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企业应对全球化的最大挑战，不仅仅是管理与技术对接，最难也是最重要的是价值的对接，以及中国企业商业道德的重塑。
前段时间我在国内一个大城市出差时哮喘病发，到一家区级的国有医院看急诊，值班的医生在止住了我的哮喘之后，其目的马上转移到把世界上最贵的药都开给我吃，把世上最贵的药都打到我的身体之中。这位医生的价值取向已经不是把我的病尽快治好，而是想从我这个病上获得最多的利润与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为医者，不再有“医者父母心”，反把患者当作刀俎下的鱼肉。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在这种有关人身安全的重要行业，如果医院与医生的道德底线可以如此轻易地被突破，给世人带来的威胁是可怕的。这种价值取向的偏离，可能很难靠技术和管理的改进来解决。
事实上，这种不顾道德底线牟利的行为，不仅仅局限于一个行业，正如最近流行的一条手机短信：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奶粉里我们认识了三聚氰胺。在利益的诱惑下，有多少企业把持不住，突破道德底线，舍义逐利？
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迫使我们必须全面反思我们的商业体系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早在2007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食品中，就发现了三聚氰胺。此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检测设备，都无法检测出这种成份，因为，相关检测机构此前根本不可能想到，竟然有企业会将三聚氰胺加入到食品中。但在此次“毒奶粉”事件中，除三元之外的22家主流企业，都难逃干系。
“毒奶粉”事件极大地重创了在“中国制造威胁论”之后中国企业苦苦维系的中国品牌形象。在以中国食品为主的日本，很多商店已经将中国食品下架，75%以上的日本市民发誓不再吃中国食品。在韩国，食品医药监管局宣布在中国制造的10款食品中检出三聚氰胺。韩国市民对于中国食品普遍失去信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甚至将中国食品与毒品一起，列为未来韩国加强惩罚的领域。由食品领域的怀疑，很容易延伸到对于中国产品的普遍怀疑。
海外市场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连婴幼儿产品都会出现“毒奶粉”事件，那么还有什么道德底线是一些中国企业不能突破的？这一事件对中国企业的负面影响要用怎样的努力，要用多长时间才可能消除？
“毒奶粉”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极大关注。温家宝总理在美国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的理念、道德和责任融合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和资本天然而正当的属性。但是，一个企业要赢得社会的承认和接受，对于道德底线的尊重与遵从，是其先决条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诞生了一大批富有潜力的企业。在商业社会初期，由于法制的不完善和监管的缺失，商业规则尚未建立，使一些企业的不道德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很多企业的“经济人”过度偏执与迷信，忽略了企业对于社会的责任，也罔顾企业的道德，坑蒙拐骗、假货横行、不讲诚信等潜规则流行。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商业规则逐步建立、法制逐步完善过程中，由于惯性，很多企业仍然无法彻底告别以往突破道德底线的做法。
中国企业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不仅仅是技术、管理和创新，而是道德问题。中国企业一直大而不强，难以产生伟大的商业机构，缺少对于道德底线的遵守，也许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如果我们个人与机构漠视道德底线，我们多年构建的商业大厦可能轰然倒塌。几代人奋斗而获得的品牌与声誉，可能会毁于一旦。发自内心的对道德底线的认同与重视，是一个企业被国际商界接受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侥幸的心态。也许我们要努力奋斗很多年，才能赢得世界民众对中国产品的接受与信赖。但是，这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然之路。
也许我们对于道德底线的坚持，意味着对于眼前局部利益的牺牲，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持续而久远的发展，出现一批源自中国的备受全球尊敬的商业机构。近年来我一直强调的是：民族企业应对全球化的最大挑战，不仅仅是管理与技术对接，最难也最重要的是价值的对接，以及中国企业商业道德的重塑。
（原文发表于2008年第三期《创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