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定义凌志军的新书《中国的新革命》是时政书籍还是商业书籍。可以确定的是，他凭借《交锋》那样的时政畅销书获得巨大声誉的时代已经过去。“改革”、“左”与“右”，这样的字眼已经令人们疲倦，因此在2006年一些学术界、思想界的人士为了这些意识形态的字眼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凌志军显然正在埋头写作他的这部新书，无暇他顾了。
这场争论最终成为了口水之争，而它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显然比《交锋》一书中所描述的那场争论差得多。这似乎表明，中国社会已经按照自己的既有逻辑向前演进——无论这种逻辑是普罗大众们的欲望和行为自发形成的，还是领导者的战略构想规划出来的。因此到了今天，“交锋”只不过是个历史注脚而已。
对于历史的书写者来说，描述这种逻辑背后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鲜活的人生，无疑是一件很迷人，但又充满挑战的任务。成为威廉·曼彻斯特，写出《光荣与梦想》，这一直是许多写作者的梦想，而凌志军的这部书使得他成为同时代写作者中最接近这个梦想的——
当然只是接近。
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光荣与梦想》。首先是短短30年的转型历史，浓缩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虽然对于彼岸，很多人都有共识，但是去向彼岸的线索，以及众多约束条件会如何影响走向彼岸的过程，谁也难以有清晰的把握。
尤其是，中国这30年转型历史最不出人意料之处在于，历史往往从最出人意料之处突决而出——农民只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却引发农村生产力爆发性增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又迅速沉沦；夹缝中的私营企业却拥有野草般的生命力，并且在经济格局中拥有分庭抗礼的力量。
对于需要用后视镜和望远镜观察历史的写作者来说，观察者与这段历史的距离实在太近。过于急切的思考，仓促中搭建起来的分析框架是没有办法炮制出杰出的历史书籍的。
第二个原因是写作者们缺乏开放性的思维和语言。长期以来，习惯与使用道德评判、脸谱化描述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写作者们最大的掣肘。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人物命运和时代潮流之间的交互关系，在我们的写作者笔下都显得机械、陈旧、沉闷，并且对历史缺少人文精神的关照。
可以说，凌志军的这本书已经最大限度地突破了后一瓶颈。在《中国的新革命》这部书中，比起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柳传志、段永基、杨元庆、李彦宏，与中关村发展息息相关的一干开明官员，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们与中关村里那些焦虑的科技人员一样，有着强烈的发展冲动和冒险精神——官员成为改革的风云人物，这也是早期改革的特色之一；他们也是中关村的孕育者之一，没有他们对中关村不遗余力的偏爱，也许它早在这场或者那场风波中夭折；这些官员甚至认识到，只有限制权力，官员们才能更好地担当服务的角色。
由于绝大部分历史当事人仍在任上，并且作者是应中关村管委会的邀请写作此书，因此可以想象，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做了淡化、隐讳等处理，但是依然可以想见出这些开明官员对于中关村历史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甚至也包括刚被定性为贪腐分子的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对于这些公务员历史足迹的追溯，应当是这部书最精彩的一部分。
此书带给人们的最大疑惑，也是中关村给人的最大疑惑在于：根据制度主义的基本原理，技术的革新不可能脱离制度的发展而出现。没有文明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没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技术就不大可能持续高速发展。同样，文明的、稳定的政治制度缺失，也就会缺乏企业家精神。
而中关村的成长中，并没有这样坚实的基础。
因此，在种种对中关村的质疑当中，关于中关村是否真的具有创新的基因，是否真的会成为硅谷这样的新技术孵化器，无疑是最尴尬，最致命的。
对此，凌志军的答案是，“应当肯定，直到今天它还不是一个新技术的发源地。它只不过是新技术的中转站。”
他还写道：“(中关村)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敏感、组织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种关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赔笑脸、恰到好处地拍马屁。”
也就是说，中关村在商业意义上有成功之处，从挑战旧体制的角度来说也是成功的；然而，这绝对不是中关村里一干豪气干云的“革命者”们的终极目标。看完全书，我们会和凌志军一起“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但是我们就是还没有看到“革命”。这种革命是建立在伟大的市场制度基础之上的，各个层面如同精巧的齿轮一般相互咬合，并行不悖。这种革命应该是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乐此不疲所描述的制度、社会和人。
因此，虽然出版商最后把全书定名为“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并成为此书的打眼之处，并且符合凌志军一贯的宏大叙事的喜好，但是从中关村本身，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典型的社会的现代化演进进程，这里有的是野心、梦想、阴谋，这并不足以构造一场“革命”。甚至，凌志军的写作最后也在一场关于中国自主研发芯片的闹剧中戛然而止。
有评论者曾经认为凌志军对于互联网企业不熟悉，是全书的遗憾。但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中国互联网一些清醒的人士开始反思：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带有“中国基因”：邯郸学步，低水平重复竞争，缺少社会尊重，互联网并没有为中国人带来后发优势和超越机会，“革命”没有到来。
所以，我们与其批评凌志军，不如思考一下“革命”为什么没有到来，此中大有深意。对于作者的求全责备倒是不公正的，革命尚未成功，如何书写革命？凌志军至少正在为中国的现代历史写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应该向凌志军致敬，希望我们也有机会向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致敬。