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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兵——把脉中国企业形势,放眼全球依靠创新发展

文章来源:《中华儿女》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启了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序幕。在新的发展机遇下,中国亟需一批兼具全球视野与民族情怀的企业家群体。他们能够在全球化浪潮下,带领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参与全球资源整合与产业竞争,并努力造就一批源自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可这样的人才哪里来呢?

2002年底,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以及高层管理教育中心主任的项兵博士,接受李嘉诚基金会的邀请创办了长江商学院。项兵豪言,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创新商学院发展模式,为中国的再崛起培养一批世界一流的企业家人才,力争用十年时间使长江商学院成为亚洲最好、世界一流的商学院。

项兵其人

项兵是安徽人,1979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那个时代,念书都是为了国家,志在报效祖国。”项兵谈到,受“科教兴国”的影响”,他选择了工科,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项兵的第一次自我思想与认知革新发生在1982年。那年,中国第一次派遣大学生代表团访问日本,有19个人,项兵是其中之一。日本之行给项兵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他不仅见识到了日本科技的先进,商业的发达。同时,像东京都这么大一个城市,人口如此稠密,但公共秩序却有条不紊。项兵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富强,不仅需要发达先进的科技,也需要有效的管理——从理念到方法。

大学本科即将毕业,项兵在学校成绩不错,他被学校选定给予交大奖学金去美国麻省理工(MIT)继续攻读工科硕士学位。然而,日本之行带给他的震撼与启发让他下决心改变专业。他放弃了MIT,放弃了工科,从此与管理学结缘。“说实话,那时候决心要学习管理的时候,还分不清楚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管理学。”项兵说。1983年,项兵公费远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在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攻读管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又在该校取得了财务管理专业博士学位。

1993年,学有所成的项兵决心回国,第一站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1996年,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正式创办,项兵成为7位创办教授之一,由此开启了他在国内从事管理教育的事业。在中欧,项兵成为较早一批在中国大陆为欧美企业做管理培训的教授。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欧美企业特别重视员工的培训,而在中国内地参加员工培训的外国人大约只占10%,绝大部分是我们中国人。“那时,欧美企业进入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还包括技术、流程、管理理念及实践,同时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本土管理人才。”项兵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一个企业无论走到哪里,都应努力在世界各地寻找优秀的人才,愿意培养本土人才。他强调指出,“培养本土人才是有巨大挑战的,跨国公司愿意这样做,秉承了‘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思维方式。人才不分国界,能够创造价值的都是可以为己所用的英才。这种视野与格局,是跨国公司重要的成功之道。”此外,这也体现了这些跨国公司的全球责任与担当。“培养大量的本土人才,可以为目的地国家和地区贡献优秀的管理人才,提升本土企业的管理能力,长期看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

1996~1998年间,项兵在中欧系统接触了大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1999年,项兵加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负责高层管理教育项目。在中欧和北大光华的工作经历使他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经济要赶上来,不仅仅是科技进步,更需要企业在管理理念、业务流程、管理的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全方位提升。项兵深刻意识到,中国管理教育的一个重中之重是提升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这是一件长期且具意义重大的事业。同时,未来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也需要提升全球责任与担当精神,为世界各地的发展培养人才,创造财富。

培养中国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全球责任与担当,成为项兵所致力于的管理教育事业。正是在这样的初心和背景下,他在2002年接受李嘉诚基金会的邀请,参与创办了长江商学院。在长江,项兵下定决心以全球视野和创新理念,创建一所源自中国的世界级商学院,为中国培养一批世界级企业家。

丰富、多元的人生阅历练就了项兵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激发了他广泛学习、时刻学习的意识和态度。作为60后,他经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中国疾风骤雨般的社会发展变革。学习和工作的关系,他接触过大量的国企、民企和外企的核心管理者。这些企业及企业家遍布世界各地,拥有着多样的文化背景和管理方式,企业所处成长阶段也有很大不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和管理问题各异。自创办长江商学院以来,项兵每年都要参加大量会议,其中有很多是比较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开论坛或闭门学术会议,交流的对象可谓全球精英,涵盖商界、政界、学界、文化及体育界等。

