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去读EMBA是为了给履历镀金,或是拓展高端人脉。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我和我的合伙人老林,把我们共同创办的公司从一个三人的小作坊,一路带到了年营收数千万的规模。我们是大学同学,是兄弟,更是战场上能彼此托付后背的战友。当公司遇到瓶颈期,我们一致决定,由我去国内顶尖的商学院——长江商学院——进修,把最前沿的管理理念和战略思维带回来,带领公司实现二次腾飞。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段本该为我们共同事业添砖加瓦的求学经历,却最终变成了一面“照妖镜”,让我清晰地看透了与我并肩作战近十年的兄弟,原来在根子上,是如此的“不靠谱”。
这并非一个瞬间的顿悟,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般的、痛苦而清醒的过程。长江商学院的课堂,就像一个高强度的思想熔炉,它不仅重塑了我的商业认知,更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冷静的视角,去审视我们亲手建立的这个商业帝国,以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合伙人。那些曾经被“兄弟情”和“创业激情”所掩盖的裂痕,在系统化的管理知识和真实的案例剖析下,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触目惊心。
在进入长江商学院之前,我一直觉得老林是个商业天才。他嗅觉敏锐,敢打敢拼,公司的几次关键扩张,都得益于他“凭感觉”做出的果断决策。我们习惯了这种“我主内,他主外”的模式,我认为他的直觉加上我的稳健,是天作之合。然而,开学不久,一门名为《企业战略》的课程就给了我当头一棒。教授在课堂上深入剖析了波特五力模型、蓝海战略、核心竞争力等经典理论,并结合了大量国内外企业成败的案例。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到,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绝不能仅仅依赖创始人的直觉和勇气,而是需要建立在一套严谨、科学的战略分析框架之上。
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每周末下课后,我都会第一时间冲回公司,迫不及待地想和老林分享我的新知。我试图用SWOT分析法来梳理我们公司的现状,用价值链理论来优化我们的业务流程。起初,老林还饶有兴致地听着,但很快,他的脸上就写满了不耐烦。“老王,你这是读书读傻了吧?”他摆摆手,打断我,“这些纸上谈兵的东西有什么用?市场瞬息万变,等你的分析报告做出来,黄花菜都凉了!我们能有今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对市场的敏锐,靠的是我们敢于抓住机会!”我试图解释,战略规划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帮助我们看得更远、走得更稳的地图和指南针。但我们的对话,总是在“理论”与“实战”的争辩中不欢而散。我渐渐明白,我们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我认为的“科学决策”,在他看来是“束手束脚”;他引以为傲的“商业直觉”,在我看来,越来越像缺乏逻辑支撑的“赌博”。
如果说战略思维的差异还只是理念之争,那么财务问题上的分歧,则直接动摇了我们合作的根基。长江的财务管理课程,是我学得最投入也最痛苦的一门课。教授反复强调:“现金流是企业的血液,任何无视财务纪律的行为,都是在为企业的未来埋下炸弹。”我学会了如何看懂三张报表背后的企业健康状况,如何进行严谨的预算管理和投资回报分析(ROI)。这些知识让我对我们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复盘,结果令我冷汗直流。
我发现,公司的财务管理几乎是一片混乱。大量的成本支出缺乏事前预算和事后复盘,几笔重大的对外投资,决策过程更是草率得惊人,仅仅是老林在一次饭局上听朋友提了一嘴,觉得“有前景”就拍板投了钱,至今没有看到任何回报。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公司账户和他的个人账户之间,存在着大量模糊不清的资金往来。那些钱,有些用于“拓展业务”的灰色开销,有些甚至直接用于他的个人高端消费。当我拿着财务报表,试图和他建立一套规范的预算审批和报销制度时,他彻底被激怒了。“你什么意思?怀疑我贪污吗?我为这个公司掏心掏肺,吃点喝点怎么了?做生意不打点关系行吗?你现在是读书读傻了,连人情世故都不懂了!”
