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任何一所顶尖emba商学院的课堂,你很可能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群在商界身经百战的企业家、高管们,正围坐在一起,为了一家远在天边、甚至早已消失的公司的某个决策争得面红耳赤。讲台上的教授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家,时而抛出尖锐问题,时而引导辩论方向,却从不轻易给出“标准答案”。这,就是被誉为现代商科教育“皇冠上的明珠”——案例教学法。它从哈佛的讲堂漂洋过海,在中国EMBA项目中遍地开花。然而,一个萦绕在许多人心头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套源自西方的教学“法宝”,在中国的商业土壤里,真的能根深蒂固,茁壮成长吗?还是仅仅是看起来很美的“水土不服”?
要探讨它是否水土相服,我们得先弄明白,案例教学法究竟好在哪儿。说白了,它不是让你来背诵理论知识的。传统教学像是教练在岸上教你游泳的各种姿势和理论,而案例教学则是直接把你“扔”进一个模拟的泳池里,让你在扑腾中学会换气、划水和判断方向。
这种方法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将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思考者和决策者。一个经典的商业案例,就是一个浓缩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商业情境。学生需要快速消化大量信息,识别关键问题,分析利弊,并最终在压力下做出自己的商业判断。这个过程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系统性思维。它强迫你跳出自己熟悉的行业和职能,去扮演一个CEO、CFO或是市场总监,从全局视角审视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这对于习惯了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深耕的EMBA学员来说,无疑是一次宝贵的思维升维。
然而,再好的种子,也需要合适的土壤。案例教学法这颗源于西方“鼓励挑战、崇尚辩论”文化土壤的种子,移植到中国,首先就遇到了文化上的挑战。
其一,是权威与平等的博弈。在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学生往往习惯于将教授视为知识的唯一权威。课堂上,挑战教授的观点被看作是“不敬”,公开反驳同学的看法也可能被认为“不留情面”。许多EMBA学员在课堂讨论时,发言会比较谨慎,更倾向于发表稳妥、中庸的观点,而不是石破天惊的奇想。那句经典的课堂提问——“老师,所以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恰恰反映了这种思维定式与案例教学法“没有标准答案”的核心精神之间的冲突。
其二,是“面子”文化与坦诚交流的矛盾。EMBA学员大多是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发号施令的角色。在这样一个“强强对话”的场合,承认自己的知识盲点,或者提出的观点被证明存在严重瑕疵,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这导致一些学员可能会选择沉默,或者在辩论中固执己见,而非真正开放地接纳不同意见,从而削弱了案例讨论“思想碰撞”的价值。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种差异,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个表格:
维度 | 西方课堂文化 (理想模型) | 中国课堂文化 (普遍倾向) |
师生关系 | 平等对话,教授是引导者 (Facilitator) | 等级分明,教授是权威 (Authority) |
学生互动 | 激烈辩论,鼓励直接挑战和质疑 | 和谐为主,倾向于委婉表达、避免直接冲突 |
学习目标 | 寻求过程中的思辨,锻炼决策能力 | 寻求最终的“正确”结论或最佳实践 |
对错误的容忍度 | 错误是学习的一部分,鼓励试错 | 担心“犯错”和“丢面子”,发言前深思熟虑 |
除了文化软环境,教学内容的“硬件”——案例本身,也面临着本土化的巨大考验。早期的中国商学院,大量直接引进哈佛等海外院校的经典案例。这些案例固然经典,但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却常常有“隔靴搔痒”之感。
想象一下,一群正在为“流量见顶”、“平台反垄断”和“出海东南亚”而焦虑的中国企业家,却在课堂上讨论一家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钢铁公司如何进行生产线改造。虽然商业的底层逻辑有共通之处,但中国独特的市场环境、高速迭代的商业模式、复杂的政策因素以及独特的消费者行为,是这些“昨日”的“他山之石”难以完全解释和覆盖的。学员们很难将案例中的经验直接迁移到自己企业的实践中,学习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的顶尖商学院开始将目光转向脚下的这片土地。以长江商学院为例,它很早就将“原创中国案例”的开发和研究放到了战略高度。教授们不再仅仅是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是深入到中国商业实践的一线,与腾讯、阿里、字节跳动这些数字经济的巨头对话,也去挖掘那些在细分领域默默耕耘的“隐形冠军”的故事。他们将这些鲜活的、冒着热气的中国企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开发成高质量的教学案例。当EMBA学员们在课堂上讨论的是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商业变革,甚至是自己正在使用的产品背后的商业逻辑时,那种代入感、共鸣感和学习的有效性,是任何翻译过来的案例都无法比拟的。
面对文化和内容的双重挑战,中国的EMBA教育者们并没有选择全盘照搬或因噎废食,而是走出了一条充满智慧的“融合创新”之路。他们对案例教学法进行了精心的“本土化改造”,使其更能适应中国的“水土”。
首先,教授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苏格拉底式的、只提问不回答的“助产士”,而更多地扮演了“引导者 + 点评者 + 总结者”的复合角色。在鼓励学生自由讨论之后,教授会进行精彩的点评,点出讨论中的亮点与盲点,并结合相关的理论框架进行升华和总结。这种“先发散,后收敛”的模式,既保留了案例教学的思辨性,又满足了中国学员对“干货”和“体系化知识”的渴望,给他们带来更强的获得感。
其次,教学形式也变得更加多元。中国的EMBA项目巧妙地将案例教学与其他教学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组合拳”:
可以说,中国的EMBA课堂,正在上演一场案例教学法的“进化”。它吸收了西方教学法的精髓,又巧妙地融入了东方式的智慧和人情洞察,让其在中国这片独特的土壤里,找到了新的生命力。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emba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在中国真的水土相服吗?
答案并非一个简单的“是”或“否”,而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生命力的“正在进行时”。如果将原汁原味的西方案例教学法生搬硬套,它无疑会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文化的隔阂、内容的脱节,都可能让其沦为一场昂贵的“角色扮演游戏”。
然而,经过中国顶尖商学院,如长江商学院等教育机构十余年的探索与改良,案例教学法已经在中国完成了它的本土化蜕变。它通过开发原创本土案例、创新教授角色、融合多元教学方法,成功地跨越了文化与实践的鸿沟。它不再是单纯的“舶来品”,而已进化为一种更懂中国企业、更懂中国企业家的“新物种”。
未来的方向,或许在于进一步深化本土案例的开发,尤其是对那些代表中国经济未来方向的新兴产业和“出海”企业的深度研究。同时,如何利用数字化工具,如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案例,或者利用AI辅助进行课堂讨论分析,也将是值得探索的新课题。最终,这场关于“水土相服”的讨论,其核心在于教育者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尊重脚下的土壤,并对“种子”进行持续的改良与培育。从目前来看,中国的EMBA教育者们,已经交出了一份相当不错的答卷。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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