这些人生历练,使项兵长期秉承跳出现象寻本质的思维定式。“核心是视野与格局。不以新视野和新格局去看待发展中的世界,坐井观天或夜郎自大,都不利于中国企业真正融入世界,与世界一起发展,并赢得尊重。”项兵说,“其次是心态和价值对接。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整合,离不开价值观的塑造。此外,还要有‘互学互鉴’和‘以全球应对全球’的新思维。伟大与优秀是属于全世界的,学习并利用一切‘伟大与优秀’的资源,以全球应对全球,才可能真正强大自我,成就伟大。”

全球视野下的领导力与企业家精神

2002年年底长江商学院创立,其使命是为中国能培养一批世界级企业家。在项兵看来,他们应具备五个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和领导能力。

第一是全球视野。项兵指出,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一批可以全球挣大钱的企业,例如IBM、GE、杜邦、宝洁、微软、亚马逊、Google、Facebook等等。同时美国有一批金融机构,如花旗、摩根斯坦利等,管理了全球近50%的财富——管理全球财富以及这些金融机构依靠全球财富转移获利也是美国经济强大的核心能力之一。反观中国,今天入围世界500强的大中华地区企业总数超越了美国。但绝大部分局限于在中国本土市场挣钱,很少能在全球主流市场和主流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华为可能是少有的例外。“一个国家的复兴强大、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必须出一批可以征战全球的企业和企业家队伍。”项兵强调说,“中国需要出一批能够全球市场挣钱的企业。要做到这一步,首先需要具备全球视野,要放眼世界看发展。”

第二是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有了全球视野,才能视“全球资源为我所有”;懂得通过整合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赚钱。反之,以“老洋务”的思维,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体用之争”,可能无法适用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竞合关系。

第三是全球责任与担当。在中国经济再崛起过程中,中国诞生一批世界级企业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需要为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做出中国的贡献。从革命性新产品、颠覆性重大管理革新、全球人才培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中国企业要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和贡献。进一步讲,中国企业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世界各地发展,要能够帮助各地的社会和社区更好的解决问题,找到利他的同时挖掘利己的机会,使用合适的方法和手段一步步切入商业项目。仅仅利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对当地社会和社区的责任与担当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没有这种真正的担当,企业在当地的项目很难有可持续的发展。有全球责任与担当,这样才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被接受,再过一段时间是被信任,更高的境界是被尊重。一步步来,中国企业才能在全球取得成功,也会更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第四是人文关怀与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包括政治价值观、文化及外交政策等。当今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发展模式不同,发展阶段各异,由此所关注和重视的发展问题也各有不同。在经济利益“术”层面之外,或许还有许多超过了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利益的“道”层面的因素值得我们重视与考量。世界由多元价值观组成,上述因素及各种价值观无问西东,客观上同融共存。尤其在全球大变局的今天,“道”层面的价值观元素可能将更加多元化,世界的发展模式及其解决方案也将更加多元化。由此,中国企业要做到做好全球资源整合、全球责任与担当,企业家需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真谛是企业家的全球价值对接能力。重视“道”层面因素的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可能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要求。从2005年起,长江商学院成为全球首创,把人文课程系统引入管理教育。重视人文教育,提升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对接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是长江商学院的重要差异化发展策略。

第五是创业与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创业,创造一个企业就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够使更多的同仁和同事过上美好健康的生活,而这也是责任的一部分。创新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包括科技创新、管理理念创新,社会创新等。例如在企业管理方面,项兵提到,中国企业到目前为止没有产生一个管理理念可以风靡全球。到现在全球领先的管理理念,相当一大部分都是欧美企业和学者研究出来的。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崛起的时候,日本也产生了一批可以被全球复制的管理理念,如精益制造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源自于中国的管理理念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中国在管理学上的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可置疑,所有的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的阶段。美国追赶英国的时候也走过类似的过程,日本崛起的时候也是模仿为主,这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中国企业的过去40年是学习模仿为主。未来,创新这条路必须得走。

