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如何理解全球新局面？

解析两种未来发展模式

识势者生，顺势者为，取势者胜。
宏观生存环境决定了国家和企业当下和未来几年的机遇和挑战，那么，什么才是当今的“势”呢？

项兵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

首日课程中，创办院长项兵就“全球大变局及世界新格局：观察、思考及中国企业的应对之策”进行精彩授课，为企业家们建立全球大变局及世界新格局的思维框架，看清本质与逻辑规律。
在开学第一课回溯DBA创办初心，项院长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没有产生任何一个管理理念可以风靡全球。而长江DBA的使命就是要将中国先进的管理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提炼，形成源自中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管理理念，推动东西方双向交流，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与此同时，在当今经济模式、地缘关系、技术创新等各方面都在发生重要变化的关键时刻，全球进入大变局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生存，企业家比以往更加需要全球视野和全球思维。项院长详解了两项面向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 和“大风流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令全球瞩目。需要思考的是，在中国的发展方式中，有哪些元素可以被全球借鉴乃至复制，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项院长认为，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推手，中国在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方面尤为突出，成功经验具有全球可复制性和可借鉴性。

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

所谓“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大型企业和新富豪不断出现及不断迭代的现象，这种持续不断产生的“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奇迹的推手之一，他们给年轻人提供了较好的上升通道，增强了社会流动性，为推动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值得深度挖掘与传播的中国元素。

“大风流创新”是指引领式的、原创的、开辟新行业及新赛道的、在全球有一定可借鉴性与可复制性并具有全球相关性及影响力的创新。大风流创新企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商业模式或关键技术具有原创性、引领性，以崭新的科技及商业模式开辟新行业、新赛道；

二、具有持续的全球影响力，通常具有较大规模，能够进入 “世界500强” （营业收入）、最赚钱公司（利润）、全球市值/估值最高公司等榜单；

三、通常拥有全球较高的员工工资水平，股东也能得到丰厚回报；

四、能够以全球应对全球，有效整合全球各类资源，包括全球市场、资本、人才、科技、创新元素等。

在此次课程中，项兵院长还就共同富裕话题进行了详述。项院长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具有的共同特征是，较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加上公平公正透明、深度覆盖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成熟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法治环境所营造的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以及奋发有为的企业家精神是创富与造富的根本。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市场机制主导的一次分配的不可或缺性毋庸置疑。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一收一支”进行再分配。
纵观全球，积极有力的二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西欧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以强有力的二次分配，通过积极的税收制度和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贫富差距，其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可以控制在0.26-0.27区间。
面向未来，推进落实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我们需要更为积极有力的二次分配，强有力的、公平公正、普惠共享并深度覆盖的二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
项院长对DBA同学们提出希望，要聚焦此类社会问题，聚焦未来，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他还提出，要尽量跳出传统思维定式看问题，不能仅仅从中国看中国，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全球视野下来考虑，从世界看中国，扩宽参照系，既要了解个性，也要了解共性。
实际上，在社会创新方面，长期以来长江也一直以身作则，以战略差异化贡献着力量，包括将人文课程系统引入管理教育，倡导企业家学员践行公益慈善，弘扬社会创新，通过加强政府、企业、社团组织、公民社会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更为系统地应对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的问题与挑战。

- 2 -

如何理解中美经济？

三个层面看未来增长点

李海涛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学位项目&校友事务及

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副院长

长江商学院学位项目&校友事务副院长李海涛教授在此次模块课程中，以“中美经济与资本市场：回顾与展望”为题做了分享，其中他对美国经济韧性因素的分析，启发了企业家学者们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增长的长短期驱动力。

李海涛教授表示，美国虽然经历了40年来最快速的加息，但加息尚未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期的衰退。目前美国利率倒挂（长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预示着经济大概率会进入衰退，但这种衰退将会是温和的。

疫情后美国推出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快速恢复，高通胀出现，进而2022年3月开始加息，通常加息后会出现经济下滑，进入衰退，但这一情况在美国没有出现，通胀被控制住，其失业率越来越低。

美国经济的韧性因素之一是金融周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处于政府加杠杆，企业、个人降杠杆的过程（中国处于个人、企业、政府加杠杆的过程）。疫情之前，美国居民和企业的杠杆率比较低，因此此轮加息对其影响不大。

韧性因素之二是其藏富于民的财政与信贷政策。疫情之后，美国政府给个人发钱，也为企业带来纾困政策，使得个人和企业可以克服疫情造成的压力。此外，美国老百姓的抵押贷款真实利率也比较低，老百姓负担没有那么高。