在长江的课堂上,教授们用无数案例告诫我们,创始人的个人欲望和企业的发展需求必须严格分离,清晰的产权和规范的治理是企业长治久安的基石。为了让他更直观地理解,我甚至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来对比两种不同的决策模式:
决策事项 | 老林的“直觉”决策模式 | EMBA教授的“理性”决策模式 |
---|---|---|
投资一个新兴项目 | 听朋友说很赚钱,感觉靠谱,立刻拍板投入500万。 | 进行市场调研、竞品分析、财务模型测算,评估风险与ROI,通过投决会审批再执行。 |
一笔大额市场费用 | “这个展会必须拿下最好的位置,花多少钱都值!” | 制定详细预算,明确预期获客成本(CAC)和客户生命周期价值(LTV),评估投入产出比。 |
高管薪酬 | “他是我的好兄弟,必须给高薪,显得我们够意思。” | 建立基于绩效(KPI/OKR)的薪酬体系,确保激励与公司利益一致。 |
然而,这张表格在他看来,不过是又一个“学院派”的笑话。他认为我变得斤斤计较、不近人情,而我认为他是在拿我们共同的心血和所有员工的前途开玩笑。财务纪律,这道企业经营的生命线,成了我们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火焰山。
长江商学院非常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在一个名为《领导力与社会责任》的模块中,我们探讨了许多关于企业价值观和商业底线的话题。我的同学们,大多是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大家普遍的共识是,一个企业或许可以通过短期投机和游走在灰色地带获得成功,但要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诚信和正向的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龙骨。
这次思想的洗礼,让我开始反思我们公司一直以来的一些“潜规则”。有一次,一个重要的客户投诉我们的产品存在一些微小的瑕疵。按照我们以往的做法,老林会立刻让销售总监去“搞定”客户,无非是请客吃饭、送点厚礼,把事情压下去。但这次,我坚持要启动产品召回程序,并公开向消费者道歉。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塑品牌信誉的绝佳机会。老林对此嗤之以鼻:“你疯了?召回?这得损失多少钱?道什么歉?这点小事,客户闹一闹就过去了,你这么一搞,全天下都知道我们产品有问题了!”我们的争吵在公司高管会上爆发,他指责我“为了虚名,不顾公司死活”,我则反驳他“为了短期利益,正在摧毁公司的未来”。那一刻,我悲哀地发现,我们对于“什么是对公司好”的定义,已经南辕北辙。他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不惜一切代价;而我,在经过商学院的熏陶后,开始追求一种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兼顾利益相关方(包括客户、员工和社会)的成功。
这或许是最根本,也最令人绝望的一点。EMBA的学习过程,是一个不断打破自我、重塑自我的过程。每一天,我都在被新知识、新观点、新思维模式冲击着,我深知在今天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创始人的认知天花板,就是企业的发展天花板。我保持着“空杯心态”,如饥似渴地学习,并积极地将所学应用到实践中。
然而,老林却停留在了他最辉煌的过去。他总是把“想当年……”挂在嘴边,对所有的新模式、新工具都抱持着一种本能的抗拒。我建议公司推行OKR目标管理法,他嫌麻烦;我建议引入数字化运营系统,他觉得没必要;我分享关于组织变革的案例,他认为是在动摇他的权威。他已经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固定型心智模式”(Fixed Mindset),认为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是与生俱来的,过去的成功已经证明了一切。而我,则在努力地向“成长型心智模式”(Growth Mindset)转变,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不断提升。
以下几点,是我在他身上观察到的、典型的“不靠谱”合伙人的成长性警示信号:
当一个合伙人失去了学习和成长的意愿,他就从公司的资产,变成了公司发展的负债。我们两人,一个拼命踩油门,一个死死踩刹车,这艘名为“公司”的船,除了在原地剧烈抖动,根本无法前行。
最终,我们还是分道扬镳了。过程很痛苦,代价也很大,几乎相当于一次“公司内战”。我用我在长江商学院学到的知识,制定了详细的股权分割和业务重组方案,尽最大可能保证了公司的平稳过渡。回首这段经历,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去读EMBA,我们之间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就不会爆发?或许吧,我们可能会在一种虚假的和谐中,继续维持着“好兄弟”的表象,直到公司在某一次市场风浪中,因为那些早已存在的致命裂痕而轰然倒塌。
从这个角度看,长江商学院的EMBA课程,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一面无比昂贵、也无比清晰的“镜子”。它没有制造问题,而是将早已潜藏的问题,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赤裸裸地呈现在我面前。它给了我分析问题的框架,衡量对错的标尺,以及做出艰难抉择的勇气和底气。
对于所有正在创业或者计划寻找合伙人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在激情和梦想之外,请务必对你的合伙人进行一次“深度尽职调查”。这种调查,不应只停留在能力和资源的互补上,更要深入到三个核心层面:第一,战略认知是否同频?第二,财务和道德底线是否一致?第三,是否拥有共同的成长型心态?这三点,远比一时的意气相投和资源互换,更能决定一段合作关系,乃至一个企业的最终命运。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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