纵览世界,伟大的企业都具有出色的创新能力。创新,特别是跨越时代的大风流创新能力,是中国企业亟待提升的品质,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必备能力之一。所谓大风流创新,项兵介绍,像微软、苹果、特斯拉、亚马逊、谷歌、奈飞等企业,不仅创造出卓越的产品和服务,更是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和经济体系,影响甚至彻底改变了全世界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这种创新,创造出一片新的天空,产生了改变世界的变革,这就是大风流的创新。项兵希望,面向未来中国也能出一批引领全球的大风流创新。他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再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对此,项兵比较有信心。“中国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产出一批大风流创新的企业。”项兵认为,中国人的勤劳、善于学习、创业和创富精神、变革自我的意识等,都是有利条件。未来,需要提升或改变的是,要超越个人的创业与创富,从兴趣与爱好、社会效应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考虑创新。“大风流创新要能够解决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断推动人类迈向更加和谐与包容的新商业文明时代。”

全球商学院的3.0版本

项兵希望,中国能产生中国自己独特的东西,他觉得中国的优势就是在改革开放40年,各种管理理念都在中国进行了实践,欧洲企业、美国企业、日本企业、韩国企业等等,还包括全球的华人企业,都在中国市场进行碰撞交流。从这方面来讲,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平台与大熔炉。目前各国企业之间差异非常之大,但是项兵对未来原创一系列源自中国的新的管理理念,还是很有信心,因为中国可能已经是全球少有的大市场,各路兵马各种形式的管理都可以在中国的市场上各放异彩,这是很少见的。

项兵介绍说,长江商学院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开启东西方在管理理念的双向交流,而不是仅仅把西方的理论引用到中国。长江的发展理念,超越了体用之争,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或是体用的折中主义。项兵认为,如果站在仰视的视野,可能永远出不了大风流创新,永远不可能出现引领性的企业。如果只是模仿,只是追随,只是引用,中国企业最多就是西方理论的一个案例,中国企业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发展,没有大出路。

回顾长江商学院的发展历程,项兵认为在推动管理理念的双向交流方面,学院做出了一些贡献。长江商学院的全职教授绝大部分都在世界排名前十五的商学院教过书,获过终身教职,他们在全球拥有相应的学术地位,同时他们知道如何用国际性的语言把中国原创的管理理念进行穿透力的传导,传播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而这就是双向交流。随着中国企业原创的管理理念和有普世价值的商业实践越来越多,真正东西方双向交流的时代已经到了。这是长江商学院独特的使命之一。

聚焦儒家经济圈,布局全世界

作为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以及近二十年发展最重要的见证者,回顾长江商学院的发展历程,项兵以十年为单位,为长江商学院的发展做了如下划分和总结:

第一个十年,自创办之日到2010年,长江商学院主要聚焦研究在中国市场国企、民企和外国的跨国公司如何有效的竞争与合作,同时也研究中国的崛起与复兴对全球可能的影响。第一个十年,夯实了长江商学院在中国管理教育界领导者之一的地位,塑造了长江商学院的品牌。

第二个十年的重要作用,从2010年到2019年,在夯实中国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上,一步一步的走向全球。长江商学院在全球化方面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包括在美国、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和拉丁美洲等等,都有一系列的操作。

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关键十年,项兵借此变革时期,充分发挥长江商学院的全球视野和创新能力,把长江打造成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商学院之一。为此,他提出了“三个聚焦”。

第一,聚焦儒家经济圈和东盟。2017年底,借鉴“盎格鲁圈”(Anglo Sphere)的提法,项兵提出了“儒家经济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or CES)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都对儒家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感。儒家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八个经济体。儒家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庞大,内部经贸关系耦合度高,长期发展潜力巨大。经济方面,按IMF数据,2019年儒家经济圈GDP总量为22.7万亿美元,全球占比升至26.7%(美国为21.4万亿美元,欧盟降至18.4万亿美元)。贸易方面,2019年儒家经济圈商品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为27.8%,远高于美国(10.9%),低于欧盟(32.8%)。其中,儒家经济圈成员内部商品贸易比重较高(出口内部贸易占比40.7%,进口占比45.2%),与欧盟(内部商品贸易占比64%)相比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在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儒家经济圈企业数量达202家,占比达40.4%,营收额占全部500强企业总营收的38.7%。

