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结构性问题待解

本文来源于《财经》

平衡发展与财富不均，并举创新与包容性增长，以全新思维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是时代提出的挑战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日前在北京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他以其独特的全球视野，从宏观角度切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从微观层面剖析了企业经营困局， 全面解析了全球经济中所面临的几大矛盾。项兵教授认为，在适应全球重大转变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需要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要站在“月球上看 地球”，以更高的视野把握发展的大脉搏，从而探索解决矛盾之道。 　　

四大结构性问题 　　

《财经》：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时间，发达国家仍深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之中，经济复苏迹象微弱。您认为这些国家的问题在哪里？ 　　

项兵：普遍观点认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行业出了问题，而我则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背后的成因更为复杂。 　　

在此次金融危机前，西方发达国家自二战后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发达国家的成功来自于多种因素，包括两个最为基本的要素：民主政治 和市场经济。这二者结合形成了一个有助于经济发展且相对成熟的政企关系。这种相对良性的政企关系构成了多年来西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 　　

在企业层面，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发达国家成长起来了一批优秀企业，如IBM、GE、西门子、巴斯夫、Shell等等，这些企业为打造中产阶层占大多 数的社会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中起到了带头作用。此外，美国富商在承担社会责任和关爱社区方面的做法也可圈可点。比如，以巴菲特、 比尔·盖茨为代表的美国富商承诺在他们去世前把自己财富的50%捐给慈善业，巴菲特本人迄今为止已经捐赠了其财富的97%。目前，在美国财政赤字日益严重 的情况下，巴菲特等富商又牵头提出缴纳“富人税”，以帮助他们的国家走出困境。这个“富人税”倡议也得到了法国、意大利、德国一些富商的积极响应。以上元 素综合起来在西方国家——至少是在苏联解体以后——近二十年的一段黄金发展期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但与此同时，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和矛盾也在逐渐地积累，目前还在持续的金融危机（包括欧债危机）是这些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结构性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国家主权债务在诸多发达国家已上升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受老龄化、高福利、全球竞争力下降和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许多发达国家国债的GDP 占比都很高，不少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已达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如希腊主权债务占GDP的比例已达160%。在西方现行的民主体制下，国民都希望维持甚至扩展现 有的福利，这些国家经济调整所必须推行的紧缩财政政策都会招致选民的不满而导致政府更迭。比如，2011年，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四国政 府都因呼吁实行紧缩政策而被更换。 　　

第二，在信息高度社会化的今天，西方愿意从政的社会精英可能逐渐减少。伴随着信息民主化时代的到来，信息透明度越来越高，这使从政人士及其家人承受 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愈加凸显的信息社会化趋势，可能令西方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选择不从政，这可能导致西方民主社会体制距离“精英治国”的目标渐行渐 远。 　　

第三，经济贸易投资全球化和政治本土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的全球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世界经济在贸易、投资、企业经营与管理 等方面都愈来愈全球化。跨国公司（尤其是源自新兴市场的）数量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政治体制，包括以民主选举为特征的制度的本土性基本 上没有改变。这种政府治理本土性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脱节，可能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过去，西方主流思想认为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种“历史终级式”解决方案。但是现在看来，这种组合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民 主化的今天面临着巨大挑战。本土政治与全球化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对称与不协调可能会给全球经济继续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可能会 造成新的全球性经济动荡。目前，“G8”和“G20”的成立是为应对这种挑战所做出的一些努力，但这些机制的有效性仍有待观察。 　　

第四，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组合也解决不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橄榄型结构”是发达国家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所谓的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 会。近三十年来，美国社会财富地图发生了明显变化。目前，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警戒线0.4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最近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报告指 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比例已经从1970年的65%下降到当今的44%，在中产阶层逐渐萎缩的同时，美国家庭的中值收入也逐年减少，加之税制缺陷，使美国 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日益恶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的报告指出，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恶化，社会固化与分化也在加剧。这说明， 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下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从伦敦骚乱到占领华尔街，2011年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运动 是可以理解的。 　　

《财经》：您提到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阶层固化与分化、本土政治与经济全球化等矛盾，对许多新兴经济体也是一个难题吗？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哪里？ 　　

项兵：收入与财富不均在新兴市场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新兴市场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其缔造富商的功能强大，其问题是在打造中产阶层方面成效不佳。 　　

在这些国家，第一次分配的结构性不合理很难通过二次分配（税收）和三次分配（捐赠）来有效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兴市场的现有发展模式也具有不可持续性。面向未来，我们必须探讨更加包容、有利和谐的新发展模式。 　　

在中国，还有很多行业管制过严或垄断性突出，通过新一轮放松管制就可能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所以对中国来说，即使全球经济出现一些较大的动荡，但中 国经济可以通过放松管制而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经济确实具有许多独特的发展潜能，例如我们的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只有43%，而美国为 82%，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70%左右，相比之下中国的服务业在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 　　

解困之道 　　

《财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不小的结构问题，而至今并没有一种所谓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完全跨越这些障碍？ 　　

项兵：此次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好处之一是，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发展模式是至善至美的。面向未来，我们需要超越成见与偏见，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多元的发展模式并探讨新的发展之路。在发展模式上，我们也许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具体来讲，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多元化的经济体之一。 　　

首先，当前的中国经济集合了世界各种主流管理模式：美国式、日本式、德国式、英国式、法国式、韩国式、海外华人式、中国香港式、中国台湾式及中国大 陆形形色色的本土模式。中国经济所展示的管理模式多元化、开放性和全面融合能力可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反观其它国家，在美国，是美国模式主导，日本是由 日本模式占主流，而德国是德国模式流行。因此，如果我们想预见未来的管理与发展模式，中国的实践或多或少能提供一些线索。 　　

其次，从外贸依存度来看，中国最高曾达到过75%，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0%以内。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是各主要经济大国中与全球经济融入度最高、最开放、最包容的一个经济体。 　　

我们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在取得包容性增长的同时，又能允许、鼓励和弘扬我反复倡导的像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大风流创新。日本基尼系数是0.24，在发达国家中最低，其社会可谓超级和谐，但这种超级和谐可能限制了大风流创新。 　　

需要怎样的企业家 　　

《财经》：您提到经济发展需要大风流创新的企业，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们的发展？ 　　

项兵：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既没有在日本这样超级和谐的社会产生，也没有诞生在欧洲这样 历史悠久并且文化根基很深的地区。在过去，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确实各有各的特色，但大风流创新方面美国似乎独步天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企业如果期望在全球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逐步地实现由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的转变，中国必须产生一批我所称之的依靠大风流创新惠及全球的伟大商业机 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以互联网相关的新经济领域中取得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地位，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长江商学院弘扬全新的思维方式，倡导“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运用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等杠杆来整合全球资源，并用“以全球应对全球”和“链 条对链条的竞争”新思维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来大力推动源自中国的大风流创新，为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增长点。我对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