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年04月16日
与其小心翼翼地呵护经济增长的下限，不如反思我们对经济超高速发展带来副作用的容忍度的下限。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尤其如此。
明天，中国将对外公布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这一数据被普遍视为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的重要参照。届时，关于GDP的猜想将引发新一轮的讨论。但是，有一点常识的人应该意识到，如果一个经济体可以三十年以每年10% 的速度增长，而且是在政府引领下的增长，我们不用问这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这个经济体一定有高度的不平衡结构，大量的腐败，以及无法容忍的环境污染。
在人类历史里，经济增长实际是个新鲜事儿，工业革命之前，全球人均GDP在两千年来几乎没有实质增长。经济体的规模完全由人口的多少来决定。工业革命以及后来的高科技革命带来了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但平均速度也在每年3%左右。10%的经济增长是奇迹，只在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地区发生过：比如二战后的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在所有这些高速增长的例子里，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平衡结构，腐败和环境污染。经济超高速增长是一记猛药，必然有它的的副作用。
我国的经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政府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这两点都决定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副作用在中国体现出来的必然性和严重性。
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实际和所有这些高速发展的经济体的某些时段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出口和国际市场的依赖，高储蓄低消费，制造业发达服务业落后，等等。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都实际采取了一个同样的发展模式。我们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从绝对值上看是发展，但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只是和发达经济体的靠拢。这种靠拢的原动力来自于经济的全球化。我们搞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开放很难想像改革能有现在这样的成功业绩。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大致限于资本，技术和管理，而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小很多，穷国要向富国靠拢只能靠制造而不是服务。发展的速度越快，制造业就越相对发达，服务业就越相对薄弱，经济从独立的角度看就越不平衡。 高速发展需要资本，所以超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无一例外都有非常高的储蓄率，或是非常低的消费率。
腐败也是政府引领的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在一个经济体里，如果政府有着绝对的权威，这个经济体就和一家公司非常相似。一个公司如果想取得高速的增长，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公司的规模越大，对员工直接监督的成本就越高，花费在员工激励上的费用就越大。最普遍的方式是公司根据增长的业绩给员工提升，发奖金，或是分配股权。没有合理激励机制的公司不可能有长期高速的增长。但国家和公司不一样之处在于政府官员名义上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从政治上杜绝了高额工资和津贴的可能性（个别国家比如新加坡是特例）。但为了取得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激励机制又不得不有。于是腐败变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非官方激励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有能力的人愿意成为官员，工作也非常努力，但同时把腐败看成了薪酬的一部分。这里就会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发展越快的地方，官员越有作为，他往往伴随着越猖獗的腐败。那么作为政府，面对腐败，处理起来就很棘手。一方面腐败是件坏事，要杜绝，一方面又必须提供激励机制才能让有能力的官员努力工作，从而实现经济超高速增长的目标。如果经济增长是主线，那么必然或多或少就需要容忍一定局部的腐败。容忍度越大，腐败就越严重。但腐败实际是个传染病，一旦成了气候，有才能无才能的官员，有成绩无成绩的执政者，都会积极参与，于是腐败的激励的功能就会下降，体系腐蚀的功能变成主导力量。
环境污染和腐败实际如出一辙：由于政府的主要目标是GDP的增长，但环境指标又不在GDP里有所体现，政府自然不会在保护环境上下力气。更糟糕的是，一个好的环境是公共资产，污染的坏处大家承担，但好处是污染者自得，于是大家都争相恐后污染环境，目的是低成本带来的利润。 最后，加上超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都是以高污染的制造业为主，而不是低污染的服务业，自然发展越快，污染就越严重。
目前，三十年来的经济超高速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就像一个人吃猛药治病，有时药的副作用要比病本身更糟糕。所以我们就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惩治腐败，改善环境。但我们必须清醒：如果持续政府主导的超高速经济发展，这些副作用将很难有所改善。减小政府在经济体里的影响，降低GDP增长的速度是大幅缓解这些副作用的两记必需的解毒药。
本文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与金融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