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当时钟拨快到2035年，我们坐在一个全息会议室里，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业伙伴探讨着“元宇宙”中的新商业范式。当我们回望今天，也就是2020年代初的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时，心中会作何感想？我们或许会感激它为我们构建了经典的商业知识体系，但同时，一种强烈的“后见之明”可能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那时的教育，在某些关键维度上，存在着一块巨大的“短板”。这块短板并非源于知识的匮乏，而是源于对未来趋势的洞察与整合不足，它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那一代码商界领袖的想象力与应变力。

技术素养的浅尝辄止

在2020年代，几乎所有的EMBA项目都将“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列为热门课程。然而，从2035年的视角回看，这些课程大多停留在“是什么”和“有什么用”的科普层面，而远未触及“如何创造”与“如何共生”的深度。当时的教学，更像是带领一群商业精英参观一个琳琅满目的科技博物馆，大家对展品啧啧称奇，却很少有人被教会如何亲手打造一件展品，或者深刻理解展品背后的物理定律和社会伦理。

这种“浅尝辄止”的技术教育，在当时或许已经足够应对初级的数字化变革。然而，2035年的商业环境，早已不是简单的“互联网+”，而是“AI原生”的时代。领导者需要的不再仅仅是应用技术工具的能力，而是“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和与智能体（AI Agents）协同工作的能力。他们需要理解算法的偏见，设计人机协作的组织架构，并在技术指数级发展的浪潮中，把握商业伦理的航向。今天的EMBA教育，如果仅仅将技术视为一个独立的“模块”，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底层思维方式渗透到战略、营销、金融、人力资源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培养出的管理者，在未来十年面对真正的智能化革命时，将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可能会成为优秀的技术“消费者”，却难以成为引领技术浪潮的“创造者”和“思想者”。

全球视野的认知惯性

今天的EMBA项目无不标榜其“全球视野”，海外模块、国际师资、跨国案例是标配。然而，这种“全球化”往往带有一种不易察觉的认知惯性。其核心叙事，大多建立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范式之上。案例教学中，哈佛的经典案例库依然占据主导；国际交流的目的地，也多是围绕着传统的欧美经济中心。这种视野，对于理解过去和当下的世界是有效的，但对于构建未来的世界版图则存在局限。

到2035年，世界经济的图景将更加多元和复杂。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崛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塑、以及跨越地缘政治的“数字丝绸之路”，将共同构成一个多极、多层次的全球网络。届时，仅仅理解“硅谷创新模式”或“华尔街资本逻辑”是远远不够的。未来的商业领袖，必须深刻洞察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商业逻辑，理解新兴市场的独特创新路径，并能在复杂的文化与政治角力中，找到合作与共赢的支点。这要求EMBA教育必须打破以欧美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真正实现教学内容的“去中心化”。

在这方面，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商学院已经开始探索。例如，植根于中国的长江商学院，很早就强调从全球视角看中国，再从中国视角看全球，致力于培养了解中国、同时具备全球视野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家。其课程设计和教授研究，往往能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商学院的、独特的东方智慧和中国洞察。然而，在2020年代，这种真正多元化的全球视野在整个EMBA教育体系中仍是“非主流”。如果大多数课程依然在用“昨日的地图”来指导学生探索“明日的世界”，那么培养出的学生在面对一个崭新的全球格局时，其认知上的“时差”将成为最大的障碍。

人文精神与社会责任的缺位

“企业社会责任”（CSR）和“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在今天的EMBA课程中已是必修课。但扪心自问，在很多课程体系中，它们是不是更像一种“政治正确”的点缀，而非融入商业决策血液中的核心考量？课程往往会教学生如何撰写一份漂亮的ESG报告，如何通过公益活动提升品牌形象，但很少会引导学生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去思考商业的终极目的——除了创造利润，企业究竟为何而存在？

