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中国曾经出过一个精明过人、富甲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富豪，他就是沈万山，他的从商经验告诉我们，做大生意，一定不能只懂买卖、看商品、善用市场，还必须懂政治、看形势、善用政策。
元末明初，中国曾经出过一个精明过人、富甲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富豪，他家资超过数十亿两银子，农工商一体，店号遍及中国，生意远达东南亚各国，相传曾与朱元璋对半修南京城墙，甚至要为朱元璋承担军费。此人乃中国著名水乡苏南周庄的沈万山是也。
沈万山的故事，发生在距今约650年前的元末明初。他的经验，反映了中国封建时期政治集权体制下政企关系的基本规律，说明了那个时期政治智慧对中国商人成败的重要性。
沈万山出生于周庄的一户比较殷实但仍属平常的农家，年轻时便不喜务农，认为那样没有出息，认为经商方能致大富。
沈万山开始经商时，也和很多其他商人一样，比较忽视政治，偏重“市场调节”，自己出钱，贱买贵卖，长途贩运。他看到江南纸折扇便宜漂亮，便买了到北京去卖，却因那年北京阴雨凉快，纸扇卖不动，都发了霉，卖出的几把还不够房钱和官府的苛捐杂税。他血本无归，靠乞讨回家。回来后，因没了本钱只好憋在家里，老实了一阵。后来屈从父意，讨了个农家女子为妻，才从父亲那里分到一些田产，以此为抵押，才又有了1000两银子作为本钱再入商场。这样的小本生意，有时赚，赚得不多，有时赔，赔得干干净净。
不久，沈受到高人指点。相邻吴江县巨富陆老先生告诉他：“经商之兴衰与国家之兴衰紧密相连……那些元人，只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风烟四起之际，既为经商设置关卡重重，又平添了许多机遇，是英雄还是枭雄，这就看你如何把握了。”后来的沈万山，就是充分把握好了政治机遇，连续三级跳，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巨商。
第一跳，是将苏南的粮食和丝绸非法贩运到苏北，提供给农民起义军张士诚，再将张士诚提供的私盐，靠张士诚武装护送倒卖出来（张士诚的苏北义军为盐民背景）。这样，两头赚的都是销路有保证的暴利商品。几笔下来，他很快成为了百万级（资产超过百万两银子）富翁。
第二跳，是以跳楼价买下了大半个苏州的商业后，他的数百万两银子的投资很快就翻了几番。起因是，张士诚要攻打苏州，苏州城内人心惶惶，所有生意人都想尽快变现躲避战祸。沈万山和张士诚很熟，凭他对张的了解，他相信张来苏州不是路过来劫掠的，而是要以苏州为根据地，与他人一争天下。为此他认为，张士诚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苏州，他进城后一定不会烧杀抢掠，而是尽快恢复秩序，发展经济。根据这一判断，沈万山在大家争先恐后将商铺和存货出手之际，用自己手头的500万两银子，加上变卖和抵押所有财产得来的资金，吃进了这些商铺和存货。结果，他赌对了。这一跳，使沈万山成为了千万级富商，加入了巨富的行列。
使沈万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屈指可数的超级大巨商的，是他的第三跳。在元朝政府明令禁海的条件下，他居然可以打着皇家的龙旗，开着十几条船扬帆出海，到东南亚大肆走私。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张士诚曾经降元，元政府要张从南方运粮食到北京，张则让沈万山为其操办此事。沈万山知道，政府长期禁海，出海的贸易必定是暴利。早就想出海到南洋去做大生意的沈万山满口答应了张士诚。于是，他在朝廷的船里，一半装上粮食，另一半装上自己的私货，皇船打着龙旗，大摇大摆、畅通无阻地通过所有关卡。出了长江，他便兵分两路，装皇粮的北上复命，装私货的扬帆南下去东南亚发财。不出所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货物，卖到东南亚，都是数十数百倍的暴利。沈万山船队随行人中，有人带了一些成本5两银子一筐的桔子，竟然在南洋卖几两银子一个，一筐桔子，卖到了1000两银子。从南洋回来，沈万山的财富已达十几亿两银子之巨，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首富。
沈万山这三级跳，每一次都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对政治机遇的把握。敢与张士诚做走私生意、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是关键，这样的生意，做早了风险过高，掉脑袋的可能性太大，做晚了就没了机会。敢在张士诚打苏州前，倾其所有，买下大半个苏州商业，靠的也是搞清政治家所图所要，在此基础上准确判断其政策走向。至于走私南洋大发洋财，则更是直接利用了政府资源，特别是皇船和出海通行证这样的政策资源。
然而，获得巨大成功的沈万山，晚年却栽了。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沈万山竭力讨好。他慷慨解囊，出资修南京城，还要为朱元璋出军费养军队。这些举动，换来了朱元璋对他表面上的礼遇有加，常和他共宴对饮，背地里却是从骨子里对他的反感和警觉：如果哪天沈万山拉队伍和自己对着干，资源可是太充足了。想到这点，朱对沈万山便有了必除之而后快的念头。他抓住沈的“历史问题”，说他曾资助叛军张士诚，要杀他的头。后因多方说情，朱总算没杀沈（照朱元璋的性格，这已属不易），只将他的财产全部没收，将他流放到云南，沈万山最后凄凉地死在了那里。
沈万山政治上这最后一笔，比他的前辈、春秋时期越国政治家后转为巨商的范蠡可就差远了。他错就错在没有搞清朱元璋的政治逻辑，错在知进却不善退。
沈万山的故事虽属个案，却符合古今中外最重要的一条生意经：做大生意，一定不能只懂买卖、看商品、善用市场，还必须懂政治、看形势、善用政策。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化工企业杜邦公司，于200多年前，靠着与美国立国之父们的友谊起家，后来又发了几次战争财，越做越大。还有大家熟悉的索罗斯，一夜赚了10亿美元，是因为他准确判断，英国政府的管制早已使外汇市场积累了巨大能量，他赌这个能量一定要释放，从而导致英镑大贬值。但索罗斯不懂中国政府决策的特点，冲击港币，却铩羽而归，成为败笔。这些个案，与沈万山在时间和空间上虽相距千万里，但在生意经与政治经、政策经的关系上却异曲同工，值得有雄心壮志的商界朋友们好好回味与思考。
（作者现为长江商学院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2007年5月14日《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