项兵认为,随着世界发展格局的变化,在后WTO时代,大力发展儒家经济圈具有非常现实的战略意义。儒家经济圈成员拥有文化的同根同源性——儒家思想传统。儒家圈经济圈成员在发展模式、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比较大差异,但二战后在经济发展层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显示,在1960年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仅有13个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例仅为12.87%。而成功者中有五个来自于儒家经济圈: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澳门在2018年成功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儒家经济圈的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比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儒家经济圈虽然有长期、显著的文化认同,但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历史、语言、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环境、人口与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种状况,很好地诠释了儒家“和而不同”理念, 也和“文化自信”的理念一脉相承。因此,关注与研究儒家经济圈成员的差异和优势能力,倡导彼此互学互鉴,互补短长,对于增进儒家经济圈成员之间,以及儒家经济圈临近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非常务实的意义。

例如,日本在多方面的发展经验可能值得我们借鉴。他谈到,日本在近代多次成功地面向未来,拥抱共性,同时如何做到保持自己个性,也是文化自信的一个案例。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广泛向西方学习,但这并没有让日本失去自我,日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做得也不错的。日本的经验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无须对立。再如,日本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样板。一方面,秉承“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注重人与自然稳定关系,倡导敬天爱人。另一方面,在人与人关系方面,践行人各有梦,友爱和谐。此外,日本的国民教育和素质举世闻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实现了全民致富,形成了中产阶层为多数的社会结构——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先决条件。有别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模式。

日本是儒家经济圈内唯一拥有一批世界级B类企业[1]的国家和地区,如丰田、本田、索尼、松下、新日铁等,它们既是创新的主要实践者,也是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的主导者。这些世界级的B类企业,是日本现代性的核心构成,这与中国的国企和民企为主导的企业生态体系形成了对比。近年来,日本的基础科学与研究厚积薄发。目前,日本拥有25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13位在2008年以后获奖。获奖者中,物理学奖11人,化学奖7人,生物和医学奖4人,展现出较强的全球优势。

项兵指出,在发展儒家经济圈的基础之上,中国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区域化战略。例如,从儒家经济圈到包含东盟的东亚。通过大力发展儒家经济圈(CES),构建“CES+ASEAN”融合发展机制,同时加速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进而形成更为全面的和更有深度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同理,在后WTO时代被重构的世界大循环中积极建立东亚循环,打造一个经济协作与文化融合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极地,将有助于中国应对后WTO时代的挑战。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东亚是长江商学院走向全球的区域性定位和战略差异化。”项兵谈到,“长江商学院走向全球的第一个聚焦点是成为东亚影响力最大的商学院。”

第二个聚焦点,长江商学院将致力于为全球培养新生代的经济颠覆的力量。这个理念正是项兵提出来的,他在全球参加许多会议,做过许多演讲和短训教育。项兵一直在观察,经济体和经济体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他发现,过去30年,中国经济产生的颠覆的力量至少有一点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无论是产生的大规模企业,还是产生的新的富商,在过去的5年、10年、20年或30年,从不同的时间节点来看都是惊人的。在中国最有钱的人名单中,前10名或前20名的变化速度,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日本,前10名或前20名的富人,过去20年几乎没有变化,他们没有产生新的大企业。如果独角兽公司的数量是未来经济颠覆力量一个指标的话,全球有400多个全球独角兽公司,日本只有两家到三家,所以日本国家在创新方面是一流的,然而在经济上颠覆的力量是乏善可陈的,欧盟也是一样,澳大利亚也是一样。

“长江商学院一直聚焦未来,聚焦于研究与解决中国乃至于世界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重大挑战及问题,而不是过度地追求商学院聚焦排名与认证。”项兵认为,经济上没有颠覆的地方,也就没有年轻人的上升通道,社会流动性就会大受限制。如果上升通道受限制的话,可能很难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比如现在法国出现的问题,正是社会治理出了问题。所以考虑到这一点,长江商学院走向全球的又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为全球打造一个培养新生代经济颠覆力量的平台和生态体系。

