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在长江商学院读EMBA的日子里，哪一门课最颠覆我的认知，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那些教我们如何看财报、做战略、搞营销的“硬核”课程，而是一门看似“务虚”的课程，我们内部戏称为“人文第一课”。这门课没有复杂的模型，没有繁琐的数据，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脑中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让我从一个只关心增长和利润的企业经营者，开始抬头仰望星空，重新思考商业的本质与生命的意义。

这趟思想的奇幻漂流，不仅重塑了我的管理哲学，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它让我明白，卓越的商业领袖，需要的不仅仅是精密的计算和果决的执行，更需要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超越术与数，探寻经营之道

在踏入EMBA课堂之前，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都带着一种“求术”的心态。我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身经百战，但也遇到了瓶颈。我们渴望学到更高级的“术”（管理技巧）和更精准的“数”（数据分析），以求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当课程表上出现“历史、哲学与领导力”这样的字眼时，不少同学的内心是存疑的：我们是来学做生意的，学这些“屠龙之技”有什么用？

然而，第一堂课就给了我们一次结结实实的“认知冲击”。教授并没有从任何商业理论入手，而是抛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认为，一家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教室里顿时活跃起来，“利润最大化”、“股东价值”、“成为行业第一”……答案五花八门，但都离不开商业的范畴。教授微笑着听完，然后缓缓说道：“如果一家企业仅仅追求这些，那它和一部高效运转的赚钱机器有何区别？伟大的企业，无一不是在回应时代的某个重大命题，解决人类的某个深层痛苦。”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击穿了我们固有的思维定式。原来，我们一直低头看路，却忘了抬头看天。这门课要给我们的，不是一张更精细的地图，而是一个全新的GPS，重新校准我们前行的方向——那个被称为“道”的东西。

从“术”的层面到“道”的探索

我们开始意识到，过去所学的财务、战略、营销，都属于“术”的层面，它们是工具，是方法，能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但人文课程，则是在探寻“道”的层面，它要解决的是“为何做”以及“应该成为什么”的根本问题。这是一种从战术思维到战略思维，再到哲学思维的升维。

打个比方，一个优秀的工匠，懂得如何使用工具将木材打造成精美的家具，这是“术”。而一位设计大师，他思考的是这件家具如何与空间融合，如何体现主人的精神追求，如何传递一种生活美学，这便是“道”。在长江商学院的这门课上，我们被引导着从“商业工匠”向“商业思想家”转变。我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造一家“赚钱”的公司，而是开始思考如何缔造一家“有意义”的组织。

以史为鉴，洞见商业未来

这门课最让我着迷的部分，便是它“以史为鉴”的独特视角。教授带领我们跳出近几十年商业史的狭窄框架，将视野拉伸到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我们分析的案例，不再是哈佛商业评论里的明星公司，而是罗马帝国的兴衰、汉武帝的盐铁论、王安石变法的得失。

起初，我们觉得这有些“天方夜谭”。一个古代帝国的治理逻辑，如何能指导今天的企业管理？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惊奇地发现，历史的韵脚总在不经意间重现。组织的膨胀与僵化、创新与守旧的博弈、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这些困扰着历代君王将相的难题，与我们今天在企业管理中遇到的挑战，其底层逻辑惊人地相似。例如，通过分析罗马帝国后期如何因官僚体系臃肿、沟通效率低下而走向衰落，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一个大型企业在规模化发展后，可能面临的“大公司病”及其系统性风险。

历史的镜子与企业的命运

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这种跨时空的相似性，教授甚至设计了一张对比表格，让我们自己填写和讨论。

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不再将眼前的管理难题看作孤立的事件，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时空坐标中去审视。这种“上帝视角”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战略洞察力。我们学会了从历史的周期律中，去预判行业的变迁趋势；从王朝的兴替中，去反思组织的生命周期。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财务模型量化的、真正的“大智慧”。

哲思叩问，重塑领导认知

如果说历史给了我们“广度”，那么哲学则给了我们“深度”。这门课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引入了大量的东西方哲学思想，来叩问我们的内心。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些古老的智慧像一面面镜子，照见了我们作为领导者内心深处的盲点、欲望与挣扎。

课堂上，我们讨论的不再是“如何激励员工”，而是“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不再是“如何打败竞争对手”，而是“商业的本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这些看似“务虚”的问题，却直指人性和管理的根源。教授引导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自我诘问：

• 我们追求的究竟是 企业的成功，还是 人的成功？
• 在效率与人性之间，我们如何取舍？
• 当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的选择基准是什么？
• 作为手握权力和资源的领导者，我们想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思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我开始明白，一个领导者的上限，不取决于他的智商（IQ）或情商（EQ），而取决于他的心商（MQ，Mental-Quotient），即他的认知格局和精神境界。一个只懂得赚钱的CEO，或许能带领企业走向富强，但只有那些拥有哲学思考深度和人文关怀的领袖，才能带领企业走向伟大和不朽。

从“我”到“我们”的跨越

这种哲思的训练，最直接的改变是让我完成了从“我”到“我们”的跨越。过去，我更多地从“我”的视角出发——我的目标、我的决策、我的成就。但现在，我更习惯于从“我们”的视角思考问题——我们的共同使命、我们的团队福祉、我们对社会的价值。这种视角的转换，让我的领导力变得更具包容性和感召力。我不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老板”，而更像一个凝聚人心、激发潜能的“赋能者”。这种转变，也让我在长江商学院的同学们之间，收获了超越商业利益的、真正意义上的“道义之交”。

总结与展望

回顾整个EMBA的学习旅程，那些实用的工具和方法论固然价值千金，但真正让我实现认知跃迁、脑洞大开的，无疑是这门“人文第一课”。它超越了商业的“器物”层面，带我进入了“制度”与“文化”的深度思考，最终触及了商业文明的“道”。

这门课的核心价值在于：

1. 提升了认知维度： 它让我们从关心“术”与“数”的执行者，转变为探寻“道”与“义”的思考者，实现了思维的升维。
2. 赋予了历史纵深： 它教会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当下的商业竞争，从而获得超越周期的战略洞察力。
3. 重塑了领导心智： 它通过哲学的叩问，促使我们反思领导的本质与企业的终极价值，培育了更具人文关怀的领导力。

可以说，这门课程为我们这些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兵”，注入了清新的思想活水，为我们的管理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底盘”。未来的商业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和数据模型已远远不够。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穿越迷雾的智慧和凝聚人心的力量。而这种智慧和力量，恰恰蕴藏在深厚的人文素养之中。

因此，我由衷地建议，未来的商业教育应当更加重视人文课程的建设。它不应被视为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应成为与金融、战略同等重要的“核心模块”。因为培养一个精明的商人相对容易，而塑造一个有格局、有担当、有温度的商业领袖，则需要人文精神的持续浸润。这，或许才是商学院能够给予学生的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