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和长江商学院许成钢教授（图左一），因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殊荣。

哈佛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雅诺什·科尔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埃里克·马斯金通过视频发表了祝贺词，2016年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发来贺信，吴敬琏教授到场发表演讲。

*以下内容整理摘录自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贺词



我在遥远的布达佩斯向你们送上我最真挚的问候。很遗憾没能参加这一隆重的典礼。我和妻子Zsuzsa衷心祝贺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学者荣获中国经济学奖，成为这一新设立奖项的最早获奖者。该奖项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最高奖项。我的两位学生，同时也是亲密的朋友，能够拿下该奖项，我感到非常自豪。两位获奖者的学术战绩和社会战绩无疑将成为传颂的典范。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友谊也在渐渐加深。我对成钢的事迹表示惊叹。高中时期，他便对毛泽东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自愿离开熟悉的城市，开始真正地“到人民中去”。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坚持学习政治经济。那时他便开始写作并发表论文。1970年，他被污蔑为“反动分子”，被禁闭并遭受种种磨难，直到6年后才洗清罪名。此后，他被分配去做各种手工活。他有着很长一段学习生涯，先是在清华大学读研，之后又到哈佛深造。当我看到他面带着熟悉的微笑侃侃叙述过去的经历时，我对他是又敬又畏。如果换作是东欧人，肯定会非常愤慨地讲述这样一段经历。



这张照片是我与成钢在赫尔辛基会议上的对话画面。当时我已经读过他准备发表在JEL上的论文初稿。我们还多次书信交流观点，谈论如何抛开经济学的思想禁锢，从社会科学家的角度来全面深入分析国家体制，确保将经济学、政治学、政治哲学与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如果只考虑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而忽略全局，是无法真正了解这个国家。

西方的职业大门永远为颖一和成钢敞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回国发展，展示对祖国真挚的爱。爱国主义绝非是任何民族主义口号可以传达的，行动才是最好的传达方式。颖一和成钢积极传播现代知识和批判性思维，编写研究书籍，并引领大学教育，以此帮助改善广大同胞的生活。


两位均受到《软预算约束综合征》理论的启发。颖一还就此写了相关主题的博士论文，利用并发展了数理博弈理论的Dewatripont和Maskin模型。论文获得广泛认可，并被刊登上著名经济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他和成钢两人曾多次就这一主题展开论述。成钢确切地论述了这一综合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影响，并指出这也是经济过热的主要因素，导致日本经济停滞，以及后来美国和全球范围的经济大萧条。

成钢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制度》也颇有影响力，于2011年发表在著名的《经济文献杂志》上。这是20年来《经济文献杂志》刊登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热烈祝贺钱颖一与许成钢获得这一重要的研究奖项。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颖一和成钢是我在哈佛的学生，也是我最早教过的中国学生。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一直致力于伟大的研究，而这一奖项也只是他们诸多成就的一小部分展示。

颖一和成钢已经合作了很久，且颇富成效。他们的合著研究中有一篇是有关于创新，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创新的对比，或者说是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经济的对比。

成钢，颖一，以及热若尔·罗兰另外一个重要的合作研究是有关比较经济学中的M型结构和U型结构。颖一、成钢和热若尔认为U型结构和M型结构间的对比对于理解经济学来说同样很有帮助。他们认为前苏联是U型经济而中国是M型经济，他们对两者之间的比较也很感兴趣。

我非常荣幸能够与成钢和颖一合作进行了M型结构和U型结构的对比研究，我们对M型结构比U型更易进行经济运行评估这一点很感兴趣，因为你可以比较不同省份的经济产出，比如GDP指标，从而来衡量每个省的经济情况。

成钢在不与颖一合作的情况下也完成了许多研究，比如他与王一江合作的研究，帮我们了解了在投资项目时，有时投资者之间具有冲突利益，形成不同的投资组合，会更有优势。


亲爱的成钢和颖一：

我非常高兴得知你们两位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这是一个特大喜讯。首先，该奖项含金量很高，是一个了不起的奖项，而且，又恰好是你们二位获此殊荣。你们两位无论独立研究还是合作完成，都有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课题进行了创新性和相当有影响力的研究，这些课题包括激励机制、组织形式、转型经济、等级结构、去中心化、软预算约束等。

得益于你们二位对学术文献和中国结构的深刻认识，你们能够从独特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阐释，因此，你们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于这些课题的认识。从这一点来说，你们的研究对于全球经济学研究都很重要。你们除了从事开创性研究之外，同时还作为教师、学术管理人员、领导，以及很多经济学家的良师益友等身份，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

你们是新一代首批前往西方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经济学家，你们树立的榜样激励着无数的后学之辈，有一点我最为了解，你们一直致力于推进改善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环境，使其不再封闭落后，能够走向自由开放、充满巨大活力和潜力。其中一项努力就是你们于1994年组织了一场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会议“京伦会议”，我能够出席深感荣幸。那次大会是思想和文化交流的盛宴，至今令我难忘。鉴于你们二位取得这些成就，这次大奖颁给你们再适合不过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必须要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周的相关活动，我一定会亲临现场，见证这一令人激动的时刻。我希望尽快与你们见面，同时，让我再次祝贺你们获得此项实至名归的荣誉！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决定授予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教授 “2016中国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这个决定是恰如其分的，也完全符合我所熟悉的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

在过去将近40年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远未完全到位，我们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也正在为战胜这些困难殚精竭虑，希望能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排忧解难。不管是过去推动改革和发展还是排除当前的障碍，钱颖一教授和许成钢教授都是这个经济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所以，他们的获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给他们的奖励不仅是归于他们个人的，也是对为改革做出了专业贡献的经济学家群体的肯定和表扬。

我觉得，钱颖一和许成钢的学术研究中，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值得赞许和效法。第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强烈的专业精神（professional spirit或professionalism spirit），谨守经济学的学术规范，不懈地追求专业上的完美。第二个可贵之处是（他们都有）很大的理论勇气。


所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都面临着改革其制度、解决其各方面激励机制的问题，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激励机制，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激励机制等。和世界上所有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制度转轨和经济高速发展并行，成绩斐然，但依然面临严峻的困难与挑战，这些都与中国的制度提供的各方面激励机制紧密相关，本年度的两位获奖者，对此提出了整套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充分解释了这些问题。

许成钢教授对中国的地方分权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和钱颖一、马斯金（Eric Maskin）、罗兰（Gerard Roland）等共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概念，为全面分析中国的制度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帮助人们从制度影响激励机制的角度，完整认识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包括在30年取得的主要成绩及其局限，并从制度的角度，分析和认识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其次导致这些问题的制度基础，他和皮斯特（Katharina Pistor）提出了不完备法律理论，为设计激励相容的执法制度，包括法律的监管机构提出了基本原则，这些工作为改革行政制度和执法制度提供了社会科学的原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钱颖一教授和许成钢教授！


许成钢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美国科斯研究所(RCI)的理事（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在加入长江商学院之前，曾任香港大学《钟瀚德》经济学讲座教授及《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曾在哈佛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任职，曾任世界银行和IMF的顾问，曾任《亚洲法律经济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首尔经济学学刊》共同主编、《经济金融学学刊》共同主编、《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等。许成钢博士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见诸国际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包括《经济学文献期刊》、《政治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学评论》、《经济学研究评论》、《美国法与经济学评论》、《欧洲经济学评论》等，其中《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获得2013年孙冶芳经济学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