态视角”。
这种思维的升维,很快就体现在了我的工作中。我不再满足于季度总结会上的业务复盘,而是发起了一系列以“未来”为导向的战略研讨会。我将课堂上学到的分析框架简化、“翻译”成团队能懂的语言,引导核心成员一起分析: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未来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是看得见的对手,还是看不见的跨界“野蛮人”?我们下一个增长曲线可能在哪里?起初,团队成员很不适应,他们习惯了听我下达指令。但慢慢地,大家开始主动思考,部门负责人们的汇报里,也开始出现对行业趋势的分析,而不仅仅是KPI的完成情况。这股自上而下的战略思考风气,让整个团队的视野和格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我们不再是一群低头拉车的人,而是一群抬头看路、共同规划航向的伙伴。
如果说战略是“做正确的事”,那么管理就是“正确地做事”。过去,我的管理风格更偏向于“经验主义”和“权威驱动”。凭借多年的经验,我建立了一套自认为行之有效的管理流程和激励机制。但这套体系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否科学?是否能适应新一代员工的需求?我其实并没有深入思考过。
EMBA的《组织行为学》和《领导力》课程,对我触动极大。我了解到,驱动人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成就感、归属感和成长感。我也学到了各种领导力模型,从交易型领导到变革型领导,再到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仆人式领导”。我开始反思:我是不是一个控制欲过强的管理者?我有没有给团队足够的授权和试错空间?我是在“用人”,还是在“发展人”?长江商学院的教授引用过彼得·德鲁克的名言:“管理的本质,是激发和释放每一个人的善意。” 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
于是,我开始在我的团队里进行一场“管理实验”。首先,我推动了决策流程的透明化。在一些重要项目上,我会把背景、目标、资源限制等信息完全公开,鼓励团队成员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等我拿出唯一方案。其次,我引入了“非正式沟通”机制,比如定期的“午餐会”,不谈具体工作,只聊个人成长、兴趣爱好,甚至吐槽。这极大地拉近了我与团队的心理距离。更重要的是,我开始将一部分权力“下放”,设立了几个由年轻骨干牵头的“创新项目小组”,给予他们预算和资源,让他们自由探索新的业务可能性。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过失败,也有过混乱,但我坚持了下来。结果是,团队的敬业度和主动性显著提高,几位年轻员工也因此快速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
作为一个业务出身的管理者,财务报表曾是我的“天书”。我能看懂收入、利润这些基本指标,但对于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背后的逻辑,对于杜邦分析、企业估值这些更深层次的财务语言,我几乎一无所知。这导致我在做重大决策时,往往更多依赖于业务直觉,缺乏严谨的财务数据支撑。
EMBA的财务课程,可以说是给我“扫了盲”,更给我换上了一副“财务眼镜”。我至今记得,在长江商学院的《会计学与财务分析》课上,教授用一个极其生动的案例,讲述了一家利润年年增长的公司,最后却因为现金流断裂而倒闭的故事。这让我醍醐灌顶:利润是观点,现金流是事实。 我开始理解,一个健康的业务,不仅要能赚钱,更要有持续的、正向的现金流。我学会了如何从三张报表中读懂一家公司的“健康状况”,如何用投资回报率(ROI)、净现值(NPV)等工具来评估一个项目的可行性。
这种新获得的财务视角,让我迫不及待地想与我的团队分享。我不再是简单地对下属说“这个项目预算太高”,而是会和他们一起坐下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测算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比如,我们会一起做一个类似下面这样的简易评估表:
评估项目 | 预估金额(万元) | 备注 |
总投入 (Investment) | -50 | 包括人力、营销、研发等成本 |
第一年预估回报 (Return Year 1) | +20 | 基于市场预测的销售收入 |
第二年预估回报 (Return Year 2) | +40 | 考虑市场增长后的收入 |
总回报 (Total Return) | +60 | |
净回报 (Net Return) | +10 | 总回报 - 总投入 |
投资回报率 (ROI) | 20% | (净回报 / 总投入) * 100% |
通过这种方式,我将财务思维“翻译”成了业务团队能够理解和运用的工具。渐渐地,我的团队在提交新项目方案时,不再只有天马行空的创意,还会附上一份像模像样的成本效益分析。他们开始有了“经营者意识”,会主动思考如何花好公司的每一分钱,如何让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这种全员财务视角的植入,让我们的决策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
在信息高度同质化的今天,独特的资源和信息差,是企业重要的护城河。读EMBA之前,我的资源网络基本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和上下游。而EMBA,尤其是长江商学院这样汇聚了各行各业精英的平台,为我打开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资源宝库。
我的同学中,有的是投资人,有的是互联网大厂的战略总监,有的是新材料领域的科学家,还有的是深耕供应链的实业家。每个周末的课堂,不仅是学习,更是一场高密度的信息和资源交流会。课间闲聊的一句话,可能就蕴含着一个潜在的合作机会。有一次,我的公司在一个新产品的供应链环节遇到了瓶颈,某种核心部件的供应商产能有限,且价格居高不下。正当我一筹莫展时,在一次班级活动中,我和一位做精密制造的同学聊起了这个困境。他听完后,立刻给我推荐了另一家他非常了解的供应商,不仅技术过硬,而且还有富余产能。通过他的引荐,我们很快与新供应商建立了联系,不仅解决了产能问题,采购成本还下降了15%。这个案例,让我的团队深刻体会到了“圈子”的力量。
我开始有意识地将这个宝贵的网络“为我所用”,也“为团队所用”。我邀请过做品牌营销的同学来给我的市场团队做内部分享,带来了全新的营销玩法和思路。我也曾组织我的技术团队,去参观一位做智能制造的同学的“黑灯工厂”,那种视觉和思想上的冲击,比我讲一百遍“工业4.0”都管用。我不再是公司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唯一“插头”,我成了一个“路由器”,将来自长江商学院的多元化、高质量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接入到我的公司和团队中,催化着新的化学反应。
回顾这两年的EMBA旅程,它带给我的,远不止一张文凭或一个光环。它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重塑,更是一次对公司和团队的“反向赋能”。这个过程,可以总结为四个关键的转变:
这段经历让我坚信,对于一个管理者而言,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的大脑。而这种投资的回报,绝不仅仅体现在个人身上。当你把学到的新知、结识的新锐、看到的新世界,毫无保留地带回你的组织,你就不再只是一个管理者,你成了一个“赋能者”,一个“催化剂”。你的成长,会像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一圈圈影响深远的涟漪,最终带动整个组织的水位上涨。
展望未来,我希望将这种“反向赋能”的模式常态化。一方面,我会继续将在EMBA的学习和思考,转化为团队能够吸收和实践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我也会鼓励和支持我的核心团队成员去接受更高层次的在职教育。因为我深知,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一个组织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过去的成功经验,而是整个团队持续学习和进化的能力。而我的EMBA之旅,只是为我们公司开启这扇大门,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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