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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访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李海涛 教授“治”校

发布时间:2013年05月06日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年5月6日

长江商学院有一套自己的办学思路:不参加国际商学院的认证与排名,采用教授治校的模式。其将此称为“大风流”的创新精神,并引以为傲。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李海涛的解读是,长江商学院的教授团队希望做到学术独立,并始终致力于将它打造成“谷歌+苹果”的新一代商学院,并以“大风流”的 创新精神参与世界顶级商学院的竞争。这种模式下,再加上李嘉诚基金会强大财力支持,聚集一大批世界级教授,更确保了自己拥有世界级商学院的竞争实力。

然而,如何让每个长江商学院学员在掌握金融管理知识同时具备企业家人文精神,成为长江商学院全新的时代使命。

《21世纪》:长江商学院的一大办学特色就是教授治校,您作为长江商学院主管MBA与在职金融MBA(FMBA)项目副院长,能否结合自己教学经历,谈谈教授治校的特色?另外,能否解读一下什么是“大风流”的创新精神?

李海涛:其实,商学院的管理体制和企业治理类似,都必须给自身长远发展制定一套可持续的管理方式。对商学院而言,是一味追逐市场热点与商学院排名高 低,还是站在“为中国企业培养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企业家”的发展战略层面,决定着商学院管理体制是采纳院长主导型,还是教授治校型。

长江商学院从创立初期,选择的就是后者。在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下,院长没有权利任命或提升教授,而是由全部教授组成的教授委员会进行讨论并实行无记 名投票,这就打破了院长一言堂式的人才引进模式,确保每一位新聘教授能够符合长江商学院的教学水准,另一方面,这也能保证MBA、FMBA(在职金融工商 管理硕士)与EMBA等教学课程设计,能最大限度提升学员的金融财务知识面与企业管理技巧,而不是一味迎合所谓的市场热点。

这种教授治校的体制也让我在长江商学院为FMBA进行课程设计时能够尽可能地引入最前沿的金融思想与工具。比如我到长江商学院任教后的一项研究工 作,就是将欧美最新的衍生品风险定价模型与信用估值方法引入长江商学院FMBA教学课程,其中有些风险评估模型未必能适用于当前国内金融投资领域,却带给 所有学员国际化视野与金融创新思路。随着国内信用债、衍生品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相关投资风险开始被放大,这些风险评估模型总有一天会成为学员管理金融市 场风险的重要工具。

不过,在一些追求市场热点而制定教学课程的商学院里,这些风险评估模型的相关教学课程,则可能被有所弱化。因为它们现在还不是金融市场的热点话题。所以,“教授治校”能够保证教研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将最前沿的金融知识与管理思想引入到课程体系。

长江商学院“大风流”的创新精神,也是基于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所提炼的一种办学思路,从教授聘请到课程设计,再到学术研究环节,坚持走长江商业院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参与西方商学院认证与排名模式,通过教学模式的各种创新,让学员能全面及时了解全球最新金融知识与发展趋势。

《21世纪》:既然教授治校管理体制能够确保卓越教学品质,为何长江商学院还要在2006年率先引入人文课程,成为首家提出培养企业家人文精神的商学院呢?教会企业家“人文精神”,是否与商战优胜劣汰的残酷生存法则相矛盾?

李海涛:其实这并不矛盾。长江商学院提倡的企业家人文精神,是让企业家与公司高管不要将商学院所学到的金融管理技巧,视为“让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赚钱工具。一个成熟的企业家或公司高管,除了关注公司利润增长与员工幸福指数,还要关心所处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及企业的社会责任。

长江商学院一直向每个学员强调,企业家与公司高管不要成为一个赚钱机器,而是对社会有贡献、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除了将这种人文精神植入教学环节,长江商学院还鼓励学员身体力行参与社会实践。比如长江商学院EMBA学员在校学习的两年期间,必须完成6天的义工工作;MBA与FMBA同学则以支教、竞走募捐等形式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企业家人文精神的培养,其实对企业长远发展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举例说,企业业务多元化发展需要相应的人才,但如何吸引到这些人才,除了高薪与职业发 展空间,还有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与企业家精神去“感动”他们。这里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如何关爱员工,还包括如何打造一个办事高效的管理团队并给予足够的 业务授信。

《21世纪》:您是放弃美国密执根大学商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工作,全职加入长江商学院。您认为您的加入,及长江商学院正推行的在职金融MBA项目,能给希望一展抱负的国内金融人才带来哪些国际视野与全球理念?

李海涛:我之所以选择加入长江商学院,是因为我觉得长江商学院拥有很多世界级的金融系教授。他们毕业于哈佛、耶鲁、MIT等院校,都曾在美国知名商学院任教过。他们和我一起给中国学员带来最前沿的金融投资理念和对世界经济的洞察力。

在中国任教期间,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才刚刚开始,有很多金融创新业务可以拓展,充满机遇。但中国金融人才最缺少的,是如何抓住机遇挺身而出,创造事业和财富。

而长江商学院教授和FMBA项目给国内金融人才带来的,是产品创新思路、风险管理技巧和在全球金融中心学习的平台。除了传授专业金融知识,长江 FMBA项目还开设海外游学课程,带同学去国外的世界顶级商学院与金融机构学习参观,让大家通过长江商学院这个平台感受到全球金融投资领域最新发展趋势, 最终帮助学员成为拥有全球视野并能立足中国的高端的金融人才。

《21世纪》:谈到在商学院学习深造的目的,长江商学院一直都在追求教学水准的“全球视野”与“国际高度”,你能否结合近年全球金融创新领域全新发展趋势,谈谈长江商学院能给国内金融机构高管提供哪些前瞻性的国际新思维?

李海涛:我就以美国次级房地产抵押证券化产品(CDS)的风险管理与创新奖励机制最新变化举例。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多数美国金融机构只是根据信用评 级机构信用报告给CDS定价,从不考虑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但在雷曼兄弟倒闭后,一切都改变了。首先是所有欧美金融机构都开始关注CDS交易对手的以往违 约记录与现金流状况,找出引发投资风险的所有源头;近年我在美国参与的一项研究,就是将部分美国银行所有CDS交易记录收集起来做风险评估模型,研究其中 一家银行出现违约后,将如何影响到其他银行偿债状况,进而演变成一个系统性风险。

不过,这并不等于美国银行就会降低CDS产品的金融创新力度。这些银行需要转变的,则是针对CDS产品创新的奖励机制。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一次性高 额奖励,往往令银行创新部门不计后果地制造各种CDS产品创新而隐藏投资风险;如今,没有一家银行会再提供一次性高额奖励,而是将奖金与CDS产品风险度 挂构,分期发给银行创新部门人员。

这或许让国内金融机构在产品创新时可以借鉴的激励措施。在中国,金融产品创新的一大管理难题,同样是如何在激励机制与风险管理措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长江商学院,其实教授的教学任务并不重,但每个教授必须用很多时间去做研究,并把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在课堂上。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关于CDS等金融衍生品激励制度与风险管理手法如何完美对接等,让每个学员能够从中得到启发,这也是长江商学院一大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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