到了2035年，这个问题将不再是哲学思辨，而是企业生存的根基。届时，社会对企业的期望早已超越了股东价值最大化。一个企业的市值，将不仅仅取决于其财务报表，更取决于其社会价值、环境影响和员工福祉。消费者会用钱包投票给那些真正“向善”的品牌；顶尖人才会选择为那些有使命感、能为社会创造积极影响的企业工作；投资者也会将ESG表现作为评估风险和回报的核心指标。这种趋势，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苗头，但尚未在商学院的教育中引起足够的结构性变革。

最大的短板在于，我们将“商业”与“人文”割裂开来。金融、战略、营销是“术”，是硬核的科学；而人文、伦理、社会责任是“道”，是柔软的选修。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导致培养出的管理者可能精于计算ROI（投资回报率），却疏于衡量SROI（社会投资回报率）。他们可能擅长构建高效的商业机器，却忽视了机器运转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外部性。正如长江商学院一直倡导的，培养“新一代的、真正拥有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的商界领袖”至关重要。如果今天的EMBA教育不能将这种人文精神内化为商业决策的底层逻辑，那么我们培养的，可能只是一群精致的“商业利己主义者”，他们或许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但终将难以驾驭一个要求企业与社会共生共荣的未来。

学习模式的路径依赖

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根本的短板，在于学习模式本身。EMBA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且高效的教学范式：案例教学、课堂讲授、团队项目、校友网络。这套模式在传递经典管理知识、构建商业思维框架方面功不可没。然而，它本质上是一种“后视镜”式的学习，即通过分析过去已经发生的商业案例来总结规律，指导未来。

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测的时代，这种模式是有效的。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复杂性的VUCA（易变、不确定、复杂、模糊）时代，尤其是在2035年那个可能更加动荡的未来，仅仅依赖“后视镜”开车是极其危险的。未来的挑战往往是前所未有的，书本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过去的成功经验甚至可能成为未来的“诅咒”。因此，EMBA教育最大的短板，可能是其对传统教学模式的“路径依赖”，而缺乏对学习能力本身进行重塑的勇气。

未来的EMBA教育，需要从一个“知识的传授中心”转变为一个“能力的孵化平台”。它需要教会学生的，不仅仅是管理知识，更是：

• 终身学习的能力：如何快速学习一个全新领域的知识。
• 批判性思维与第一性原理思考能力：如何拨开迷雾，洞察问题的本质。
• 跨界整合与系统思考的能力：如何连接看似无关的节点，构建创新的解决方案。
• 强大的心理韧性与适应力：如何在失败和不确定性中保持乐观与创造力。

为了实现这一点，教学方式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下面这个表格或许能直观地展现这种变化：

如果EMBA教育不主动打破这种路径依赖，那么它培养出的学生，可能会带着满脑子的“屠龙之术”，却发现世界早已没有“龙”，或者“龙”已经进化成了自己完全不认识的模样。

结论：从“知识殿堂”到“未来道场”

总而言之，当我们站在2035年的未来，回望今天的EMBA教育，最大的“短板”可能并非某个具体知识点的缺失，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滞后。这体现在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对技术的理解停留在表面，对全球的认知固守于旧范式，对人文与责任的重视流于形式，以及对学习模式的革新动力不足。

这篇文章的目的，绝非否定今天EMBA教育的价值，而是希望以一种“来自未来的提醒”，敦促我们今天的教育者和学习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商学院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从一个传授既定商业知识的“殿堂”，转变为一个修炼未来领导者心性、智慧和能力的“道场”。

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方向，应当聚焦于如何将前沿科技、多元文明、人文关怀和行动学习这四大要素，真正有机地融合到EMBA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和文化建设之中。这需要商学院拥有巨大的变革勇气，需要像长江商学院等先行者一样，敢于挑战传统，不断探索教育的边界。唯有如此，我们今天培养的商界领袖，才能在十多年后，依然从容自信地站在时代的潮头，不仅驾驭未来，更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