韧性因素之三是AI带动技术进步和股市反弹，而AI所带来的科技创新和巨大潜力才刚刚开始。

韧性因素之四是美国已进入制造业超级周期。美国政府通过“基建法案”、“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正在推动其芯片半导体、新能源电动车，清洁能源、生物制造领域的回归和增长。

对于中国经济形势，李海涛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GDP逐步恢复，但经济复苏未反映到股市表现上，在消费、企业景气度、就业及GDP环比增长方面出现一定的乏力状况，这源于目前中国所处的金融周期、消费及投资信心、地产行业滑坡，以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出口及外商投资冲击等问题。

黄育川

世界银行原中国局局长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

世界银行原中国局局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在此次模块课程中也分享了他对中国增长前景的看法。过去30年中，中国的增长率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这得益于中国从中央计划式经济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以及实现了与全球经济的外部融合、活动的集中化和内部整合（人口流动、货物流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中长期持续放缓；

第二，金融和债务问题；

第三，人口老龄化、生产力下降及投资回报下降；

第四，地缘和经济问题加剧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从技术创新角度看，2010年到2023年，中国的创新指数排位上升很快。中国的情况非同寻常：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它的创新程度非常接近，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富裕程度差不多的国家比起来，创新程度要高得多。“也因为这一状况，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美国，非常担心中国创新程度之高，是否会追上美国，因此想将中国的技术发展势头抑制住。”

追溯生产率增长中的知识创新来源，外国知识占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生产率增长的很大部分，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生产率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国外知识和研发，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吸收国外技术及实现技术转移的能力比其他国家都要强，速度也更快。因为形势转变，近年来中国开始大力加强自主研发力度。

从创新力层面看，他指出，基于科学的半导体、生物技术、品牌制药，基于工程的通信、汽车、铁路、航空，基于客户的互联网服务、家居产品、家用电器、消费电子，以及效率驱动的大宗商品和化学品、纺织、电子设备和建筑机械是中国的四大创新驱动力。

从社会层面看，未来中国需要广泛的改革议程，包括宏观经济和金融改革（特别是地方-中央财政关系和房地产市场的融资安排），户口、养老金、教育福利等社会改革，以及国营与民营资源分配方面的结构改革。

- 3 -

如何理解新全球化？

看中国企业的中东机遇

商业思想家德鲁克曾说，对CEO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寻找正在发生的未来。

陈龙

长江商学院DBA项目创始副院长

罗汉堂创始人、为溪创始人

在以“寻找正在发生的未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为题的分享中，长江商学院DBA项目创始副院长陈龙教授表示，寻找正在发生的未来，也是寻找有确定性的未来；同时，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如果方向出错，可能几年后就会有巨大差别。

寻找正在发生的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提升吸收信息的转化率，提升洞见，陈龙教授希望帮助企业家学者们找出趋势背后的逻辑，帮助企业去判断生存环境里的机遇和挑战。

陈龙教授认为，俄乌冲突标志着新全球化的开启，这一阶段是一个以自由贸易和价值观双轴驱动的全球化。美国、欧洲及新兴国家（东南亚、金砖四国等）都是参与方。其中新兴国家非常重要，它们占全球GDP增长的一半以上，中国是其中很多国家的最大进出口国。而与欧美不同，新兴国家相较于对价值观的诉求，更寻求稳定的经贸发展环境。

对中国来说，全球化的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也因此，中国的打法跟美国的打法不一样。美国是双轴驱动的全球化，以价值观为核心去串起其科技、贸易、金融；中国不会关起国门，而会积极推动全球化与贸易、推动和平。

长期来看，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会长期存在，但长期的经贸关系也会存在，这意味着中西方企业会依据地缘政治经济、韧性风险、响应速度、本地生产成本、本地生态协同能力、本地市场需求及各地特色，通盘考虑并重新做全球布局。

陈龙教授认为，在当前阶段，中国企业家做全球化有三大优势：

第一，供应链整体优势；

第二，工程师优势，而工程师优势叠加供应链优势，意味着中国做高端制造的优势；

第三，中国企业家优势。

就中国制造和出口而言，无论是因为地缘政治，还是响应速度等，价值链下游改变会最大，下游可能要更加本地化，意味着今后几年中国的出口贸易会有非常大的改变，中间品贸易会变得很重要，很多末端组装生产可能不在中国了，而是越来越在本地化，更响应当地市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