在过去的7年,长江商学院和腾讯合作了未来商业学堂,和百度合作了长江百度学堂,和京东合作了长江京东金融科技学堂,和字节跳动合作了长江知春学堂,和阿里合作了数智创新学院,长江商学院在与中国顶级的PE、VC合办的学堂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长江商学院未来的规划正是一步一步地在日本、在韩国、在东盟、在欧洲、在拉丁美洲展开一系列的这种课程,建立一个全球的生态体系,为全世界培养新生代的经济颠覆的力量。一个源自中国的商学院,为解决全球重大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解决方案,是长江商学院走向全球的第二个聚焦点。

第三个聚焦点是重视社会创新。长江商学院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管理教育创新方面做了从1.0到4.0的探索与实践。

长江公益1.0阶段:从创办第一天起,长江就高度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早在2005年,长江即率先系统地将人文课程引入管理教育,这可能是全球第一家商学院系统倡导和发展人文教育。长江希望借此能够引领世界管理教育由“术”而“道”,培养具有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商业领袖,以商业和社会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长江公益2.0阶段:一直以来,长江都重视引导学员关注财富的整个循环,从为何经商、如何经商,到如何使用财富。2010年起,全球首创EMBA 48小时公益学时制度,学员必须完成48小时公益活动方能毕业;2014年起,再度首创式地将公益和社会责任课程作为EMBA的“开学第一课”;2017年起,在MBA、FMBA等学位项目中引入24小时必修公益学时及“公益第一课”;同时,长江首创设立公益奖学金(2002年)、长江公益基金(2009年),长江公益奖(2014年)等引领式创新,不断拓展商学教育逻辑,重视公益课程与社会责任,倡导“无公益,不长江”。

长江公益3.0阶段:近年来,全球均普遍面临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与阶层固化,可持续发展等三大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政府、企业或非政府组织中的任意一方都无法独自、有效地解决。三者必须通力合作,协作创新,以科技、商业、社会创新等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基于这一点,2018年起,长江将传统的公益和社会责任提高到新的高度,再次开创性地将社会创新课程列为所有学位项目必修课,倡导企业不仅仅为了创富而追求创新,也要为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而探索创新,推动构建和谐社会。

长江公益4.0阶段:面向未来,长江把责任担当的视野从中国拓展到全球,致力于为全球培养一批重视社会创新的经济新生代颠覆性力量,为全球问题贡献中国解决方案和中国智慧。

基于此,继与哈佛肯尼迪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院、联合国企业司、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等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之后,2019年,长江商学院又与日内瓦研究生院(GIG)签署合作协议,联合推出双学位课程。这是日内瓦研究生院与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开展双学位合作之后的第二个与联合双学位课程项目。长江希望借此把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的合作拓展到欧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开拓欧盟及非洲市场,撬动国际组织中社会创新的学术力量,通过企业、政府、NGO、社会的通力协作和创新,共同解决全球社会问题。

长江走向全球的三个战略聚焦点,区域上是儒家经济圈和东亚,经济上是为全球培养新生代的经济颠覆的力量,社会发展层面是重视社会创新。项兵说,长江商学院在新生代经济的颠覆模式上,无论过去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还是长江商学院这些年的积累,长江商学院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具有全球引领性的,再加上对社会创新的重视,无论在“术”的层面,还是“道”的层面,长江商学院的未来发展通道是顺畅的。

长江商学院的梦想不只是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商学院,他们更希望以新的“道”让长江商学院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催化剂。或许,宏大的使命并非一代人能够完成,但是,长江商学院理想主义的薪火应该代代相承。为此,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1] 项兵教授根据企业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程度,将全球的企业可以程度划分为三大类:家族型(A类)、现代企业制度型(B类)和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超现代企业制度型(C类)。其中,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程度最低、最原始是个体户,股权100%集中在经营者手中;分离最彻底、最为现代的是国有企业,多数股权集中在公共所有者的集体代表手中。个体户和国有企业是两大极端代表。

文章来源:《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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